李景屏：乾隆帝與法國神父蔣友仁

蔣友仁[Michel Benoist（Benoit）]生於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法國人，1745年（乾隆十年）來華，因其學識淵博、漢語能力強而供奉內廷。當時供奉內廷的西洋人一般是畫家、機械師和鐘錶匠，但蔣友仁卻是個例外。他在法國原本是個天文學家，精通數學、物理，是作為修訂曆法的人才被召到北京的。

自德國傳教士湯若望擔任清王朝國子監的第一任監正以來，繼之而就任監正的西方神職人員有：南懷仁、閔明我、龐嘉賓、紀理安、戴進賢、劉松齡、傅作霖、高慎思、寧國安、索德超、畢學源。欽天監從來都是洋人薈萃的地方，蔣友仁來北京時，奧地利神甫劉松齡，因欽天監監正戴進賢神甫的去世而剛剛升任監正，循例升為監副的則是葡萄牙籍神甫傅作霖。欽天監並不急需治歷人員，最迫切需要的是能製造噴泉的人。

由於乾隆帝對路易十四所贈送的《法國最漂亮的建築景觀》一書中凡爾賽宮噴水池的圖片很有興趣，產生了「建造帶有『大水法』（噴水池）的西洋風格之宮殿的想法」。早期來華的神甫中還無人懂得噴水池的設計，他們便把希望寄托在精通多種自然學科的蔣友仁身上。經郎世寧及其他在京神甫的推薦，蔣友仁成為試製「大水法」的人選。

到北京才兩年的蔣友仁被任命為圓明園「大水法」的設計者，此時的蔣友仁已經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蔣友仁不僅呈上「大水法」的模型，還給乾隆帝講解了水利學的原理。「龍心大悅」的乾隆帝，決定在圓明園的東北角建造一座西洋樓——海晏堂，把歐洲建築風格與中國情趣結合起來，蔣友仁遂成為圓明園西洋樓的設計者之一。由蔣友仁設計的「大水法共有54個垂直噴泉」，同「環繞凡爾賽宮階梯的那種噴泉」有異曲同工之妙。

乾隆帝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為此蔣友仁繪製了一幅12法尺半長、6法尺高的世界地圖。在繪製這幅地圖的過程中，他吸收地理考察的最新成果，增加了新發現的一些國家，刪除了舊地圖中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內容，還寫了一份有關地球、彗星及新發現的其他星球運行軌跡的說明，又附有一份對地圖進行解釋的文字說明。這份世界地圖，成為蔣友仁獻給乾隆帝六十大壽的賀禮。乾隆帝極其珍惜這份賀禮，不僅令人予以複製，分別收藏於宮中、軍機處，還讓人把新發現的內容加在宮中的地球儀上。

蔣友仁為乾隆帝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主持了《皇輿全圖》的銅版印刷。《皇輿全圖》是在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繪製的。乾隆二十年（1755）在第一次派兵出征準噶爾、生擒准部首領達瓦齊後，立即派遣國子監算學總教習何國宗同傅作霖、高慎思兩位神甫前往新疆進行實地勘測，以便繪製出那一地區的地圖，進而對康熙《皇輿全覽圖》進行補充。在實地勘測的基礎上，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繪製出《皇輿西域圖志》，並在一年後把《皇輿西域圖志》補充進康熙《皇輿全覽圖》，從而形成乾隆《皇輿全圖》。

雖然中國早在明代就有銅活字版印刷，但缺乏銅雕版印刷的經驗，在當時的國內找不到可以主持這項工作的人，即使來華傳教士對此也是一竅不通。這一艱難的工作再次落到蔣友仁的肩上。經過多次試驗，他終於用104塊銅版印出《皇輿全圖》。

蔣友仁所做的有關氣體的實驗，也令乾隆帝記憶猶新。那是乾隆三十七年臘月二十（1771年初），長於繪畫的義大利神甫潘廷璋與掌握修理鐘錶技術的法國神甫李俊賢來到北京，他們帶來了一台抽氣機和一台最新研製的望遠鏡。為了使乾隆帝能儘快了解抽氣機的工作原理，蔣友仁在對機器進行調試的過程中，用中文撰寫了一份詳細的說明書，對其工作原理及使用細則都做了介紹，並建議在來年開春後進行實驗。蔣友仁選擇了21種有趣的實驗，為乾隆帝進行演示。乾隆帝饒有興緻地就空氣如何能使氣壓計內的水銀柱上升，以及由水銀柱位置的改變所反映出的空氣力量變化的原因進行探討。很快就掌握了操作方法的乾隆帝，不止一次地用抽氣機做實驗，給朝臣及后妃們演示空氣的壓力、彈性、壓縮、膨脹等特性。

最新研製的望遠鏡也同樣引起乾隆帝的興趣。這種最新研製的望遠鏡在一年前才試製出來，為了區別於以前的牛頓式望遠鏡，被稱為反射式望遠鏡。乾隆帝認為，反射式望遠在鏡底上開的孔會減少反射光線，便詢問蔣友仁可否通過調整另一塊鏡子的位置來消除這一弊端。蔣友仁解釋道：調整另一塊鏡子位置的做法，與牛頓式望遠鏡所採取的增加反光鏡的做法原理相同，但牛頓式望遠鏡移動不便、很難對準要觀察的物體，因而才被底鏡上打孔的反射式望遠鏡所代替。

蔣友仁在陪同潘廷璋進宮中作畫時有機會同乾隆帝進行更多的交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彼此交談的詳盡內容。乾隆帝曾向他詢問了許多有關外部世界的問題，諸如：歐洲共有多少個國家？多少軍隊？作戰的方式及謀略有哪些？在歐洲各國中是否有一個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法國及歐洲哪些國家的女子可以繼承王位？除了伊斯蘭教徒外（主要是指土耳其），同俄羅斯交戰的還有哪些民族？哪些國家在軍事上戰勝過俄國？這些年俄國為何能在科學、藝術方面取得那樣大的進步？俄國在與其他國家交往時使用何種語言？法國與俄國是否有外交關係？法國是否有學者在俄國宮廷供職？俄國軍隊中是否有法國人？哪個歐洲國家控制了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的首都雅加達）？在呂宋（今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歐洲人是哪個國家的？上述地區離歐洲如此遙遠，如何進行有效地控制？在地圖上所看到的遠離歐洲的一些地方所標明「新西班牙」、「新荷蘭」、「新法蘭西」，這些新王國指的是什麼？在繪製地圖的過程中，對那些從未去過的國家及地區、對沒有地圖的國家，如何繪製？海上的路程如何計算、海面上的方位如何確定等等（《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中國回憶錄》VI）。

對乾隆帝提出的問題，蔣友仁都極盡所能地予以回答。如在介紹控制巴達維亞的是荷蘭人時，他就講到荷蘭的政體是共和制：國家對所屬各省——包括對海外殖民地的巴達維亞通過任命總督來進行統治，如果總督濫用職權將受到懲罰，最嚴重的將受到審判，等等。

蔣友仁除供奉內廷，還堅持科學研究，並把研究成果寄回法國，同時兼任法國耶穌會負責人。而當時正是耶穌會在歐洲接連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時期，葡萄牙、法國、西班牙先後驅逐耶穌會，教皇克萊芒十四世則在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下令解散耶穌會（直至1814年才被羅馬教廷宣布恢復）。

耶穌會是天主教的一個修會，1534年由西班牙貴族羅耀拉?依納爵所創建，其宗旨是對抗宗教改革運動。而同其他修會相比，耶穌會最大的特點即在於重視教育、大力辦學，幾乎壟斷了歐洲的教育，笛卡爾、伏爾泰、狄羅德等啟蒙思想家都曾受教於耶穌會所辦的學校。耶穌會不僅壟斷教育，也通過擔任國王、貴族的「懺悔神父」極力染指政治，因而同王權、同天主教內其他修會以及同中產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成為眾矢之的。但在華的耶穌會士，卻受到乾隆帝的庇護，尤其是當天主教的其他修會對法國耶穌會的財產垂涎三尺、企圖侵吞時，乾隆帝下達了「各國人所住之堂由各國人自行管理，他國人不得參與」的命令，使得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依舊可以「任意處理其一切財產」（[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蔣友仁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1774年10月23日）突然中風去世。乾隆帝賜葬銀100兩，在北京西郊安葬了這位為清帝國效力30年的法國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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