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鬥與一戰前的英德競鬥相比較，結果如何？

我們需要從戰略和政治角度，既宏觀又深切地比較1907年時的英德競鬥與2018年時的中美競鬥，由此揭示後者的相對嚴重性和它包含的世紀性對抗甚或衝突潛能。然後，筆者要嚴重質疑當今世界許多人有關中美競鬥的「驚恐主義」（alarmist）見解和論調。

首先談1907年，即英俄協約達成、同盟-協約兩大對立陣營形成時的英德競鬥。在那個歷史關頭，雖然已有英法協約和英俄協約，雖然已有開始根本轉變英國大戰略方向的1906年「克勞備忘錄」，但與此同時，英德競鬥的嚴重性和英國投入未來大衝突的不確定性還遠不能為英國議會和輿論接受。

真正震動英國的僅有德國造艦狂潮。至於德國的地緣戰略挑釁或挑戰，當時至多只針對英國主要潛在軍事盟國法俄兩國的重要勢力範圍，即摩洛哥和波黑等地區，加上土耳其和南非等英國的部分海外戰略外圍，但還未衝擊英國面對德國的真正戰略前沿，即北海和低地國家。

現在讓我們與2018年的中美競鬥作相應的戰略和政治比較。首先，美國國內針對中國的動員程度遠超1907年的英國，因為國會和輿論已被說服中國是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短期、中期甚而長期頭號對手，就與中國競鬥的戰略方向和在各大範疇內需採取的根本政策取向來說，大致也是如此。或者說，美國國內三大政治勢力，即共和黨民粹派、共和黨建制派和民主黨就此已形成起碼的共識。

中美競鬥的根本直接起因不僅是中國戰略性軍備的崛起，而且是南海突進以及「一帶一路」，特別是前者被視為美國及其西太平洋同盟體系的戰略前沿受到了重大衝擊。倘若只是要實現台海兩岸的統一，那麼美國仍然會認為中國的戰略目標頗為有限甚或是防禦性的，但現在遠非僅是關於台灣的訴求。

不僅如此，在美國看來，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程度大大超過1907年的英德。當時英德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是多年常態，但現在因為中國被美國凸顯、演繹和反覆強調其戲劇性事件和戲劇性對比（後者指中國被認為過去搞改革，現在不搞改革，而且還倒退），中美意識形態對立被凸顯，而且被擴大。

儘管盲目樂觀不可取，甚至「審慎樂觀」也不大靠得住，但我們仍須做反向考察或平衡，確定「驚恐主義」至少是不可取的。之所以如此，有以下五個原因。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約40年的國際力量分布變更的總動能比當今世界猛烈得多，也複雜和難處理得多。19世紀60年代，十年內三大強國（德國、日本、美國）急劇崛起，而現在大致上只有一個強國中國急劇崛起，且總體實力和軍事實力與既有超級大國美國相比還有頗大差距，可以說遠大於當年的英德差距，因而動能較弱，結構較簡單，處理較容易。

二、國際法、國際倫理和國際政治文化今昔大不一樣。就1914年前而言，國家主義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化」要強得多，對強權鬥爭的約束要小得多，與此密切相關的大國戰爭可能性也因而大得多。

三、國際機制當今遠非1914年前「世界末日的軍事機器」和「世界末日的外交機器」（基辛格《外交》一書內兩章的標題）那般危險和趨向於完全失控。

四、就引發大國衝突的「第三者」（中小國「觸媒」或「造亂促亂因素」）而言，與當今潛在的主要「大國衝突策源地」東亞西太平洋相比，1914年前的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構造和局勢更動蕩更危險。

五、中國當代的政治文化/戰略文化（或主流經驗）與俾斯麥1890年去職後德意志的第二帝國大為不同，前者不管近年來有怎樣的變遷，還是以相對審慎、國內優先、遇險退避和不憚讓步為主要特徵。

以上比較的主要結論是，未來頗不確定，與先前40年內的任何時期相比肯定危險得多。中美兩國的智識和政治能力都確實有限，而普天之下每一代人的記憶一向相對短暫。中美兩國距離潛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依然甚遠，但與過去40年內的任何時期相比絕非遠在天邊。相關的「底線思維」或最壞情況設想不可或缺，由此而來的憂患意識和審慎將有助於避免最壞情況的進一步趨近或出現。

原題：中美競鬥與英德競鬥之比較

作者：

時殷弘

Shi Yinhong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主要研究國際關係理論思想、國際關係史、當代國際政治和戰略、美國和中國的對外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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