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遇刺前兆：得罪了國民黨要人朱家驊，《申報》被禁止投遞

作者：金滿樓

1934年《申報》館主史量才的遇刺，實則是國民黨方面對其不滿逐步累積的結果。事實上，兩年前發生的《申報》「禁郵事件」就已經將雙方矛盾暴露無遺。

據《申報》派駐南京記者錢芝生回憶，「禁郵事件」最初由南京中央大學學潮引起，當時段錫朋以教育部政務次長的身份接任中央大學校長，孰料一入校即被學生包圍並遭群毆，其臉胸各部受傷，長衫被撕破，汽車玻璃亦被擊碎，情形極其狼狽。

事後，段錫朋與教育部長朱家驊將此事報告行政院，後者隨即下令將中央大學解散並先後逮捕學生六十餘人。

「毆段」風潮發生當晚，教育部召集各報記者開茶話會並發了一份關於此事件的油印通稿，之後《申報》雖然將之刊發，但教育欄卻另外刊發了一篇由錢芝生撰寫的《中大風潮原因》，其中揭露說：

本次風潮醞釀已久，其中很大原因是1930年朱家驊由廣州中山大學校長轉任中央大學校長後，學校經費積欠甚巨，引起教職員工和學生的不滿；

1932年初朱家驊升任教育部長後，校長一職虛懸半年之久，直到6月中旬才由朱家驊指派段錫朋接任，結果段入校後接見學生時又擺起官僚架子訓斥學生，由此引發被毆事件。

朱家驊

文章刊發後，朱家驊極為不滿，錢芝生也因此報道而被拘三天。

然而，事情到這還沒有完。1932年7月，朱家驊聯合上海市教育局長、CC系要人潘公展一同向蔣控告《申報》及史量才，其中大意是：

上海報閥史量才利用其報業權威，勾結上海一般無聊文人，專做「危害黨國」的工作。如《申報》的《剿亂評論》、對於大學學潮的記載和評論、《申報》「自由談」和《申報》月刊登載陶行知等的文章、黃炎培做《申報》設計部長等，都是不利於黨國的，等等。

更為用心險惡的是，控告信後還附錄了相關的剪報，其中尤以1932年 6月30日到7月4日由陶行知、黃炎培、楊杏佛、史量才等策劃的《剿亂評論》系列最為驚心，列舉如下：

「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上既一面造『匪』，政府復一面剿『匪』。……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勞苦之同胞，何莫非饑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槍口不以對外，而以之剿殺因政治經濟兩重壓迫鋌而走險之人民。」

史量才

「一部分『剿匪』軍隊，剿匪其名，剿民其實。……所謂『匪』者，即擾害地方魚肉人民之意，是則今日勒種鴉片、公賣鴉片、勒收苛捐、搜刮民財者，跡其所為，無一不積極『造匪』。……此輩『造匪』者，固獨不應先為剿滅乎？」

「今日政治上之所以紛亂，其最大之癥結，即為貪污，為不廉潔。……殺一貪官污吏，實勝於動員一師『剿匪』軍隊。……蓋今日之事，與其積極『剿匪』，毋寧消極不『造匪』。而懲治貪污、整飭軍紀，正即所以杜絕匪之來源也。」

錢芝生認為，當時蔣忙於「剿匪」，「日理萬機」，《申報》關於學潮與「剿匪」的評論他未必看到，但朱家驊與潘公展將如此這般的剪報作為證據呈送上去，那蔣介石焉能不勃然大怒？！

事實也證明，蔣介石當即在報告下用紅鉛筆批了「禁止申報郵遞」六個大字，並交由上海警備司令部派員駐上海郵政總局監督執行。

從1932 年7 月16 日起，除上海、南京、杭州之外，各地所定《申報》全部被扣，棄置於郵政總局地下室，警備司令部每隔一日深夜派車運往龍華焚毀。

7 月20 日，一名在郵局工作的讀者寫信到報館，告訴史量才《申報》被扣並被焚情況。

7 月21 日，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館來電，詢問報紙連續幾天不到的原因，史量才這才知道《申報》被禁郵。

眾所周知，《申報》辦在上海租界，本埠報紙由報館派車直接送達，外埠則全靠郵局遞送。

按1935年《申報概況》中的介紹，其當年每日發行量在15.59萬份，其中上海5.6萬份、江蘇3.5萬份、浙江1.4萬份、安徽1.2萬份、江西0.8萬份，山東、河南、湖北均在0.6萬份。

1932年《申報》發行量略低於1935年，則上海、江蘇、浙江三地之外的發行量接近於5萬份，相當於《申報》日發行量的三分之一。

這下，史量才就不得不慌了。最後，為了《申報》生存，史量才不得不百般託付私人關係進行斡旋，這才解除了這一危機。

然而，這事過後，蔣也就此盯上了史量才，後者的日子不好過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