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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體物理學與戰爭之間的糾纏,剪不斷理還亂

本文由《Nature 自然科研》授權轉載,歡迎訪問關注。




原文作者

/Sharon Weinberger



這本書對於

科學與戰爭之間令人擔憂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深受Weinberger好評。


《戰爭從犯:天體物理學與軍事的秘密同盟》(Accessory to War: The Unspoken Alliance Between Astrophysics and the Military) Neil deGrasse Tyson & Avis Lang W. W. Norton (2018)


《戰爭從犯》是美國天體物理學家Neil deGrasse Tyson的最新作品,最初源自作者的一次專業角度的靈魂拷問:時值2003年,Tyson在科羅拉多州科泉市參加第19屆太空基金會

(Space Foundation)

年會,眾多來自科學界、產業界和軍工界的人士懷抱著對宇宙的興趣共聚一堂。

在那之前,Tyson一直認為該會議關注的是對太空的和平探索,儘管會涉及「些許軍火貿易」。但就在當年會議召開之際,美國恰好打響了入侵伊拉克的第一槍。

這讓Tyson突然意識道,這場會議印證了一個更觸目的現實——公民科學與軍事航天之間既衝突又勾結的關係。



1946年,美國試射一枚繳獲的德國V-2火箭,該火箭技術隨後成功將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


來源: UHA/UIG/Bridgeman Images


在Tyson與作家/研究者Avis Lang合著的這本書中,他深入剖析了軍隊與天體物理學家、空間科學家、航空工程師以及其它相關領域人士之間的關係。

Tyson本人是著名的科學家、科普人士,曾任職於多個美國政府委員會,包括負責促進航天產業發展的委員會。因此,由他來談論這個問題再合適不過。

《戰爭從犯》對宇宙的科研歷史進行了史詩般的全面敘述,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最初的天文學家開始,綿延至之後幾個世紀的科學發現和技術進步。Tyson和Lang以毫不留情的坦誠口吻,

為讀者揭示了為何一直以來觀星總是有兩面,一面是「純」科學,一面也幫助製造戰爭

從星圖到計時器,再到望遠鏡和衛星,軍隊對天文儀器和發明創造的利用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而天體物理學家反過來也從軍隊獲得了資助和戰略支持。作者寫道,

「雙方在需求、興趣和資源方面都能互通有無。



伽利略的望遠鏡。


來源: Fine Art Images/Getty



大發現時代


在近代早期歐洲,這種模式更加明顯。

對權力、發現和擴張的慾望一度成為推動天體物理學發展的源動力。

15至16世紀,天文學作為一個新興領域,成為了帝國的一大工具。

各個國家利用自己不斷豐富的宇宙知識和星盤等儀器,開始向海航行,探索遠方。

哥倫布和麥哲倫

開啟的「發現之旅」在擴展人類認知疆界的同時,也摻雜著各種

暴力和掠奪

:及至17世紀,「載滿貨物和大炮」的巨型船隻布滿了海洋航線。

正如Tyson和Lang在書中所寫,正是「大英帝國締造者的霸權主義意圖」,促成了1769年詹姆斯·庫克船長觀測金星凌日的考察之旅,隨船考察的還有博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等。

但作者認為,

促使天體物理學成為戰爭的「歷史僕人」的,不僅僅是對權力的渴望,天文儀器的花費也進一步加深了這種關係

,由於造價過高,儀器製造不得不仰賴國家財政的支持;

甚至連伽利略在為自己的「察諜鏡」

(spyglass)

尋找金主時,都不得不標榜其在戰爭中的用途。

這種合作關係一直延續了幾個世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為激烈的時候,納粹德國軍方出資研製了V-2火箭,並在1944年首次發射,將目標直指英國等國。

二十多年後,同樣的技術幫助美國宇航員登上了月球。目前用於繪製森林砍伐圖、理解氣候變化的地球成像衛星最早於1959年升空,作為美國秘而不宣的「日冕」

(Corona)

計劃的一部分,這顆偵察衛星最初被用來監測蘇聯。



沃納·馮·布勞恩(右)在二戰期間完善了V-2火箭技術。


來源:Ann Ronan Pictures/Getty



競爭動力


Tyson勇於挑戰天體物理學所信奉的一些長期原則,尤其是認為對知識的追求能推動對科學的和平探索。

現實並非如此。軍事競爭不但催生了太空探索,缺乏軍事指令還會讓這些努力付之一炬。Tyson和Lang寫道:

「面對冷戰時期的太空競爭對手,美國在滿是塵土的月球表面留下了12位宇航員的足跡。」

而到了和平時期,美國卻將宇航員「大膽地送往很多人已經到過的地方」——近地軌道內的國際空間站。也許恰是因為競爭產生的這一連帶益處,讓Tyson在談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提議組建新的軍種——太空部隊

(Space Force)

時,也帶著些許贊同。

作者一直在強調

天體物理學家是「和平中看不見的犧牲者」

。冷戰的結束並未開啟一個寧靜探索科學的黃金期。

相反,隨之而來的是美國重大項目被接連取消,

如超導超級對撞機

(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這是一個擬在德克薩斯州華茲堡附近建造的粒子加速器,於1993年被下令終止。

如此說來,

如果戰爭意味著可以建造一個全新的精密科學設備,天體物理學家是否會因此而期待戰爭?



醒目的沉默


《戰爭從犯》發人深省,但是卻反常地遺漏了一點:

當今「僕人」的聲音基本缺失。

由於沒有讓更多的科學家發聲,尤其是那些與軍方合作密切的科學家,

Tyson和Lang未能觸及研究人員與戰爭製造者之間的一些微妙關係。

例如,作者在提及美國國防部技術創新局

(現稱作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

資助建造的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時,只是表面性地稱其能增強導彈防禦。書中寫道,這架望遠鏡可用於測量彈頭的雷達標記,協助導彈防禦系統將其擊落。「除此之外,它還能附帶用於天體物理研究。」

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深度參與阿雷西博項目的美國國防部科學家一直都表示,其對導彈防禦並無實際用途;所謂的軍事用途只是研究人員為這架有利於科學發展的設備打掩護的說辭。

事實上,軍事研究才是它的次要用途。科學家騙過了他們的軍事主人。

更重要的是,缺失了當今天體物理學家的視角會給讀者留下一個很大的疑問。

科學家面臨著什麼樣的道德衝突?他們要如何自證與軍方的合作是正當的?研究人員在得知哈勃太空望遠鏡是為了一個間諜衛星系統建造的之後,使用它時會感覺良心不安嗎?

書中得以一窺天體物理學家內心世界的唯一機會,就是Tyson在2003年巴格達遭炸彈襲擊時出席太空基金會年會所經受的道德煎熬。

無論內心多麼恐懼,Tyson都未離開會場。他寫道,

如果沒有戰爭,就「沒有天文學,沒有天體物理學,沒有航天員,沒有太陽系探索,也難有對宇宙的理解」。

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出,

這種仆主關係是如此堅固,無論主人有什麼缺點,這層依附關係都難以割裂

——即便那些在道德上嫉惡如仇的天體物理學家也難獨善其身。


原文以

The long entanglement of war and astrophysics

為標題


發布在2018年9月11日《自然》書籍與藝術版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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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6612-w




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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