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經濟增速慢一點挺好？
經濟增速減緩不一定是壞事
中國2018年GDP增速6.6%，比2017年降低了0.2個百分點。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4%，創09年第二季度以來新低，2018年GDP增速也創下1991年以來新低。
其實本來我們也不好意思提這茬，大過年的，還是應該說點吉祥話比較好。但畢竟這事是公開數據，這又是一個歡迎監督、兼聽則明的社會，用於面對現實也沒什麼不好——一國經濟持續很高的速度增長是不現實的，中國經濟的體量現在已經很大，未來中國經濟增速逐漸趨緩才是正常的。
由於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和貿易摩擦的影響，出口仍在下滑，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6%。去年12月出口同比降低4.4%，對美、歐、日發達經濟體出口同比均大幅下降，對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出口同樣大幅下降。
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提到，全方位對外開放要擴大進出口貿易，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不過在這條之前，更是提到了要擴大內需，「要努力滿足最終需求，提升產品質量，加快教育、育幼、養老、醫療、文化、旅遊等服務業發展，改善消費環境，落實好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增強消費能力，讓老百姓吃得放心、穿得稱心、用得舒心」。這些都是今年要抓好的重點工作任務。擴大內需被放在了第二條，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放在了第六條。
第一條則是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要推動先進位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要穩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加快處置『殭屍企業』，制定退出實施辦法，促進新技術、新組織形式、新產業集群形成和發展」 。
可見經濟發展模式還是要轉型。現在的關鍵詞是「高質量發展」，寧願走得慢一點，也要走得穩一點。如果真的能把經濟增長的質量提升上去，那麼慢一點也是好事。
問題在於，每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各路「中國崩潰論」就會出現。這些論調很無聊，其本質與以下這段話沒有什麼區別：
「就在剛過去的一周里我們剛經歷了一輪一年一度的「經濟崩潰」，八成的人不上班，股市休市。察覺到危機的中國人忙著湧進超市，瘋狂採購囤積生活物資，不少人上街點燃爆炸物（手動狗頭）。」
這些人的可趁之機還是在於經濟增速的下滑，所以單純地把經濟增速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等同起來，確實很有問題。
也正是在這個話語體系下，保住增長速度成了地方政府的壓力。徐現祥等（2018）在《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選擇：以高質量發展終結「崩潰論」》中，分析2000-2012年各省的經濟增長目標數據，發現在地方政府以要素積累和投入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情況下，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會顯著侵蝕經濟發展質量。
這很容易理解，因為在經濟增速壓力下，地方政府更傾向於通過加大投資的簡單粗暴方式，推動經濟發展。相對的，經濟發展質量就顧不上了。
轉向創新驅動發展
在《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選擇：以高質量發展終結「崩潰論」》中是這樣論證的：2000-2012年中國省區經濟傾向於以要素積累和投入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目標每提高1個百分點，經濟發展質量將顯著下降1-2個百分點。
地方政府通過干預要素市場來調控經濟，早已不是新鮮事了。要素市場化進程滯後於產品市場化進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地方政府干預，控制資本、勞動力、土地、技術、能源和環境等要素市場，從而調控經濟增長速度。
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由於種種原因，國內的勞動力價格很低，這一中間要素的成本就很低廉。而在過去出口導向還比較明顯的時候，廉價的勞動力就成了中國製造在世界上競爭的優勢。與之類似的還有環境成本，過去經濟發展的很多代價就是環境的污染和破壞。
這在過去重視經濟增長速度、重視出口市場的年代，被認為是正確的道路。
高翔等（2018）在《要素市場扭曲與中國企業出口國內附加值率：事實與機制》中提到，中國企業出口國內附加值率的提升，更多是依靠加工貿易這一「低端嵌入」模式利用要素市場扭曲帶來的出口低成本比較優勢，而非源自企業內部技術升級帶來的價值攀升。在中國經濟面臨轉型、出口在經濟發展中地位不如以往、出口更重質而非更重量的今天，要素市場化配置要進一步優化，才能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轉向高質量發展。
這一點與《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選擇：以高質量發展終結「崩潰論」》中的結論不謀而合：當政策當局的政策工具是要素積累時，經濟增長目標與經濟發展質量負相關，當局無法兼得經濟增長速度目標和經濟發展質量目標，增長目標會侵蝕經濟發展質量；當政策當局的政策工具不是要素積累，而是創新驅動發展時，經濟發展質量是經濟增長目標的增函數，經濟增長速度和發展質量可以兼得。
說人話：粗獷發展不可取，創新品質是關鍵。
這一結論展現了對中國經濟的樂觀。如果中國經濟從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必須抑制地方政府追求高增速的衝動，那麼一時增速降低並不是件壞事。但走得慢點的時候，需要大力改革，比如說要素配置的優化就需要減少政府干預。
這種轉變也需要適應過程，按照《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選擇：以高質量發展終結「崩潰論」》的說法，「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終結崩潰論，既要求中央政府降低經濟增長目標，也要求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轉向創新驅動發展。這個政策路徑意味著，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經濟有望實現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雙重目標，為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貢獻新的道路選擇」。
「轉向創新驅動發展」，看上去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實則是對過去發展路徑的一種反動，屬於革命性行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和顏悅色地搞不行，光說不練更不行。
可真練起來，遇到的阻礙也少不了。
殭屍企業對創新的阻礙
這裡有一個例子，即殭屍企業對創新的阻礙作用 。
殭屍企業是指那些效率低下，利潤無法覆蓋貸款利息支出，負債占資產比例很高，還能得到外部如政府和銀行的不斷「輸血」而維持生存的企業。按照國務院的定義，殭屍企業即為「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持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
本該是被市場輕鬆淘汰的東西，卻還能夠生存，與地方政府穩定就業需求、銀行害怕壞賬等原因有關。
譚語嫣等（2017）在《殭屍企業的投資擠出效應：基於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中得出結論，一省的殭屍企業比例越高，當地非殭屍企業的投資規模越小，且這一擠出效應對私有企業尤為明顯，而對國有企業並不顯著。
這個結論並不意外，因為熱錢就這麼多，貸給殭屍企業多，其他正常企業的貸款就少了，相應的投資就會變少。而國企更容易得到貸款，民營企業受到的擠出效應自然更高。可以由此推測，在直接投資模式不發達的地區，民營企業更有賴於貸款融資，因殭屍企業擠占貸款而減少投資的影響就更大。
而當殭屍企業擠佔了寶貴的信貸資源後，正常企業，尤其是本就難以貸款的民營企業更難以得到貸款，也就難以在創新中投入資金 。
王永欽等（2018）則在《殭屍企業如何影響了企業創新？———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中，證明了上述殭屍企業阻礙創新的機制。按照擠占貸款資源的機制來推算，行業殭屍企業佔比每增加1%，同行業正常非國有企業的總專利、發明專利申請數目下降的比例分別為0.58% 和0. 28%，全要素生產率下降1.3%，而國有企業受影響並不顯著。
除此之外，這篇論文還提到了殭屍企業另有其他阻礙創新的機制，比如對外部資金依賴大的行業，正常企業可能會因為擠占貸款而無法繼續運營。
在高度依賴外部融資的行業中，殭屍企業比例每增加1%，將導致非殭屍企業總專利申請數目下降0. 8%，發明專利申請數目下降的比例為0.2%。殭屍企業的存在，依賴外部輸血維持市場佔有，本身在市場中就是不公平競爭。因此在市場高度集中的行業，殭屍企業佔比每提高1%，同行業正常企業總專利申請數目下降的比例為1. 2%，發明專利申請數目下降比例為0. 5%，全要素生產率下降1. 8%。
如果把中國各地方省市看作一個個在互相競爭的經濟體，那麼殭屍企業越多，這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就越弱，並且由於創新投入不夠而在長遠的經濟質量上走上惡化的惡性循環。前路漫漫，這個邏輯就像是溫水煮青蛙，逐漸耗盡這個地區的經濟活力，絕非好事。
但是，如果瞬間出清殭屍企業，對地方政府則在短時間內是劇痛。壞賬會暴露，地方就業會受影響，這些都很明顯，所以沒人敢碰。
這是個改革路上的難題，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話，今年要抓好的重點工作任務第一條里就有「要穩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加快處置『殭屍企業』，制定退出實施辦法，促進新技術、新組織形式、新產業集群形成和發展」，未來的方向已經很明確了。
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重要
說到就業，這也是個重點問題，在「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六個穩里排首位。
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是民營經濟創造的，很多畢業生不願回到家鄉就業也是這個原因。家鄉的三線甚至二線以下城市民營經濟不發達，好一點的崗位只有在名額有限的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企，稍好些的單位經常需要關係才能進入。
而國企則很多是資本密集型企業，也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渠道。政府進行的大規模基建投資等都需要通過國企施加影響，不可避免造成國企擴張。
根據郭長林（2018）在《財政政策擴張、異質性企業與中國城鎮就業》中的論證，由於民營企業多在產業鏈下游，如果政府實施財政政策擴張，更容易帶動產業鏈上游的國企產品需求，但中間投入品價格就會隨之上升，從而導致民營企業生產成本上升，進而抑制了民營企業的勞動需求。
也就是說，重複、低效的投資拉動，對國企有利，對民企有害。但國企能增長的就業有限，長遠來看，要保住就業乃至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低效投資拉動該盡量避免。
由此可見，在經濟增速放緩的今天，財政擴張政策也並非說上就上，還是要穩住，讓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增長。這是轉向創新驅動發展的必然之路，也能在長遠上有利於就業。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原本靠外部輸血的殭屍企業要儘快出清，以免阻礙創新，擠占信貸資源。
這個時候，就要回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里的這段話了：「要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正向激勵和優勝劣汰，發展更多優質企業。」
當然，這也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行事也需要謹慎負責的態度。比如毛其淋等（2015）在《政府補貼對企業新產品創新的影響———基於補貼強度「適度區間」的視角》中提到，適度的政府補貼才能夠顯著激勵企業新產品創新，而高額度補貼卻抑制了企業新產品創新。而楊洋等（2015）則在《誰在利用政府補貼進行創新？———所有制與要素市場扭曲的聯合調解作用》中提到，相比國有企業，政府補貼對民營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大；要素市場扭曲程度低的地區，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大。
顯然，雖然對民營企業要友善呵護，但 「溺愛」也要不得。前期合理地資助，中長期令其在市場中廝殺倖存下來，才會愈發壯健。而創新補助絕對不能淪為「騙補」。而且越是市場及安全的環境下，補貼的效果越能發揮。
廣大民營企業最需要的還是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一個行業里自由競爭的氛圍建立得起來，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優質企業會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不僅能助力解決就業問題，也能為創新提供動力，讓高質量慢速增長的經濟越發健康、穩健。
這樣我們這個號也能多接點廣告，多拿點打賞。
本回完
※殺市長、腐蝕2500萬美國人，這個霸主讓美國惱怒卻無可奈何
※熱水泡jio、卡魚刺別喝醋…醫生的新年願望，笑著就被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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