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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加創新,南宋史學家袁樞編出了彪炳史冊的成名作

現代社會,抄襲他人著作、剽竊他人文章絕對是人人喊打的無恥行徑,抄襲剽竊者也大都因此身敗名裂,烙上道德污點。

南宋時期有一個叫袁樞的人,他的抄襲可謂是登峰造極。他絲毫不在乎查重率百分之百的禁忌,一字未改、全文照抄了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內容,可是他不但沒有遭到時人的指責痛斥,反而被視為史學大家,彪炳史冊。

袁樞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答案在於創新,他在借鑒《資治通鑒》的同時,另闢蹊徑,首創了紀事本末體這一全新的史學體例。



袁樞,生於南宋紹興元年(1131 年),他自幼嗜學,飽讀詩書 ,尤其喜讀史書。而在各種史學著作之中,他最喜歡的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簡直是入迷至極,成為是司馬光的「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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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樞塑像

但是《資治通鑒》十分浩博,全書時間跨度1362年,分為294卷,約300多萬字。此外它是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為綱,使其有個十分明顯的缺點,即歷史事件和人物太分散,不是集中記述,而是被時間割裂成若干段,難以連貫。「一事隔數卷,首尾難稽」,讀的時候非常費力,往往一事或一人還沒有看完或正感興趣,與此毫無關係下一事或人就來了,導致讀者失去閱讀的興趣。

《資治通鑒》的難度是公認的。據說書修成後,司馬光希望編寫組以外的讀書人能看一遍,提提建議什麼的。很多人礙於情面拿去看了,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最終僅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人看了一遍。

司馬光也認識到自己讀書閱讀太過於困難,他晚年時曾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鑒舉要歷》,把《資治通鑒》簡化一番,但是力不從心沒有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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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

缺乏耐心和史學功底的人很難將《資治通鑒》讀下去,這也導致《資治通鑒》如陽春白雪,難以普及,至於書中蘊含的治國之道更是難以廣泛傳播。

袁樞讀的很苦,不禁頭疼腦大,時間一長,他產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把《資治通鑒》重新編排一下,閱讀起來不是很方便嗎?

在當時,史學著作的編寫體例只有紀傳體和編年體兩種流行體例,紀傳體的開創者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編年體的大家就是袁樞的偶像司馬光。

這兩個司馬都是史學權威、頂級大咖,尤其是本朝的司馬光在當時聲望極高,擁躉極多,想改動他的傳世名作,說輕的是不自量力,說重了是褻瀆大師。

而按照袁樞的想法是「不易其書,輯抄《通鑒》」,就是要照搬《資治通鑒》的全部內容,這個搞不好就成了抄襲名人的反面典型,斯文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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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

正因為有這樣的顧慮,袁樞沒有敢輕易行動。

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袁樞高中進士,正式走入官場。做官治民,更是需要方法智慧,《資治通鑒》中恰蘊藏治國之道,這期間袁樞早就將《通鑒》讀得爛熟於心。也正因為如此,他越發感覺這書實在不好讀,重新編排《通鑒》使其易讀的想法再次萌生了。

但是他的擔憂仍在,改動大師級人物的作品,搞不好聲譽掃地,一輩子玩完。尤其他心中已經醞釀出一種新的寫作方式「紀事本末體」,這個更是屬於挑戰史界陳規,開山立派的破天荒舉動。

心中有顧慮,難以決斷。

袁樞與楊萬里等當時的名人是好友,一日他將自己的想法和擔憂告知楊萬里,楊萬里也覺得《資治通鑒》實在難讀難懂,對袁樞的想法是大力認同和支持。

有了朋友的鼓勵,袁樞心裡踏實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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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樞塑像

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42歲的袁樞被外放為嚴州教授,離開京城從仕途上來說或許是打擊,但是這也使得他有時間有精力來實現心中的宏願了。

他開始提筆重新編纂《資治通鑒》。

袁樞經過多年的深思熟慮最終確定了「以事為綱,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首尾」的編撰原則。

然後袁樞開始從《資治通鑒》中輯抄所需的內容。他選取了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征淮南」間的 239個事件,每一個事件獨立成篇,各立標題,將事件的詳細過程(本末)悉數抄錄下來。

袁樞不僅抄了事件原文,同時還抄下了司馬光的史論,原文照搬,一字不漏。

由於《資治通鑒》實在太宏大,袁樞抄寫了兩年才完成重新編寫工作。

抄襲加創新,南宋史學家袁樞編出了彪炳史冊的成名作

《通鑒紀事本末》

最終袁樞將 1300多年的歷史事件,轉換為一個個完整連續的故事,分為42 卷、共記 239 事、另附錄 66 事,取名為《通鑒紀事本末》。



《通鑒紀事本末》寫成後,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稱讚。當時的副宰相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一本《通鑒紀事本末》,讀後大喜,立刻將書「分享」給頂頭上司宋孝宗。

到底是好書,宋孝宗閱讀後讚歎:「治國之道盡在其中」,然後命令即刻摹印十部,分賜給太子和重臣,並擢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通鑒紀事本末》成為了袁樞的成名作。

此後袁樞又任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史傳,不為虛飾」,被時人讚譽為「無愧古良史」

抄襲加創新,南宋史學家袁樞編出了彪炳史冊的成名作

宋刻本《通鑒紀事本末》

袁樞由此完成華麗轉身,由外放官員變成皇帝近臣,更重要的在於,他由一個官員變成了公認的史學大家。

袁樞全文照搬前人名作《資治通鑒》,是典型的「抄襲」行為,但是難能可貴的地方是創新。

他抄的是別人的原文,但是也灌注自己的聰明才智,突破史學編纂的舊格局,開創了紀事本末體這一嶄新的史書體例,形成了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大體例並立的全新格局。

袁樞以獨創性的「抄襲」成為了彪炳史冊的史學大家。

大家不是平白得來的,抄襲更不是一味地粘貼複製,依託他人的成果融進自己的智慧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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