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同義詞》：巴黎的局外人

以色列導演那達夫·拉匹德（Nadav Lapid）的第三部電影長片《同義詞》（Synonymes）是一部拍攝於巴黎的法國主製片電影，處女作《警察》（Ha-shoter,2011）使其在洛迦諾電影節引起人們的注意；入選戛納電影節影評人周的《女教師》（HaGanenet,2014）更是讓人對他的新作品充滿了期待與好奇。

但導演卻選擇了「出走」，從「遠方」巴黎以一個局外人的視角來繼續他對以色列的書寫。說是出走，但其實已然並不是第一次，因為整個電影都是基於拉匹德近二十年前在巴黎生活回憶的自傳，其中當然也不乏奇遇、迴響與幻想。

那達夫·拉匹德2000年代初服完兵役後就讀於特拉維夫大學哲學系，隨後成為體育記者並開始撰寫小說，在生活看似一帆風順之時他突然決定停止一切並遷居巴黎。一種無名且不解的類似於「憤怒」的情緒推動了他徹底離開自己的國家，以便拯救自己的「命運」。

在巴黎的生活期間他拒絕說希伯來語，完全切斷了任何與以色列有關的事物與人，借著一本法語詞典他瘋狂地希望精確地掌握這個拿破崙曾經使用的語言，似乎只有也必須這樣他才可以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猶太/以色列印記。他生活於清貧和孤寂之中，靠打零工養活自己，花銷精確至分，每日的食譜完全相同，克勤克儉地有些像是苦修士。

這種單調、邊緣的生活不是一種必須和必然，而是一個主動的選擇。他開始認識一些法國朋友並向他們講述自己以前的生活：以色列的種種，尤其是服兵役期間的遭遇。日復一日他對巴黎的幻想逐漸減弱，雖然對法國文化、法語的了解卻是在日益精進，他感到曾經代表希望的這個城市對於他來說其實也只是一扇扇關掉的門。他嘗試考取法國的電影學校卻在最後一關功敗垂成，恰好在此時，一家以色列的出版社決定出版他的小說集。帶著苦澀的失敗感他離開了法國回到以色列。

看過電影之後就可以發現這段拉匹德敘述的成為導演前的巴黎經歷，除去開頭和結尾，將主人公的名字換為約阿夫（Yoav），幾乎完全就可以成為《同義詞》的劇情梗概。

藉由此再與電影比較，就可以發現導演在拍攝這部電影時的處理方法：以現實主義的基調面對細節，用想像力的再創造加入劇情，最後再借隱喻的力量來完成表達。面對這部類似自傳的電影如是，仔細思考其實這完全也是之前兩部作品的創作方式。

所謂現實主義，所有涉及約阿夫的生活細節都是如此被處理；再創造的最大部分則是約阿夫所遇到的一對法國朋友這一設計，他們是艾米爾（Emile）和卡洛琳（Caroline），大資產階級實業家的富二代和他的女朋友，前者衣食無憂幻想成為作家，後者貌美溫柔卻也像男友一樣其實令人捉摸不透。

與他們的交往幾乎成為了約阿夫生活之外的最大生活，除此之外當然也不乏其它「奇遇」—比如領事館的打工經歷以及與若干猶太復國主義者（sioniste）的相識；而整部電影中約阿夫面對自己以及他人、世界的態度也就逐漸跳出個體經驗，成為了一個圍繞著以色列的隱喻。

拉匹德三部電影無一例外都是在講述兩個或者幾個「世界」的碰撞，並無交集、無法理解也無法和解的世界。《警察》中的激進左翼「恐怖分子」與特警；《女教師》中的兒童「詩人」約阿夫（是的，他也叫約阿夫）和女教師以及現實世界；再及至《同義詞》中的主人公與法國、與母國以色列。

拉匹德屬七十年代生的新一代以色列電影人，他們嘗試儘力擺脫「浩劫」（Shoah）/納粹屠猶/以色列復國等二十世紀重大歷史事件後世人在面對以色列（猶太人）時這唯一印象，以及由歷史記憶和世界政治角力而形成的對這種印記的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確式的立場—任何來自外部的對於以色列的「批評」和討論都很容易迅速地被套上反猶的立場。

儘力擺脫或者至少保持距離，以人性的角度祛猶太化地面對以色列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的種種問題（階級、貧富、與阿拉伯人的領土/種族矛盾）或者不帶歷史負擔地以一種現代的眼光來描述它，他們關心的是以色列人作為人而非猶太人的生活境遇。持這種商榷態度或者距離感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就如同在任何一個國家那樣，某種程度上反而會被視為一種局外人；而他們則就像當年的拉匹德和電影中約阿夫一樣，有一種困頓的不解感和逃離慾望。

這種對以色列社會/政治/教育系統下成長起來的國民人格的討論和商榷肯定表現在了藝術作品的細節之中，比如強烈的尚武或者不敗決心，因為失敗對於他們而言不是擇機東山再起，而是徹底的終結於死亡，也因此不管是約阿夫還是電影中的其他人從外表上看都是陽剛氣過足的肌肉男，而內心上則像是徹頭徹尾的男性強權主義者，甚至頗有幾分施虐狂（Sadism）的癥狀（在《警察》中尤甚）。

弔詭的是，在《同義詞》中對這種「人格」的商榷和表現卻偏偏因為此型人格本就過於浸入創作者自身而過度侵佔了藝術作品的肌理。

相較於《女教師》中的輕巧和遊刃有餘，《同義詞》則顯得過於乾澀和堅硬。故事過於「一路到底/死」，冷冽中缺乏細膩和輕柔，男主演原生態的表演雖然非常精彩（可以料想會是本屆柏林電影節最佳男主演的有力競爭者）但亦是有著同樣的問題。

且艾米爾/卡洛琳這一對朋友的設定也並非成功，他們過於虛空，甚至令人想起七十年代後義大利政治電影中那些為完成「政治任務」而出現的臉譜化角色。

《女教師》中有一句這樣的對白，幾乎可以視作那達夫·拉匹德的夫子自道：「詩意是與這個世界相反的東西，成為詩人是與這個世界的本質相斥的」，他的電影也慣於描繪這樣的「不尋常之人」。

《同義詞》中的不尋常，在海報上從上至下貫穿的法語形容詞中就可以看的出來：兇惡的（méchant）/下流的（obscène）/無知的（ignorant）/醜陋的（hideux）/衰老的（vieux）/卑劣的（sordide）/粗俗的（grossier）/可憎的（abominable）/惡臭的（fétide）/可悲的（lamentable）/噁心的（répugnant）/惡劣的（détestable）/愚蠢的（abruti）/平庸的（étriqué）….也許他尋找的其實是某些東西的反義詞。

採訪、撰文: Muyan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