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在清代龍袍等宮廷服飾上的體現

龍袍反映了多種文化、意識的相互借鑒與融合，形成了有別於其他朝代的特色服飾。概括言之，清代龍袍制度的形成，當是受了如下幾方面文化的影響。

中原漢文化的影響

明代中原漢文化對清代的影響是最為直接、廣泛。具體到服飾制度上，明代完備的服飾制度和高度發展的服飾文化意識都對清代服飾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清王朝基本承襲了漢文化內核——禮制，而服飾制度是禮制內核的表象之一。

乾隆 香色紗綉八團夔龍有水單袍

龍紋是中國最早的傳統服飾紋樣之一，早在仰韶文化時期就出現了龍紋。龍紋象徵天子，天子即龍。除了明代流行的龍紋外，夔龍紋在乾隆朝也得以恢復和發展，例如「乾隆香色紗綉八團夔龍有水單袍」。乾隆中期，針對團紋多為后妃穿著、滿地紋多為貴族穿著的現實，在頒布的《皇朝禮器圖式》中將八團紋分為下緣有平水紋和無平水紋，作為皇后、皇太后才可以穿服的吉服袍特定款式；而將滿地龍紋作為所有皇室及貴族女子都可以穿著的龍袍（吉服袍）形制。

香色翔鳳妝花緞女夾袍

鳳紋在明代是用於皇后服飾，妃嬪只能穿鸞鳳紋。清代崇德年間，服飾制度規定，只有皇后才能穿鳳凰紋，但不久後的皇后朝服畫像中紋樣均統一為龍紋，直到乾隆年間，鳳凰紋樣又開始出現在皇后的吉服中。

明黃色緝線綉雲龍紋天馬皮龍袍

東漢孝明帝時將十二章紋樣用在天子服飾中，王公貴族的祭祀服裝上章紋依次減少。其後近2000年雖代有更張，穿著場合也多有變化，但十二章紋一直存在於天子服飾中，代表著皇權思想。清雍正時期將十二章中的七章使用在吉服袍中，如故宮博物院藏清世宗憲皇帝的「明黃色緝線綉雲龍紋天馬皮龍袍」就採用了日、月、星辰、華蟲、宗彝、黼、黻七章。

女真文化的承襲

12世紀初女真建立了金國，部分女真人遷居中原與漢族同化，另一部分則留居東北。明朝末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形成滿族的主要組成部分。早期滿族的習俗,是女真族習俗的綿延。甚至直到進關以後,仍長期保持女真習俗，有些方面直到清代末期，依然如故。

絳紫地金錦襕棉袍

金代女真上層服飾制度融合了遼制與宋制，理論上遵循周制。儘管上層學習宋制，與宋人服飾依然存在很大不同。如保有如左衽、窄袖等特點。民間依舊存有女真舊俗，如《大金國志》所言，「金俗好衣白，櫟發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顱發系以色絲，富人用金珠飾」。

綠地忍冬雲彩紋夔龍金錦棉袍

金人死後實行火葬，在北京、遼寧、內蒙古、黑龍江等地出土金代墓葬均有火焚跡象，故金國遺存服飾實物極少，但在黑龍江阿城巨源金齊國王墓中出土了一批服飾，為金代女真服飾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依據。男墓主外層所著衣袍為「絳紫地金錦襕棉袍」，盤領、窄袖、左衽，屬女真族傳統的窄袖服飾，袍後左側外開衩，右側對稱開里衩，適合上下騎坐之便，兩側分內外開衩，有利於防寒保暖。另外還有三件交領左衽袍服，出土時穿在男身裡層，形製為交領、左衽、窄袖，左後側開衩。女屍外的棉袍與男墓主形制基本形同，這種形制一直延續到天命初年。

孝庄太后畫像

《欽定滿洲源流考》對金代服制評價曰：「我朝冠服之制，不必盡與金同。而便於騎射，視金史所載尤為過之，洵億萬世所當遵守也。」可見清代服制本身是為騎射方便服務的，既保留了一部分本民族服飾傳統，又有所改良。無論是龍袍（吉服袍），還是常服、便服均保留了窄袖、開衩這一基本形制，並改交領、盤領為圓領、大襟右衽。至於何時在領、衽部分有所更改已難確認，但是在孝庄太后畫像中中已看出明顯是圓領、大襟右衽。

金太祖陵團龍紋施槨首部

另外，清代滿族統治者對於龍鳳紋飾的喜愛，並非在建國以後直接從明代通盤吸收，而是部分繼承了女真皇室的習俗。在金中都的宮殿遺址及房山金陵中均發現有銅坐龍器物、在太祖陵內使用的龍鳳紋石槨、太祖陵中的金絲鳳冠、白玉鳳配飾，建築構件中發現的龍形瓦當、鳳紋瓦當等，在女真帝王的宮殿、陵寢中，可見金代女真的貴族中對於龍鳳紋的喜愛程度。

蒙古等少數民族與滿族文化的相互滲透

美岱召壁畫（三娘子）

歷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長期以來互相融合和影響。尤其在入關前，由於蒙古族與滿族為近鄰，在領土擴張、發展中與蒙古族保持了較為密切的聯繫，許多皇后、妃子是蒙古族。服飾文化也與蒙古族服飾互為借鑒，例如清代袍服與蒙古族袍服都具有箭袖，箭袖在女真先人及明末有關女真人的記載中幾乎都沒有提及，但在《清實錄》的插圖中，箭袖顯然是這個時候本民族普遍穿著的。箭袖在元代蒙古族服飾中很少見，但在明前期修建的蒙古族藏傳寺廟美岱昭寺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壁畫中的人物服裝中也出現了箭袖。

原文作者：胡桂梅

原文來源：《收藏家》2017年6月刊《威嚴與華美——清代龍袍略論》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收藏家》官方授權，歡迎分享！如需轉載，請私信聯繫！

頭條號

百家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