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稱為互聯網第一夫人，她是JPEG「代言人」，她叫Lena
每個做過計算機圖像處理的人，都認識 Lena Forsen。她是70年代一本瑞典雜誌《花花公子》的模特，她在雜誌上的一幅照片被 USC 的兩名研究員用來測試一個圖像壓縮演算法。從那一刻直到今天，這張照片都是圖像處理領域裡最常用的測試圖。圖片被起名叫 Lenna。她甚至有時被稱為互聯網的 First Lady。
Lena 本人知道這些事，但從未離開過自己的生活軌道。她不懂計算機。她兒子試圖給她解釋過，她還是搞不懂。這次《連線（Wired）》雜誌幾經周折才採訪到了臨近暮年的她。
還給她拍了一張同樣姿勢的照片。兩張照片相差了 46 年。
每天早晨，Lena 都會在專門為「互聯網第一夫人」設計的、鑲嵌有黃銅件的木製壁爐掛鐘下醒來。
二十多年前，成像科學與技術學會（the Society for Ima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將這件禮品贈予她，以表彰她在塑造我們如今的數字世界中的關鍵卻又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一部分計算機工程師眼中，Lena堪稱神話般的人物，其名氣甚至可以與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 Steve Wozniak 或者 Facebook 創始人扎克伯格比肩。無論你是否認識她，肯定都用過由她的照片創造出的技術；你拍的幾乎每一張照片，訪問過的每一個網站，甚至曾經分享的每一個表情包，都有 Lena 做出的一份貢獻。如今，這位已經 67 歲的退休老人正平靜地生活在自己的家鄉瑞典，這種與耀眼名聲之間的巨大反差令她格外神秘。
70年代，21歲的 Lena 以11月小姐的身份登上了《花花公子》雜誌——當時的她，僅身著一頂插有羽毛的太陽帽、靴子、長筒襪，挽著一條粉紅色的蟒蛇。（根據她提議，《花花公子》的編輯們在她的名字里多加了一個「n」，寫作「Lenna」，用以提示正確的發音。她解釋道，「我不希望被叫成 Leena 」。）
約六個月後，南加州大學的信號與圖像處理研究所（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 Signal and Image Processing Institute）拿到了這幅作品的副本，當時 Alexander Sawchuk 和他的團隊正在尋找一張新照片來測試自己的最新壓縮演算法。這種演算法，將使得體積龐大的圖像文件更易於管理。Lena 的照片混合了摺痕、色彩與紋理等複雜元素，因此使其成為演算法測試的完美選項。研究人員們撒掉了插頁的上三分之一部分，通過一組模數轉換器進行處理，並將得到的 512 行掃描結果保存在自己的惠普2100上。
這支來自南加州大學的團隊自豪地向實驗室參觀者們發放了副本，很快，這個因裸露肩膀而顯得極為性感的年輕模特形象就成為了行業標準，被轉發且分析數十億次，並最終成就了我們如今所熟知的 JPEG 格式。根據伊利諾伊大學工程學院編輯 James Hutchinson 的回憶，Lena 對於工程師們來說，如同「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激勵過無數戰壕中的美國士兵的 Rita Hayworth 。」
工程師們開始為她寫詩，並將自己的藝術風格融入到她的肖像當中，甚至把這類中央有摺痕的圖片統一賦予了適合文藝復興時期肖像的昵稱——Lenna。在1973年的電影《傻瓜大鬧科學城》中，當主角在 2173 年醒來時，面前就擺著幾幅需要識別的照片——包括斯大林、戴高樂以及 Lenna 。如今，雖然她的形象主要出現在媒體研究課程的教學大綱和編程論壇上，但人們仍然普遍將其視為一段不可磨滅的互聯網發展歷史。
然而，除了被計算機科學家們所瘋狂崇拜之外，「Lenna」同時也一直是爭議的源頭。羅切斯特理工學院現任校長 David C. Munson 就曾於1996年寫道，「我聽說女權主義者們認為這個形象應該退役了。」然而，二十多年後的今天，Lenna 仍然無處不在，甚至來自弗吉尼亞州的高中畢業生Maddie Zug 還在《華盛頓郵報》專門撰寫了一篇專欄文章。她解釋稱，這張照片引起了班上男生們的「性評論」，而將其繼續納入課程也正是存在更廣泛的「文化問題」的一大實證。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數學教授 Deanna Needell 在大學中也有著類似的記憶，因此她曾經在 2013 年與另一位同事發起了平靜的抗議：她們獲得了男性模特 Fabio Lanzoni 一張臉部特寫圖片的使用權，並將其用於自己的影像研究。然而，對這個問題持最嚴格反對意義的當數影像技術評論家、《極樂男權》一書的作者 Emily Chang。她在此書開頭的章節寫道，「Lena 照片的大量傳播，可以看作是科技行業內一種趨勢性行為。在如今的矽谷，女性仍然扮演著二等公民的角色，而大多數男性都對此視而不見。」對於 Chang 來說，Lenna 插頁被掃描下來的那一刻，「科技的原罪」就已經正式鑄成。
但在這場關於 Lenna 的辯論當中，明顯遺漏了一個重要的聲音——即Lena本人的意見。她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是在1997年，也正是在這場會議上，她得到了自己心愛的壁爐掛鐘。（《連線》此前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此次採訪的短文，題為《當網路明星遇見極客粉絲（http://www.lenna.org/wired_backups/4000.html）》。
影像科學與技術學會前任主席 Jeff Seideman 回憶，當時 Lena 的出席在會上引起了同僚們的轟動。他在採訪中指出，「這聽起來很傻，但當時人們確實震驚於居然真的有 Lena 這個人。其中不少人盯著她的照片看了 25 年，最終才選定將她作為測試對象。」自那時以來，互聯網經歷了快速發展，囊括了數十億用戶以及數萬億張照片，人們已經不再關心 Lena 的照片曾經擁有怎樣的傳奇故事，她的形象又引發了怎樣的爭議。
約一年前，筆者開始了自己對 Lena 的追尋之旅。對於這樣一位互聯網第一夫人，她的身份實在太過神秘。經過一系列徒勞無功的搜索之後，我發現她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是2015年——當時，她擔任了魁北克市圖像處理行業大會的「特邀嘉賓」。從此次會議留下的照片來看，她仍然保持著年輕時奪目的風采，充滿自信地站在舞台之上。筆者聯繫了會議的組織者，但他們說已經沒有她的聯絡方式，而且當時負責會議策劃的人已經去世。最後，會議主席 Jean-Luc Dugelay 同意了我們的聯繫請求，不過他警告稱 Lena 可能會拒絕採訪。他在回信中寫道，「她現在不想跟這些事扯上關係。」
就這樣，筆者在斯德哥爾摩的炎炎夏日裡，前去探訪這位「技術原罪」的當事人、Sawchuk選中的數字圖像「夏娃」。她把採訪地點定在了Stureplan，這是一座繁華的中心廣場，位於斯德哥爾摩的高端商業區。我在一座巨大的蘑菇形市政雕塑下等她。放眼望去，周遭的建築物樹立著數字廣告牌，其中三星 S9 Plus 廣告片正在宣傳內置的高解析度攝像頭。
不一會兒，兩位老婦人從一條小巷裡走了出來，Lena 帶著她的一個朋友。她身著黑白相間的印花裙和一雙粉紅色的勃肯鞋。雖然已經白髮，但她把頭髮緊緊向後梳起，並配上了優雅的發簪。她伸出手說道，「你好，我是 Lena 。」我們一起走進附近的一家商場，在咖啡廳的安靜角落裡安頓下來。Lena 點了一杯熱咖啡，擦了擦眼鏡，開始向我講述她的故事。
我們從最早的故事開始。高中畢業後，Lena 搬到了美國，住在一位親戚家並打零工支付住宿費用。她本來只打算留一年，卻一待就是八年。到 1971 年，她前往芝加哥、結了婚並且努力維持著生計。她的丈夫當時鼓勵她與當地的模特經紀公司簽約。她說，「我個子太矮了，很多衣服都撐不起來。但我接到了一些珠寶以及產品目錄的拍攝工作，之後又接觸到了《花花公子》雜誌。他們當時想拍一張我嘴唇的照片來當雜誌封面。」在此之後，她被介紹給一位名叫 Dwight Hooker 的攝影師，後者詢問她願不願意拍一點「花花公子式的照片」。她在採訪中表示，「我真的不太明白他們在說什麼，但我丈夫認為這樣很酷，而且能帶來不少收入。那時候我手頭確實比較拮据。」
在她的插頁照片出版之後，Lena 拿到了綠卡、離了婚並有了新的男朋友。《花花公子》雜誌隨後邀請她前去 Hugh Hefner 位於比佛利山莊的住宅，但被她拒絕了。她解釋道，「但最終我們還是被迫到了那邊，看著早上穿著睡袍的Hefner。他想讓我到加利福尼亞發展，但我並不感興趣。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
相反，她和她的男朋友搬到了紐約州羅切斯特，並以柯達模特的身份工作。她成為該公司的「Shrleys」之一——意為美麗的女性，她們的照片將被用於校準彩色膠片。（這個名稱來自第一位擔任該職位的女士 Shirley Page。）這是一份輕鬆的工作，朝八晚四。下班之後，Lena 有時候還會到當地的萬豪酒店兼職做一名調酒師。
在那段時間拍攝的一張照片中，她隨身帶著一本書與一把傘，在一台柯達Readymatic Processor Model 420旁邊擺出誘人的姿勢。在另一張照片中，她則出現在柯達公司 1973 年的照片目錄封面上，拿著攝像機與麥克風面露微笑。另外，施樂 7700 的使用說明書上也有她的身影，Lena 睜大雙眼盯著複印機打出的圖片，好像在機器中、在印紙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
圖：上世紀七十年代，Lena曾經擔任模特。她的照片最終出現在柯達與施樂與圖像相關產品的目錄封面上，而她為《花花公子》拍攝的照片則出現在一篇關於圖像處理課題的博士論文當中。
事實上，Lena的形象在這特殊的歷史時期得到廣泛傳播，絕對不只是一種巧合。上世紀上半葉，曾經大量參與到計算機相關行業中的女性群體成群結隊地離開科技領域，這是因為當時計算機正在由一種被視為低微的工作逐漸轉化為受到男性青睞的高腦力要求崗位。
技術歷史學家與《編程化不平等（ Programmed Inequality）1》一書作者 Marie Hicks 指出，「在 1973 年，當她的照片進入實驗室的那一刻起，有成百上千的女性被排擠出科技研究領域。這一切的發生都有一種必然的根源。即使他們沒有使用 Lena 的這張《花花公子》插頁，也必然會選擇另一張漂亮的白人女性照片。《花花公子》的事情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但更重要的是，這標誌著整個計算行業正在發生一場根本性的變化——代表著這一領域將只由部分人，而非所有人主宰。」
通過在《花花公子》雜誌與柯達的工作，Lena 還意外成為「神秘姐妹花」中的一員。事實上，在十九世紀後期，巴黎的殯葬師們也曾被一位不知姓名的年輕女子所吸引。她在塞納河畔遭到搶劫及殺害，但她的美貌引得人們開始為其製作死亡面具並大肆銷售這類複製品。他們將她稱為塞納河的陌生女子——L』Inconnue de la Seine。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她的面具激發了無數藝術家與小說家的靈感，同時也被用作急救人體模型的臉模。
同樣的，在二十世紀初，模特 Audrey Munson 的身體也被照搬到世界各地的鑄鐵與大理石雕像中。雖然她在自己的短暫職業生涯中曾經非常知名，但後來很快從公眾視野消失，並在死後以幾乎完全匿名的形式留下了同樣不可磨滅的形象。Munson 的肖像至今仍然點綴著紐約市的諸多橋樑與建築物，但直到現在，絕大多數人都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位女性和她的故事。
Munson 與 L』Inconnue 代表著一個更為龐大的群體，後繼者們的圖像被用於校準二十世紀照片與膠片的色彩。這些女性自身也給相關技術帶來了極大的塑造作用：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柯達公司首次使用 Shirleys 模特時，全體成員都為白人，因此柯達膠片很難真實地還原色彩更深的膚色。（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柯達公司才開始使用多種族 Shirleys 模特。）同時，Shirley Page也已經從公共記錄中消失；NPR雖然花了幾個月時間找尋，但最終還是無功而返。
這樣的趨勢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Suzanne Vega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聲音被錄製成了世界上第一段MP3，直到她孩子某位同學的父親祝賀她成為「MP3之母」。而到二十年後，配音演員 Susan Bennett 接到了一通電話，因為有朋友想知道為什麼蘋果手機的全新語音助手聽起來跟她的聲音如此像；事實證明，Siri 使用的音色正來自 Bennett 。通過對這個奇特家族的觀察，我們發現這些女性的形象與聲音早已與技術高度融合——儘管她們的名字、思想以及生活並沒有得到人們的關注。
讓我們再把話題轉回到 Lena 身上，直到現在，她仍然對自己的形象感到困惑。她回憶道，「當我在魁北克生活時，就曾經有個女孩找到她，表示「我可能記得住你臉上的每一個雀斑」。那個女孩非常激動，「哦，你是真人，真的有你這麼個人」這太瘋狂了。」但在交談中，她向我講述了她的人生故事，回顧她從美國到瑞典的旅行，她的婚姻和工作，她的孩子及孫子一代的生活。這一切都清晰地證明，如果說《花花公子》的插頁代表著一段奇特的腳註，那麼她的生活早已脫離了這段腳註，或者說人們根本就沒有把二者聯繫起來，也沒有人想到應該把這一切告訴她。
當我問她是否聽說過最近關於她形象的爭議時，她對於自己的照片有可能傷害或者阻止年輕女性參與科技行業的說法感到非常震驚。我給她發了一些關於 Lena 的評論文章，隨後打電話詢問她對這些觀點的看法。她說這張照片的內容非常有限，保留的部分只展示了她的肩膀，因此她不太明白這到底有什麼可爭論的。Lena 表示，「我在文章里讀到了 Lena 這個形象如同班上唯一的一個女生，我能明白這種感覺，她會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也許他們所糾結的一直都是完整的照片。」
圖：2019年1月13日，Lena在她位於瑞典南泰利耶的家中拍攝的照片。
Lena 對於 Sawchuk 以及其他技術從業者對她形象的使用並沒有任何不滿；她表達的唯一遺憾，就是她沒能因此得到應有的補償。在她看來，這張照片代表著一項巨大的成就，但它就像頭彩一樣偶然地落入了她的生活。她表示，「我為這張照片感到驕傲。」
她的這種感覺顯然有道理，畢竟與眾多從事技術行業的女性不同，Lena至少得到了承認，甚至因為自己的貢獻而得到了重視。Hicks 指出，「她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後人們開始以更簡單的方式使用這張照片，如今她成為這種不朽的一部分，永遠存在於機器的設計當中。而這也正是對技術偏見抱有擔憂的人們所關心的問題——科技行業正在故意圍繞一組特定的權力關係進行系統設計。」
正如 Lena 的身份已經被從「 Lenna 」形象當中剔除出去一樣，「Lenna」已經不能說是這位真實存在的女性的一部分。經過幾十年的傳播，其中的細節變得愈發模糊，時代與地點更加難以回憶，但她的形象卻在幾代工程師的努力下變得越來越豐富。
來自瑞典的 Lena 正在努力閱讀關於「 Lenna 」的文章，但卻慢慢忘記了自己的真實故事。她指出，「這一切已經變得極為遙遠」。她的兒子正好從事科技行業，他偶爾會向母親解釋她的形象是如何被使用的，又帶來了怎樣深遠的影響。她最後表示，「他每天都跟像素打交道。我弄不明白這些事，但我覺得我應該是做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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