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王莽得天下人擁戴，可不是靠虛的

文史 02-19

文/劉路

王莽能夠被當時多數士民視為「天命在身」，絕非是僅靠搞些讖緯迷信活動就能辦到的，他當政以後頒行了不少德政，令士民實打實的受惠，顯示出大政治家的風範，獲得了大面積的支持。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在漢哀帝死後，王莽通過大清洗掌權。就在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王莽開始組建自己的領導班子。史稱「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此外還有一個點綴其間的聖人後代孔光，可謂是「九人領導小組」。正是依靠這些人，王莽在牢牢握住手中權力的同時，終於開始推行一系列惠民措施。

從規模上看，這一時期的措施還比較零散，比之後來的托古改制，可謂微不足道。然而從效果上看，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普通老百姓，卻實實在在從中得到了不少好處。

救災民

王莽的第一個惠民政策是對災民和貧民的救濟。

元始二年（公元2年）夏天，發生了大旱和蝗災。時已加官太傅、號為安漢公的王莽，帶頭捐款100萬錢，並捐地30頃，交給主管國家財政的大司農，用以救濟貧民。上行下效，在政府首腦的帶動下，僅向災民捐獻土地、住宅的貴族和官僚就有230人之多。

在以個人名義救濟災民的同時，王莽政府還推出了一系列的賑災措施，以平帝的名義詔書全國：

如規定無災地區凡是資產不足2萬錢的、受災地區不足1萬錢的貧民，一律免稅。

發生瘟疫的地區，要空出大房子來給病人治病。一家死了六人以上的，政府發放殯葬費5000錢；四至五人的發3000；兩至三人的發2000。

又將皇家專用的牧馬場呼池苑廢罷，改設安民縣（在今甘肅省平涼市華亭縣），並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將貧民遷往居住。貧民在沿途的飲食均由各地縣級政府免費提供。貧民到達安民縣後，政府會分配田地和所需的生活用品，另外還對他們出租種田所需的犁頭、耕牛、種子等等。

與此同時，首都長安興建了五個里共200間廉租房小區，供貧民們居住。

為了控制災情，王莽還下達了一個破天荒的命令：捕殺蝗蟲。在我國古代，人們多認為蝗蟲乃是神物，祈禱敬送者多，而敢於捕殺者少。這在讖緯橫行的西漢中後期就更是如此了。

恐怖的蝗災

王莽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幾個敢於下達捕蝗令的人物之一。他不僅派遣專人負責捕捉蝗蟲的工作；而且還鼓勵民眾也起身滅蝗蟲，規定民眾捕捉到蝗蟲後，可以去政府那裡按捕獲的數量領取獎金。

作為這些惠民政策的制定者和落實者，無論是王莽本人，還是王莽領導的漢政府，無疑都值得我們尊敬和稱讚；我們也終於在血雨腥風之後，重新看到了過去那個志存高遠、樂善好施的王莽。

這一刻，權勢開始向民生傾斜了。

興文教

王莽的第二個惠民政策是大規模興辦文教事業，實行教育改革。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下令天下郡國遍立學校，郡級的稱為學，縣級的稱為校，鄉級的稱為庠，最基層的聚級的稱為序。要求在學、校各設經師一人，而庠、序則各設《孝經》師一人。至此，地方學制已經整齊劃一，全面興辦文教事業的時機，終於到來了！

第二年的八月，王莽修建太學、明堂、辟雍三位一體新太學的奏章得到批准，於是在羲和（主管文教的官員）劉歆的主持下，10萬名學生與百姓積極投入義務勞動，僅僅用了20天，一座佔地5.5萬平米、可容納1萬人、融合教學科研功能和政治禮儀功能於一身的新太學就宣告落成了。以其工程之巨，而功成之速，足見王莽早有準備，也足見此事當時得到了很多人的擁護。

從周到清，辟雍一脈相承

在新學校落成的同時，王莽對太學的師資隊伍進行了大規模擴建。王莽在西漢傳統的「五經」（即《易經》《書經》《詩經》《禮經》和《春秋經》）之外增設《樂經》，實現了儒家「六藝」並立的完美狀況，這大體上相當於今天大學裡的六個系。

隨即，王莽為每個「系」配備了5名博士官作為授業經師，並配有主事、高弟、侍講各8人作為教學助手。也就說，每個「系」有教師29名；太學總共有教師174名，其中主講的博士官30名。這大大超過了武帝建立太學以來的師資規模。

師資的擴建，是為了太學生的擴招。早在成帝末年，就曾經有一次大規模的太學生擴招，從1000人直接擴招到3000人。葛承雍先生認為這是王莽第一次出任大司馬時所為。但與王莽第一次執政一樣短命，這次擴招也僅維持了一年有餘，就恢復了1000人的舊制。

然而如今，再也沒有人能夠阻擋王莽擴招太學生的決心。王莽規定，每位博士官各「領弟子員」360人，全校30個博士，共要教授太學生10800人，比此前太學生僅1000人擴招了9倍有餘。

王莽還積極為優秀畢業生解決就業問題。當然了，這種措施並不是當爛好人，而是要選拔真才實學的人才。王莽規定，每年要從博士弟子中選拔100名優秀的畢業生直接進入政府，擔任公職人員。其錄取比例基本上是1:100的比例，雖然跟今天國考中某些職位1:4000的錄取比例根本沒法比，但就當時而言，競爭已經相當激烈了。

新太學建成之際，王莽又公開招攬儒家經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語義學、天文曆法、音樂藝術、軍事策略以及讖緯之學等各科的能人異士，彙集到首都長安做學術研究。前前後後慕名而來的至少有上千人，大家匯聚一堂，不分日夜地交流心得，切磋技藝，討論學問。

新太學之盛，不得不讓人想起，早已被專制皇權淹沒的「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復見於西漢

這場文教事業的改革，一直延續到王莽稱帝以後。無疑，這是一個大手筆，這項改革既有一個系統而長遠的規劃，又具備可行性。這可能是王莽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事業。其時文化之昌隆，連對王莽不屑一顧的班固、司馬光也不得不承認，直書於史，驚嘆其「制度甚盛」！

而太學生的擴招，無疑為更多有志向、有理想、有才華、有能力的孩子，提供了一條改變命運、實現自我價值的道路——至少王莽是相信並實踐了這條路的——而在此之前，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他們的才華將隨塵土掩埋，他們的一生將碌碌無為。

筆者因此而不得不懷疑，王莽終身熱衷於教育事業，恐怕與他自己那段難忘的親身經歷有著很重要的關係。

減酷刑

王莽的第三個惠民政策，就是從法律上，對婦女老幼採取了相對照顧的政策。

元始四年（公元4年）正月，新法令規定：如果婦女沒有親自犯法，或者年過80的男性老人、7歲以下的男性兒童，不是犯了什麼大逆不道的重罪，都不允許輕易逮捕；只有詔書特批以後才能逮捕。這些無疑是對婦女老幼等弱勢群體的一種人性關懷。

在推進惠民政策的同時，王莽也開始加強意識形態建設。元始三年夏，他根據儒家經典精神，重新制定了車服制度，對全國官民的著裝、生活、喪禮、婚禮、奴婢、住房、土地、器用等方面，依據等級做了調整和規範。國學大師錢穆認為，這種規範當中，包含著王莽要推行限制田產、平均地權政策的準備。

兩年後的秋天，王莽奏請進一步制定條例，並準備實行「犯者象刑」（相傳上古無肉刑，僅用與眾不同的服飾加之犯人以示辱，稱為象刑）的制度，以促進社會實現「市無二賈（市場上不討價還價）、官無獄訟（衙門裡沒人打官司）、邑無盜賊（城裡沒有盜賊）、野無饑民（農村中沒有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男人女人分別走在道路兩邊）」的儒家盛世氣象。

王莽的一系列措施，即便在今天看來，也無不體現著一個古代帝國政府對子民少有的誠摯的人文關懷。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成、哀之世，政治腐敗，朝政日非；中央政府烏煙瘴氣、橫徵暴斂，地方官吏更是與豪強地主狼狽為奸、魚肉鄉里；老百姓紛紛破產，賣地的賣地，賣身的賣身。下層的勞苦大眾固然覺得暗無天日，上層的有識之士也無不為風雨飄搖卻毫無出路的政治局面憂心忡忡。

王莽的出現，猶如久旱中那一聲響徹天際驚雷，儘管甘露尚未降臨，卻足以讓那些在乾涸大地上饑渴難耐、苦苦掙扎的人們，終於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王莽給天下人帶來希望

有人說，這不過是王莽收買人心的作秀。我們且不去討論王莽是不是在作秀，即便真的是作秀，這樣的秀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實惠，難道不好嗎？即便是當代的民主選舉，拉選票時誰又知道那是不是作秀呢？

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他們的夢想不過是豐衣足食，日子安穩。王莽讓他們覺得，自己簡單而美好的夢想其實並不是遙不可及的。

能夠同時贏得精英和草根的期許與支持，這是王莽執政以來最大的成功。但是，這也將成為他最大的失敗，最徹底的失敗。

治河論

我們先拋開這個話題不說，接著說王莽的惠民措施。其實就在元始四年營建新太學的同時，王莽還召集了全國上百名治河專家，專門討論治理黃河的問題。

自古以來，黃河水患就是一個嚴重威脅中原王朝的致命問題，脫離河道、咆哮奔騰的黃河，不僅使數以千計萬計的人民流離失所甚至葬身泥沙，更可能因此而導致一個政權的崩潰，一個王朝的垮台。甚至有人認為，能治黃河者，即可得天下。因此，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無不重視黃河的治理。

受到王莽召集的治河專家們深感自己責任之重，於是盡吐平生所學，無所不言。司空掾（相當於總理辦公室的辦事人員）桓譚最後對這些治河方案整理總結，向分管水利和建設工作的「總理」大司空甄豐做彙報，並對他說：「這些方案之中，肯定有一個最優的；只要詳加考察論證，就能夠選出最好的方案。定下方案後交由有關部門執行，所費資金不過數億萬錢；而且還可以吸納那些無業流民來當河工，由政府負責解決這些河工的溫飽問題。這樣上可以治理好黃河，下也可以解決民生問題了。」

桓譚的見解確實是深謀遠慮。在失業人口劇增時，通過政府投資公共工程來解決人民的就業問題，這樣的措施不必等到凱恩斯的理論出台或是羅斯福的新政實施，在我國古代早已有之（實際上早在春秋時期的管仲就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了）。

而且，當時的「失業人口」不僅僅涉及失業問題，他們大多是失去土地的流民。這些流民最終不是投靠豪強大戶，淪為依附民甚至奴婢，從而使中央政府失去大量勞動力和稅源；就是無以謀生，只好打家劫舍，甚至揭竿而起。這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對漢政府都是十分危險的。

王莽本人是深知流民問題的嚴重性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對於這樣一個建議，王莽卻沒有重視；不但沒有重視，最後連治河之事都不了了之了。《漢書·溝洫志》對王莽的評價是：「但崇空言，無施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