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二三事，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學者，竟也有渣男的一面！

愛好國學的人，沒有不知道陳寅恪的；讀白話小說的人，沒有不知道錢鍾書的。吳宓呢？作為陳寅恪的一生摯友、錢鍾書的授業恩師，這位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師自然也不會被今人輕易遺忘。今天就來通過一些事來了解下。

1，婚姻與渣男

光緒二十年（1894年），吳宓出生在陝西一個富商之家，自幼便有即頌成章、過目不忘之才。年紀稍長後，他的人生更如開掛般前進，活脫脫是人們口中「別人家的孩子」。

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留學，他在校期間，研究興趣廣泛，涉獵文學、哲學、新聞學等，之後又求學英國，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

歸國後，他立刻投身大學教育，建樹頗豐，可謂少年得志，好不快活。彼時的吳宓有顏有才，家境殷實，即便以現代人的挑剔眼光也很難找出他身上的不足。

當然，這是人們在不了解吳宓坎坷情路的前提下。吳宓對於愛情二字，可謂「執迷」，甚至讓人不敢恭維。

留美十年間，吳宓憑藉才華和勤奮迅速名揚學界，他的才名通過文章漂洋過海，傳進浙江定海一名女教員耳中——不僅入耳，還入了這位女教員的心，並在其心底生根發芽，非要把自己嫁給吳宓，儘管兩人尚未謀面。

這個奇女子就是吳宓一位同學的妹妹陳心一。有人主動傾心自己，吳宓自然樂意，和陳心一見面後不久，二人竟很快走入婚姻殿堂。

不過後來，吳宓與妻子離婚了，原因是他愛上了妻子的閨蜜毛彥文。這聽起來很渣男，一個與妻子生有三個兒女的人竟然愛上了自己妻子的閨蜜，而且當時的毛彥文還是自己好友的未婚妻，這在現在想想也是很不可思議驚世駭俗的。當時的陳寅恪和其父都不停的勸誡他，別衝動，但他還是一意孤行，給自己的人格形象上抹上了一層污點。

2，治學

吳宓是真理學問的虔誠追隨者。在哈佛期間，吳宓師從歐文，此人是新人文主義美學創始人之一，吳宓隨他研究比較文學、英國文學和哲學，回國後立志做中國的白璧德，此後奮鬥終生，終於完成宏願，成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吳宓在哈佛時，與湯用彤、陳寅恪被合稱為「哈佛三傑」。

1925年初，清華學校籌備國學研究院，吳宓被任命為主任，他先後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為教授，前四人均為儒林領袖，並肩而立，是為國學院四大導師。

而且為了說動王國維出山，吳宓對這位晚清遺老的生活、思想專門做了研究，先行三拜如儀大禮，再提聘請之事，令王國維深受感動，「乃決就聘」。

而國學院在以吳宓為首的行政人員和以梁啟超為首的眾教授帶領之下，學術風氣煥然一新，一時間人才輩出，至今已影響國學界近百年。

在南京任教期間，吳宓與湯用彤等創辦了《學衡》雜誌，任總編輯。

吳宓不僅要自己有學問，還持之以恆地將學問奉獻給弟子、國家，一輩子誨人不倦，他的多本教材都深刻影響了我國的學科教育。作為師長，吳宓終生從教，傳燈無數，門下高徒之中人傑輩出：錢鍾書、曹禺、季羨林等人都曾在他門下領受教誨，終成為學界扛鼎大才。

3，天真

吳宓的一生除了做學問和愛情，再剩下就是與自己無休無止的糾纏。他與自己周旋一生，最終還是寧願做自己。

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常通過日記來自我懺悔、自我剖析、自我批評，希望能從精神上完善自己。

對於政治，他曾寫過：「我經歷了幾個時代，從晚清王朝、中山先生革命、袁世凱稱帝、國民黨政府、抗日戰爭，直到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我認為從事政治起伏變化大；搞教育和文化工作則相對平安。」

然而他還是未能躲過政治鬥爭的風險，晚年孤苦伶仃，令人不忍。

因為反對簡體字、反對某合理的學術爭論，他淪為「罪人」，受盡苦難。

他寫過一段分析，算是交代了自己為何會如此悲慘：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為他們好，好就軟弱，就不會權變狡詐，就不會應付，就會成為犧牲者，這尤其逢到時代變遷、天災人禍的時候，更容易表現出來。

很多學者研究吳宓的生平，總會用到一個詞：天真。

其實用「天真」概括吳宓的一生，簡直再恰當不過，他對人對事的真性情，不虛偽做作的處世之道，始終保持著的一顆赤子之心，都是為「天真」所做的最佳註腳。

當事人錢鍾書這樣評價他的老師：「吳宓從來就是一位喜歡不惜筆墨、吐盡肝膽的自傳體作家。他不斷地鞭撻自己，當眾洗臟衣服，對讀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顆血淋淋的心。然而，觀眾未必領他的情，大都報以譏笑。所以，吳宓實際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這種人，是偉人，也是傻瓜。」

錢鍾書的妻子楊絳也說：「我對吳宓先生崇敬的同時，覺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師。我聽到同學說他『傻得可愛』，我只覺得他老實得可憐。」

4，《吳宓日記》

《吳宓日記》是迄今為止出版的規模最大的現代學人日記，1998年由北京三聯書店推出前十冊，2006年再出版「續編」十冊，前後二十冊，達八百餘萬字。

錢鍾書在序中稱讚它「於日記文學足以自開生面，不特一代文獻之資而已」。吳宓本人對他的日記頗為看重，「文革」初期，其日記被全部抄走，這讓他痛心疾首。對此，他在日記中回憶說：「經過此次『交出』之後，宓的感覺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靈魂都已消滅了；現在只留著一具破機器一樣的身體在世上。」

在後來的日記中，吳宓還回憶了與胡適的對抗和矛盾，以及自己在編輯工作中的經歷，尤其是在報刊《學衡》上的傾注心力。由於這些，後來的讀者才得以了解解放前的那些報刊情況。

結語——

吳宓的一生，就是真心育人，做真學問，追求真理的一生，即便政治風雨呼嘯，也難以改變他對儒學的信念，這種治學嚴謹的「真」著實可貴，金錢和權力也不能撼動半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