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才是擾亂國家財政的頭號罪魁禍首 | 短史記
圖：高曉松在《曉說》中對古代宮廷收入話題的談論
文 | 楊津濤
高曉松在《曉說》第一季的《千年科舉那些事》中，曾講過朝廷和宮廷收入的區別。他說，在大部分朝代，宮廷的收入來源是征工商稅和出賣荒地：
「並且量入而出，不能去搶朝廷的錢，朝廷的錢是統治國家、管理國家用的，分得非常清楚。當宮裡沒錢得時候，實在沒辦法了，可以去找朝廷借點……」①
事實上，皇帝「私房錢」來源眾多，數額巨大。縱然如此，內庫常常還是入不敷出，需要國庫補足差額。而當國庫枯竭，皇帝有時也會被迫拿出內庫財產，以作暫時援助。
朝廷和宮廷的賬目，絕不是高曉松說的那樣「分得清清楚楚」。
皇帝的生財之道
在中國古代，皇帝貯存私財的倉庫，有大盈內庫、內藏庫、內承運庫等名稱，一般統稱為「內庫」。先秦時期，周王已掌握有專供享樂的私財，到了漢代，有「少府」主管皇室財產。②此後，經唐宋，直至明清，內庫規模不斷擴大。
內庫財物的由來，歷代各有不同，其中最直接，也最常見的，是地方官員的進貢。
漢靈帝即位後，「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所謂「中府，即是內庫之一。在歷代帝王中，漢靈帝較早地依靠貢品致富，稱得上是斂財有道。
在唐代，稅賦納入國庫，而「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即節度使、刺史等地方官員進貢的財物，歸皇帝私人支配。唐代中後期，地方官員發明「日進」「月進」等名目，他們在國家正稅外，開徵各種雜稅，除將所得的十分之二、三進貢給皇帝，以求陞官外，剩餘部分盡皆收入私囊。唐憲宗發動削藩戰爭，依仗的也是各地進貢到內庫的財物。③
宋代將「上供」絹帛定額化，要求各地每年必須向內庫上交一定數額的財物。地方官員為按時「上供」，常要巧立名目，盤剝百姓，以至朱熹感嘆，
「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
。 ④古代皇帝的第二項收入，確實和土地有關，但不是高曉松說的「出賣荒地」，而是廣泛侵佔土地、設立皇莊，用來收取地租。
在漢代，皇帝名下有大片園林、沼澤，百姓在其中耕田、打獵、打漁、砍柴等，需要繳納「假稅」，意即租借土地的稅。這些「假稅」收入全部歸內庫所有，由少府管理。
皇莊是皇帝私有的土地，其名稱出現於明代。明孝宗時期，皇莊面積有120萬多畝，按照「畝征三分銀輸內庫」計，內庫一年至少可從皇莊獲利二三十萬兩。
清代皇莊主要分布在東北、華北地區，乾隆年間皇莊總面積達185.9萬畝，年收入在白銀15萬兩左右。直至宣統年間，內務府每年還能從皇莊獲利約10萬兩。⑤
圖：故宮中的弘義閣，曾為內務府銀庫
第三，國家正稅以外的稅費，是內庫的重要財源。這其中，除了高曉松說的所謂「工商稅」外，還包括新鑄錢幣、賣官鬻爵、簽發度牒、「金花銀」等。
所謂「工商稅」，歷代多有不同。比如，明代的「礦稅」數額巨大，僅萬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征入內庫的礦稅就有約白銀300萬兩。亂征礦稅是晚明一大弊政，無數家庭為之破產。
清代的「鹽課」收入驚人，兩淮鹽政在乾隆三十五年，向內務府納銀50萬兩；張家口、山海關等地關稅盈餘直接上交內務府，其中崇文門一地，在嘉慶五年即向內務府造辦處上交稅銀3萬餘兩。
明代內庫最為特別的收入是「金花銀」，即浙江、江西、湖廣等地按照應繳漕糧數目，折算出的白銀。明英宗設立「金花銀」後，一年可收入白銀100萬兩，其中約90萬兩成為內庫存銀；明神宗在位期間，「金花銀」每年定額進一步增加至120萬兩。⑥
圖：明代內庫中的銀錠
清代內務府獨有的收入為「人蔘變價」，即將宮中多餘的人蔘（當時東北人蔘採挖由皇室壟斷，所得人蔘全部送入宮中）拿到市場上出售。鼎盛時期，內務府每年可從人蔘獲利數十萬兩。
此外，官員繳納的罰金、查抄官員的家產等，很多時候也都進入內庫。明世宗查抄嚴嵩家產，得黃金3萬餘兩、白銀300餘萬兩，其一半充作軍餉，另一半則為內庫所收。
內庫擾亂國家財政
皇帝雖然有如此多的斂財途徑，但時常猶不滿足，還想方設法地侵佔國庫財物。
在宋代，三司使主管全國財政，卻不能干涉內庫。宋真宗規定，「內藏庫專副以下，不得將庫管錢帛數，供報及於外傳說，違者處斬。」——
內庫官員若泄露庫中財物數額，將被處死刑。
如此保密之下，內庫「儲積盈縮，則有司莫得詳也」。⑦宋室南渡後，依舊如此。宋孝宗曾下令，「諸路轉運司行下諸州軍，自今起發綱運如未敷內庫正額，不許先納寬剩」，即
要求各地在交足「上供」後，才能去納國家正稅。
明清時期的戶部，對於皇帝內庫，同樣束手無策。
明代皇帝在財用不足時，常常從國庫取銀救濟。
以明神宗為例，萬曆八年為皇太后祝壽，從國庫支銀15萬兩；萬曆九年，為賞賜宮人，再從國庫拿走20萬兩；萬曆十年，又要求國庫撥出30萬兩。⑧此類記錄，在《明神宗實錄》中屢屢出現，使國庫日趨枯竭，軍費無以為繼。
圖：明代國庫「太倉庫」的虧空情況（見於劉穎《明代內承運庫試探》）
清代中期以前，內務府收入不多，需向戶部申請撥款。雍正及乾隆早期，戶部每年要給內務府白銀20~100萬兩，稱為「庫儲內府備用銀兩」。
晚清時期，受戰亂影響，內務府的鹽課、關稅等收入銳減，不得不請戶部借撥款項。戶部當時亦是財力匱乏，極力反對向內務府借銀，
無奈皇帝實際站在內務府一邊，戶部不能違抗旨意，被迫一再給內務府撥款。
統計顯示，從咸豐七年至同治十一年，戶部撥給內務府的白銀達1150餘萬兩，以至戶部在同治末期，存銀僅2萬餘兩。⑨由於歷代皇帝大都善於聚斂，因此在他們的統治步入穩定後，內庫規模往往急劇擴大，國庫則常常處於空虛狀態，需要向內庫乞求援助。
唐代實行的「兩稅法」，總體上是「定額支用」，僅能支撐政府的常規開銷，無力應對計劃外的戰爭。唐憲宗在位期間發動削藩戰爭，只能大量使用內庫中聚斂的財物。
同「兩稅法」相似，宋代財政也奉行「量出制入」的原則，三司的正稅收入僅夠支付官員俸祿，國庫經常處於空虛狀態。為應對各種臨時情況，三司只能向內庫借款。
從宋真宗時期起，內庫每年撥60萬緡給三司，作為日常經費；同時，三司每年還要向內庫借出約300萬緡。內庫對三司的援助，名義上是「借」，實際大都不必，也無力償還。⑩
圖：宋神宗時期，內庫向各政府機構借款情況（董春林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整理）
乾隆中期以後，內務府每年收入約200萬兩，出現盈餘。從乾隆三十三年到四十年，內務府撥給戶部的白銀總計有690餘萬兩。直至嘉慶、道光年間，內務府還有盈餘撥交戶部。
綜上，中國古代專制政體下的國庫、內庫之分，有其名而無其實。無論國庫向內庫撥款，還是內庫補貼國庫，都是擾亂國家財政的行為，而皇帝，正是擾亂國家財政的頭號罪魁禍首。
①高曉松：《曉說2》，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58頁。
②崔玉謙：《皇權與國運興衰視角下的宋代內藏庫研究》，河北大學2017年。
③許超雄、張劍光：《唐代中期兩稅法「定額支用」下的國庫與內庫》，《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2期。
④⑩ 董春林：《「量入制出」與宋代地方財政困境——以宋代內藏財政為線索》，《蘭州學刊》2015年第2期。
⑤滕德永：《皇莊對內務府的貨幣供應》，《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⑥劉穎：《明代內承運庫試探》，山東大學2009年。
⑦李建國：《宋內藏庫考》，《貴州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⑧黃惠賢、陳鋒：《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66、467頁。
⑨滕德永：《清代戶部與內務府財政關係探析》，《史學月刊》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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