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相長 厚積薄發——趙逵夫的治學育人之道

趙逵夫在西北師範大學從教40多年，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先秦兩漢文學、古典文獻學、甘肅地方文化等領域頗有造詣。

教書育人以身作則

在教學中，針對人文學科一些學生缺乏專業自信的情況，趙逵夫鼓勵大家要堅信我們所從事的中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研究工作是為了挖掘和闡釋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髓，並將其中有益於社會的內容予以弘揚。這樣就讓大家堅定了做學問的信念，認識到了自己從事的研究工作的價值和意義。他認為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必須有信念做支撐，他教導學生要抱著「我這一生踏實努力，總要對學術發展作出貢獻，哪怕只是向前推進一小步」的人生期待，不要把出很多書、發表很多文章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

在做學問方面，他堅持「守正創新」的學術指導思想，認為創新的前提是守正，沒有守正就不會有真正的創新。何謂守正？守正就是對本專業根柢之書的掌握。離開了守正，所謂的創新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經不起推敲和歷史考驗的。

他要求學生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做學問，要客觀公正地看待研究對象，不能有意拔高，而應給予準確的定位和評價。他說，做學問必須樹立良好的學風，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嚴格遵守學術規範。此外，還要狠下功夫，紮實讀書，根據專業方向的不同讀好自己本專業的根柢書、常見書。在讀書方法上，他提倡大家讀「新善本」，即在閱讀傳統典籍時偏向於選擇近現代人的精校精注本，因為這些本子繼承了前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並有所推進，研讀這些「新善本」而不是直接讀古注本，對學生積累知識最為有效，他將其稱為「一步到位法」。到了對某部典籍專門做研究的階段，在讀好新善本的情況下，再研讀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經典注本。

在做研究時，他強調一定要從第一手材料入手，儘可能多地搜集相關研究資料，再根據所研究的對象，選用適合的研究方法，運用分析、歸納、對比、演繹、綜合等具體研究手段，最後徹底地解決相關學術問題，這才是學術上的「創新」。這樣的創新才會推進相關問題的研究，也才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

他認為做學問應當把宏觀與微觀結合起來，既要有宏觀意識，學術視野、眼界要開闊；也要有微觀、具體的方法。僅有宏觀開闊的視野，難免粗疏；而只用具體的方法，又容易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

潛心科研默默耕耘

作為一名甘肅學者，他很關注甘肅地方文化，對伏羲文化、隴南的氐人文化與刑天神話、周秦文化等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作為一名教師，他培養了一大批甘肅地方院校學者從事地方文化的研究。

早在20世紀30年代，趙逵夫的父親趙子賢就對西和乞巧歌做了收集、編排工作。從80年代末至今，趙逵夫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對七夕傳說及西和乞巧節文化的研究上。他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學術界對這一文化遺產的重視，也使得甘肅省西和縣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命名為「中國乞巧文化之鄉」，後被補列入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由他主編並編纂的《隴南金石校錄》收集了隴南行政區內九個區縣1949年以前的金器銘文、碑碣摩崖等金石文獻，這對於研究古代西北史、隴南歷史等有較大的文獻價值。他還在20世紀80年代初整理了明清易代之際甘肅籍詩人張晉的《張康侯詩草》。

結合地方院校的實際情況，他提出地方院校師生應該爭取「兩手抓」。所謂的「兩手抓」是指一方面注重傳統經典文獻的研究，以便與同一領域的學者交流；另一方面要重視地方文獻的研究，服務於地方文化的建設和發展。他培養的在地方院校工作的學生大都重視對地方文化的研究，如漆子揚對甘肅學者張澍、邢澍、韓定山著述的整理與研究，杜志強對明代甘肅才子趙時春詩文集的整理與研究等，都為甘肅文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除了地方文化研究之外，趙逵夫還致力於《楚辭》及屈原、先秦文學與文化、辭賦、古文獻等領域的研究。

1985年，針對當時日本及國內一些學者的「屈原否定論」，他寫了《屈氏先世與句亶王熊伯庸——兼論三閭大夫的職掌》（《文史》第25輯）予以批駁，證明了《離騷》中的「伯庸」就是《史記·楚世家》中的句亶王熊伯庸，從而論定了屈原同《離騷》的關係，維護了屈原世界文化名人的歷史地位。

他在先秦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開掘較深，對神話傳說、寓言故事、《詩》《書》《禮》《易》《春秋》等都有研究。他主編的《先秦文學編年史》不只是逐篇考辨作品、作家，予以系年，而是將甲骨文、銅器銘文、簡帛等出土文獻和原有的傳世文獻放在一起，逐一編年，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在辭賦研究方面，他不但對一些代表性的辭賦作家和一些重要作品文本問題以及辭賦發展史方面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而且主持了《歷代賦評註》《歷代賦鑒賞辭典》《漢魏六朝賦點評》等的編選、評註工作。他主編的《歷代賦評註》（七冊）被評為「賦學研究領域裡程碑式」的著作。

對於古文獻整理與研究，他也非常重視。由其擔任首席專家的「《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編纂整理與研究」項目即將結項，其規模超過清人嚴可均的《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201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先秦文論全編要詮》對先秦文論材料予以輯錄。他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尤其是唐代以前的文學研究，文獻特別重要，要由文獻入手。比較集中展現其古文獻研究成果的是由中華書局先後印了四版的《古典文獻論叢》。

作為西北師範大學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學科帶頭人，他和同事共同努力，使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於1996年取得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授予權；2003年取得了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同年西北師範大學獲批設立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007年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被評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這些為後來學院的發展開拓出了比較廣闊的天地。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老教授霍旭東這樣評價趙逵夫：「逵夫在教學、做學問、待人等方面都很了不起。我年長他九歲，又都從事先秦兩漢學術研究，他把我們都熟悉的一些文獻資料結合起來就能有新的發現，這一點我很佩服。我現在行動不便，也根本上不了樓，逵夫家住三樓，他時間抓得很緊，平時很少見他。但他每年過年都會來看我，他也七十多歲了，這很難得。我們認識四十多年了，我見證了他的勤奮、成長，這些年他所獲得的榮譽證明了他取得的成績。」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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