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定都北京便下了一道蠲免詔書，名為愛民實際上是一張空頭支票

明末農民大起義，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時間長、規模大、意義深遠的一次重要起義，也是大明王朝滅亡的真正原因。而引發這次起義的根源離不開朝廷向農民加征的賦稅，即所謂的「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

明末的這三大餉和土地問題一樣，是引起農民起義爆發和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為此，清代入關後，鑒於明朝的教訓，很快下旨蠲免三餉。不過需要提出的是，清代統治者下達蠲免三餉的詔書從它頒布之日起，就沒有認真實行過，也是大清入主北京給天下百姓的第一張空頭支票。

清軍於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進入北京，七月初八日，攝政王多爾袞在他的令旨中明確表示，要蠲免三餉，他說：「至於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至盜起複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因此，清政府詔告天下，「自順治元年為始，進行蠲免三餉」。並且要「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員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同年十月，清遷都北京，順治皇帝在登基儀式上頒發的諭詔中，又布告天下：「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此後，清軍在追剿農民軍和消滅南明福王政權而下的各種恩詔，都一再重申要蠲免三餉。

清政府之所以這麼快便要蠲免三餉，主要還是聽從了降清舊明官員的建議，因為這些人都親身領略了明末農民起義的聲威，深知三餉加派為廣大農民所痛恨，是造成人心背離、加速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蠲免三餉不但可以幫助清朝統治者改善入關後鎮壓農民起義、殺掠人民的劊子手形象，同時也是實現建都北京、統一中原宏圖大業的重要步驟。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九日，各大學士等官員向多爾袞陳言時，就十分讚賞蠲免錢糧之舉。

但是，蠲免詔書的發布不等於蠲免政策的實施。順治元年九月，山東道監察御史寧承勛在上疏中就提到，蠲免三餉等事，雖然朝廷已經通行各省衙門，「然報命遲遲，則全免量免，小民未知也。」不僅如此，當時的州縣一級，還常常以三餉中的「剿、練等稅為草豆等名色，加征如故」。而且此種情況，各省普遍存在。

朝廷對各省的蠲免三餉的實施情況也心知肚明，從順治元年一直到順治三年，有不少官員都上奏地方陽奉陰違，請求朝廷派員赴各省糾察。蠲免三餉雷聲大雨點小，根本沒有在全國通行，是否是地方上的官員明知故犯，私行加派呢？

當然不是，我們知道，自清軍入關以後，統治者全力以赴的是追剿農民起義軍和消滅南明政權，這就需要一支龐大的軍隊和維持這支軍隊的糧餉供應。清朝統治者不可能從關外帶來軍需供應，必須就地向各州縣進行派征，而明末的三餉本來都是軍事加派，這就讓地方官員有機可乘了。

當時，北方各省由於長期戰亂，特別是明、清統治階級在鎮壓農民起義中的殘酷殺戮，民逃地荒，生產凋零，賦稅缺額的現象十分嚴重。這樣，清政府為了保證前線的軍需需要，只好不斷地派征。這個情況直接造成了蠲免三餉的詔令無法順利推行。

當然，除了軍事原因，地方上政局不穩定，以及很多州縣的徵稅冊籍毀於戰火，使官員失去課稅的依據，這也是造成私派濫征的原因之一。總而言之，清定都北京後，下的這道蠲免三餉的詔書是實實在在地欺騙了天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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