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註定是一生都來回行走
被我走丟了的家
——《我與父輩》自序
文：閻連科
有的人永遠生活在村落、城巷和房子里；有的人永遠生活在村落、城巷和房子外；還有些人，註定是一生都來回行走、徘徊在村落、城巷和房子的裡邊和外面。
二十周歲時，我因為當兵離家而第一次坐上了火車，見到了電視機，聽說了中國女排，吃到了無限量的肉餡包子和餃子，知道了小說有長篇、中篇、短篇三種分法，並在一九七八年的軍營里，撫摸、敬拜了中國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和《解放軍文藝》的墨香和莊重。並且還聽說，北京那兒有家專門談論文學的刊物叫《文藝報》。
翻過這個承載了過多歷史重量的年頭後，我在師圖書館一本書的封面上，看到了金髮碧眼的女人費雯·麗，驚訝到被美帶來的恐懼所懾獲，站在那兒足有幾分鐘，木獃獃地不知道那時候我的人生正被書籍重擊著。我無法相信原來外國人長得是那樣。不能理解世界上竟然還有和我們長相完全不一樣的人。
我把那印著《亂世佳人》中費雯·麗艷照的三部小說，帶回到連隊白棺材般的蚊帳里，用三個晚上看完了瑪格麗特·米切爾 上、中、下三卷本的《飄》，恍然間，明白之前我對閱讀和故事的理解是多麼偏頗和錯謬——我一直以為全世界的小說都和我讀過的紅色經典、革命故事樣，可情況卻完全不是那樣。
於是我開始閱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和司湯達。冉·阿讓只要從《悲慘世界》的文字中走出來，我的手上就會出汗，感到不安和驚恐。為了抵抗閱讀帶來的躁動和心跳，我需要不斷地合上書頁，把自己雙手的關節捏得啪啦啪啦響。
讀《包法利夫人》時，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嚴寒的冬天會半夜從床上爬起來，獨自在軍營的操場上，莫名地跑了一圈後，才又回去爬到床上接著將書一字一字地吞到肚裡去。
是美國作家米切爾，把我帶進了另外一個世界裡。她就像穿著隨意、有些俗艷的使女，牽著我的手，將我領進了神聖、莊重的教堂樣。
這讓我時時都記住那個深冬的寒夜間，天空皓白，村裡酷冷，我家門外的流水聲漸次成為岸冰的凍結聲，刺骨地響在耳邊和村落上空的靜寂里。那時候，一九七八年底，我要當兵了，必須在早晨雞叫三遍後，到公社的大院坐上汽車至縣城武裝部的大院去集合。於是我一夜未眠，盯著窗外的冷月和寧靜，直至聽到村街上有了誰人的腳步聲，才慌忙起床去站到父親的床前邊，望著他多病、瘦黃的枯臉說：
「爹——我走了……」
而這時，父親從被窩裡伸出他枯黃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他手裡，喘喘吁吁囑託道：
「走吧你……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這是我二十周歲要離開家鄉時，父親對我說的最為平常、深重的一句話。這句話的分量、力量如山脈托舉著我的灰暗和未來，讓我對青春的茫然彷彿走不出的荒野般，直到米切爾把我帶往那些神聖的著作前，並幫我將一扇完全不一樣的大門推開一條露著光的縫。
我開始了真正意義的閱讀和寫作，並試著投稿和發表。一九七九年發表的今已丟失的第一個短篇，八元的稿酬，如今天的八十萬元樣，讓人激動和興奮。我用兩元買了糖和香煙送給連長、排長和戰友們，另外六元錢，和三個月的津貼攢湊在一起，終於夠了二十元，趕緊寄回家裡讓父親買葯吃。
及至後來幾年在身為士兵的年月里，每年都有一二短篇發表，掙來的稿費從十幾元漲到幾十元，我都一一從郵局寄回到坐落在河南嵩縣的田湖村，再由母親或姐姐替父親把錢送到鎮上的藥鋪和醫院裡，直到我因為寫作而提干，因為寫作而結婚，並隱隱覺得自己有一天興許會成為作家時，父親覺得我真的出息了，有業有家了，他可以撒手人寰了，就在我剛結婚不久的日子裡，用電報把我和妻子召回去，然後他就又是留戀又是毅然地和我及家人訣別了。
那時候，一九八四年冬，我和妻子乘坐火車、汽車在一個午時趕回家，那個鄉村的院落已經擠滿了人，姐姐、哥哥、鄰居、醫生都在屋裡、院里茫然地站著、蹲著或者低語著，待我快步踏進了那個院落時，幾乎所有人的臉上都哀慌慌地鬆了一口氣，同時從嘴裡低聲吐出了三個字：「回來了……」不知是問我還是自語著，然後閃開一條道，讓我急急到了父親床前去。
那一刻屋裡雖然有燈光，卻又四壁昏暗，使父親的臉色和那昏暗的燈光混在一融里。我快步急切地衝到父親床前邊，慌慌忙忙叫了一聲「爹……」而父親，那時依然躺在他十幾年都躺著的那個床邊上，看著我臉上露出熱切慘淡的笑，用幾乎難以讓人聽到的聲音對我說：
「回來了……吃飯去吧……」
這是父親一生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就在這句話後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裡，父親就在我的懷裡去世了，歷盡了他辛勞、凡俗的一生，宛若一枚葉子落下時，如何用力和掙扎，那落葉的生成和旋轉，都沒有和別的落葉形成區別樣。
2.
然在我，卻在數十年里無法忘記當兵走時父親對我說的那句話——「走了就努力出息些」，和在六年後，父親在他人生尾末我又站在他的床前時，他用他平生最後的力氣對我和這個世界說的最後一句話：「回來了……吃飯去吧……」
這樣的兩句話，是中國百姓任何人都最常說的兩句話，平常到如將汗熟的衣服脫下或者穿上樣，值不得深刻地考量和糾纏。可是我，卻總也忘不掉這樣兩句話。就是到今天，父親死去的三十四年後，這兩句話也還楔子一樣揳在我頭腦里。我總是把這兩句話聯繫起來想，將前一句話理解為父親讓我出去到世界上闖蕩和奮鬥，將後一句話理解為闖蕩累了就回家吃飯、歇息和補養。
如同相信一間房子最後會繁衍成為一片村莊般，我相信樹會結果子，果子會腐爛、死亡或者生成新果樹。這個一切都是那個一切的重複和重演。無論是你一生都守在一塊土地上，還是你必須離開土地闖到哪兒去，命定的事情是不能抗違的。我們所能改變的，都是在命定範圍內，一如一切的成敗都必須在生死輪迴中。
我從不去想超越命定的事。接受命定是我唯一應對世界的方法和主張。父親讓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我就為這個「出息」開始勤奮和努力。米切爾把另外一個世界給我了，我就在那另外一個世界裡思摸和觸碰，寫作和讀書，掙稿費和立事業，然後累了就回到那個村落和土地上，同母親、哥哥、姐姐們說說話，為鄰居、村人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後息緩過來了，就從那個村落再往遠處走，到累了再回那個村裡、家裡歇幾天。我相信，徘徊在村落和遠途的來回間，是上天給我安排好的行程和反覆，如同公共汽車總是在一條線路上往複一模樣。
我知道我被世俗所束縛，但我從沒有能力一味地對抗命運和命定。
我知道我一生的努力中，都伴隨著狹隘、奴性和無力，可也很少回家歇息後就不再出門去遠行，哪怕一生都如公共汽車往複在別人安排好的線路上。
一九八五年，我的兒子出生後，母親從鄉村家裡到古城開封為我帶孩子。剛好那年我的第一個中篇發表在今已停刊的《崑崙》雜誌上，不到四萬字，有著近八百元的巨額稿酬。為這八百元，我們全家喜得如又超生了一個孩子般；為慶賀這稿酬，一家人走進餐館狠狠吃了一頓飯，還又買了一台18英寸的電視機。
自一九七九年發表第一個短篇起，到一九八五年發表第一個中篇止，六年的努力和辛勞，我和妻子都知道其中的苦甘和酸辛。而母親，則拿著那厚厚的一本雜誌並翻著屬於我的二十來頁的鉛字說：「就寫這麼一點就掙八百塊錢啊，這比農民種地強多了——這樣看，你可以一輩子就把這事做下去！」
我也覺得這確實比農民種地強得多，不需風雨，有名有利，異常值得一輩子終生不渝地做下去，而且父親讓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母親又讓我終生寫下去，我哪有停止讀書和寫作的來自家和土地上的理由呢。那麼也就接著讀，接著寫。
在後來中國文學的黃金歲月里，由我編劇的正能量的連續劇，連續三年都播在中央一套的黃金時間段，那稿費比小說來得快得多，也多得多，於是每月我都給母親寄去她認為每天吃頓肉也花不完的錢，過著每年春節鎮長乃至縣長和縣委書記都會到家裡拜年的風光好日子，使得我們整個村的人，都以為我離開村莊真的出息了，有了名聲了，連縣長都到我家坐坐並請我吃飯了。
這樣兒，如一間房子不僅變成了一個村，而且轉眼又成了一座城市樣，那些年月我家的精神和風光，真是酷冬過後的春日般，連房檐和樹枝上麻雀的叫聲都和人家不一樣。
可事情到了一九九四年，我還如往日一樣寫作著，卻因為一部中篇的麻煩和糾纏，使我在部隊寫了半年檢討書，加之常年寫作，日日枯坐，夜夜握筆，最後鬧到腰病、頸椎病同時發作，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連吃飯也得要人端著送到手裡邊。
這期間，母親、哥哥、姐姐都從家裡趕到部隊去看我，見我不能走坐還躺在一家殘聯工廠為我特製的活動架子下，身子敞開，頭面朝天，懸著胳膊在半空的活動板上寫作時，母親便又說：「你為寫作瘋了嗎？要把一個好人寫成壞人、殘人嗎？」哥哥則看著那躺椅和架板評論道：「何苦呢……好好活著比你寫東西重要得多！」而我的姐姐們，則都說了一模一樣的話：「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了，你用不著這樣躺著還天天寫讓人不喜歡的東西呀。」
然後是一家人的沉默和無言，一家人勸我要麼不要寫，要麼實在想寫了，就寫他人喜歡的——比如還寫中央台播的電視連續劇。今天回憶那時他們說的話，我理解那不僅僅是他們說的話， 而是一個村落和一片土地的聲音和靈悟，是我命運走向岔道後，扳道工的體悟和糾正。
而那時，我不能理解來自土地的聲音和精神，只是為了讓他們放心回家去，就一連連地點著頭，如寫作檢討般的認真和虔誠，直到他們都離開北京，回到了只屬於他們的土地上，我又開始躺在殘聯為我特製的椅架下，繼續寫作《日光流年》那本書。直到《日光流年》後，寫了《堅硬如水》和《受活》，並因為寫了《受活》而轉業，因為轉業又精神放鬆寫了另外兩本更令人惱火的小說後，我們縣的一個領導在那年春節時，通過電話對我正式宣布說：
「我說連科呀，現在我對你說句實話吧——你其實是我們縣最不受歡迎的人！」
聽了這句話，我轟隆一下頓悟到，我和那塊土地的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和變故，就像一頭耕牛在不知不覺間脫韁，重重踩在了每天侍奉它的把式身上一樣，他們已經覺得我不是那塊土地的兒子了。
他們認為那塊土地的兒子不該是我這樣子。
當我得知我是那塊土地上最不受歡迎的人，我有三天都待在家裡沒出門。我不覺得這是一句可笑的話，也不覺得是一個人的酒後之亂言。它是那塊土地上的正強音，是那塊土地的態度和立場。
這個時候我開始思忖我的寫作和我與那塊土地之關係。我發現那塊土地完全可以沒有我，而我卻不能沒有那塊土地和村落。沒有我，那塊土地依然會遵循著它已有的秩序和軌跡，日出日落，歲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麼樣，千年之後還是什麼樣。而我若沒有那塊土地，我就不再是我了；沒有那村落，我就什麼也不是了。
我思忖，我可能是從那塊土地上出來走得過遠並忘了土地顏色的人。我在那塊土地吃了、喝了並帶走許多食物和用品，可以在很長時間裡不回頭地朝前走，這樣就走得過遠了，差一點忘了自己家在哪兒了；忘了我出生在哪兒、成長在哪兒了；遠行得連那塊土地上的親人都不以為我和那塊土地有著牽連和割不斷的扯拽了。
我需要重新回到那塊土地上。
真的是那塊土地可以沒有我，但我不能沒有那塊土地。如此在那之後的幾年裡，我不斷地回家、回家、再回家，把寫作《我與父輩》和別的，當成一種贖罪和懺悔，讓自己所有的情感都重新歸位到那塊土地上，回到父母、叔伯、鄰人和那兒的樹木、黃土上，直到自己覺得自己又是那塊土地的兒子了，覺得應該沒人會把我從那塊土地上再次甩開拋離了，才覺得我可以如父親說的那樣重新上路遠行了，可以為某種寫作的理願繼續努力了。
然在我要繼續寫作時，我才發現我的思維已經成為碎石鋪就的鐵軌般，換道和更向，幾乎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母親說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我只能要麼不去做，要做了只能那樣做。
這時候的問題不僅是我寫了什麼或者沒有寫什麼，更直接的問題是，在寫作期間我遇到了千家萬戶也都遇到的事——新買的房子要讓位給一條新修的路，新寫的書寄往所有的出版社和雜誌社，回話都是一聲「對不起」，加之那兩年，二〇一一年和二〇一二年，腰病重到三天兩頭跑醫院，頸椎只要舉頭就需要一個醫療頸托把脖子硬生生地撐起來。人真是灰到烏雲凝固一模樣，生活和生命，最得體恰切的說辭是，不死也不活。
真的累極了。
有時果真想到了死。
想到若死了家人的一片哭聲和家人外的一片暗笑和竊喜，也就覺得還是堅決、堅決地活著好。然後就遵著父親臨終前的言外之囑託，在二〇一二年春節回到家裡過年去，準備著任憑家人和那塊土地的奚落、批評和謾罵。
然而那一年，一家人的春節卻過得意外的平靜和溫馨。去走親戚時，越過河水的流淌聲，如我少年時在田野狂唱的歌聲一模樣;和母親、哥嫂、姐姐們，一同看著《還珠格格》連續劇，吃著春節的餃子和炒菜，直到過了大年初五離開家，那塊土地和家人，都沒有對我和寫作說出一句品評的話。
然終於年是過去了，該再次離家走去了，到這時哥哥才溫和地帶著一種苦笑哀求一般說：「你可以寫點別的東西嘛！你可以寫點別的東西嘛！」到我開車走上要回北京的高速公路口，去送我的外甥才替他外婆喃喃道：「舅——我外婆讓我替她交代你，說人不寫東西也可以過日子，你沒必要弔死在寫作這棵老樹上……」
3.
我真的是要弔死在寫作這棵老樹上。
我知道我背離著父母、哥嫂、姐姐和村人們的初願走得太久、太遠了，就像少年出逃的一個野孩子，雖在夢中經常回到生他養他的家和村落里，可他到了年過半百、歲至花甲，因為精疲力竭要返回故里補給和養老時，他找不到他的家在哪兒了，找不到生他養他的村莊和土地到底在哪兒了。
不是家和土地丟棄了他，是因為他走得過久、過遠弄丟了家。這一如一個年少洗禮而為信徒的人，因為一直外出沒有碰到教堂或清真寺，也很少踏進廟宇和道觀，雖心裡總是有神並日日時時敬著神，可歲月讓他忘了廟或教堂是什麼樣，回家時他心裡有神也認不出教堂和廟的那種建築了。
不是教堂把信徒棄絕了，而是信徒把教堂弄丟了。
談論故鄉是很輕淡的一件事，哪怕可以說出有家不能回的故鄉才是故鄉。我有家。我家所在的故鄉從來沒有棄絕我，每次回去幾乎所有人都一臉粲然迎著我，甚或他們都以我為驕傲。可是我，從來不願也不敢讓他們知道我用筆在每天做什麼。我是那塊土地的內奸和逆子。他們之所以在我每次回去時都還對我笑，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那塊土地的出賣者。
我聽說，抗日戰爭時，在東北的一個村屯裡，曾經有一個漢奸靠出賣親人好極地活著並過著好日子。據說他每次以生意和趕集的名義，到城裡給日本人遞送情報後，回來都帶回許多當時難買的小件商品分給村人、鄰人們。村人、鄰人們，也都把這漢奸當成村屯和東北土地上最好、最善良的人，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他被槍斃後，土地和村屯裡的人，都還不相信他是一個奸人、逆子和出賣黑土地的人。
我常想，在我的故鄉、土地、親人里，我是不是也是那個靠出賣土地而獲取了名利並把日子過得不錯的人？以至於自己把家和土地都賣盡、弄丟了，那塊土地和家，總還敞開著大門等我回家去。這彷彿一輛出門去接送兒子回家的車，車都被那個兒子賣掉了，那開車的人還在四處尋找著他要接回家的人。
實在地說，我每年都回家。每年都回家很多次。我回家我所有親人、鄰人、村人都知道我回了家，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沒有真正如早年一樣回到家。我人是回到了那塊土地上，但我的魂靈卻隱隱遠遠飄在那隅村落的田間和上空。我不願讓村人、鄰人知道我在外面都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寫了什麼書，就像那個東北屯村的賊奸不願讓村人知道他在城裡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
所以說，這些年我回家面對母親、兄嫂和所有的親人，不僅總是溫順沉默，且多還面帶微笑而沉默，總是不斷地為了點頭而點頭。無論別人說什麼，我都裝出一副虔誠聆聽的樣子。然而我知道，我和那塊土地已經隔著一堵被我豎起並只有我能看見的牆。這堵隱牆的存在不是他們的錯，是我成了他們的逆子、賊盜和姦細，也才有了這面極其堵人、堵心的牆。
我總是在執拗地做著不該做的事。在一條逆行的路道上，我走得過遠或太遠，以至於我再也沒有能力真正返回到那個村落和土地去，且我也知道我的家人、村落還都必須要生活、生存在那塊永遠不動、永遠不變的土地上，而我可能會在已經過遠、太遠的路上繼續走下去。
世界是不變的，物事也是不變的。在我以為世界和物事都是永恆不變時，世界和物事其實也在悄然變化著。就在不久前，我又為了歇息、補養回到了父親說的「回來了……吃飯去吧」的那個村落和那個家，一家人吃了晚飯都在悶熱中，因為沉默像霾黑一樣壓在屋子裡，父親的遺像又總在桌上盯著我們看，於是母親、哥嫂和姐姐們，就都始終不說話，都低頭看著眼前的腳地和每個人的鞋尖。
就這時，時間也許僅僅過了幾秒、幾十秒，也許轉瞬就過去了一年、兩年、上百年，為了爭取從這時間的束縛中間掙出來，哥哥首先開口說了話。
哥哥問我道：「連科，你今年都已六十歲了吧？」
我驚了一下笑笑說：「從當兵離家算起來，我已走了四十年。」
然後大家就都驚著了。
沒人敢相信我已經遠行外出了四十年，如同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已花甲六十歲。大家都被這「四十」和「六十」擊中了，彷彿被突如其來的棍子擊中了頭顱又不敢相信這突來的襲擊和災難，可從歲月的裂隙流出來的血，又在說明、證明著這一切，到終於再用沉默來認同了歲月和時間後，哥哥又如父親一樣用囑託的語氣對我說：
「你都六十了，讀了不少書，以後你在外面想做啥你就做些啥吧。」
母親說：「我已經八十五歲了，你在外面寫啥都行，只要注意身體，只要每年都回來看看我和這個家。」
然後……然後呢，忽然我一身輕鬆，又無言語，彷彿真正久別的人重逢一定無言樣。彷彿一個教堂的建築認出了行遠歸來的信徒後，用一磚一瓦、一木一檁和牆上的一物與一畫，把它的兒女擁抱在懷裡，且不讓它們的兒女走進懺室去，只讓他坐在教堂最中央的位置上，歇息、平靜、思考和呢喃，並且對那信徒說，如果你要繼續朝外走，想要走更遠，那這教堂願意起腳永遠跟在你後邊，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你把家給走丟了。這樣無論你去哪兒，走多遠，你家和你家的土地永遠都在你的腳下和腳後邊。
二〇一八年十月五日於北京
本文選自閻連科：被我走丟了的家：《我與父輩》自序
長江文藝，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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