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的威脅來自哪裡，答案異口同聲

【文/里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 格雷厄姆·艾利森】

在去世的一年前，美國20世紀最傑出的戰略家之一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分析美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威脅時曾發出這樣的警告：「最為危險的一種情形便是中國與俄羅斯出於各自對美國的怨恨（而非意識形態原因）聯起手來」。這樣一種聯手「很容易讓人們回想起昔日中蘇結盟時對美國所造成的大範圍嚴峻挑戰，不過這一次聯盟的主導者是中國」。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法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2018年12月14日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網站刊文：《正在形成的中俄戰略聯盟》

當時很少有觀察家信服他的這一說法。即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兩個內心對美國頗為不滿的國家的聯合正在從一種可能性迅速轉變為一種地緣政治現實。與西方地緣政治分析人士所長期堅持的觀點相反，即便在兩國間存在巨大結構性差異（huge structural differences）的情況下，北京和莫斯科也正在相互走近以共同應對他們眼中「來自美國的威脅」。

對於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擁有漫長歷史而且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的國家來說，他們走到一起這件事本身也可以被視為對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半個世紀前制定的外交戰略的一種報復。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宮後，他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就開始尋求與共產主義中國建立關係，目的是分化中國與蘇聯的關係，使兩者之間的裂痕進一步擴大。當時的蘇聯對美國構成了最主要的威脅，甚至是生存威脅（existential threat）。

當尼克松和基辛格觀察到共產主義者試圖在全球範圍內發動一場「民族解放戰爭」時，他們最終還是擁抱了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的遏制戰略——與共產主義比起來，民族主義會成為一種更加難以對付的意識形態。二人還意識到，美國可以通過巧妙的外交政策，把東方集團內部的裂痕進一步擴大化，而這隻會使蘇聯蒙受損失。

我們已經知道事情的結局，所以我們現在很難體會在1969年做出這一戰略決策時是多麼艱難。不過尼克松在1968年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就已經寫了一篇文章論及此事，他在文中提到：「在這個不大的星球上，我們不能讓10億具有潛能的人口繼續終日生活在憤怒和孤立中了」。如果尼克松當時詢問政府內各部門是否應與共產主義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他得到的答覆一定是「否」，因為當時這種想法不僅是不現實的，也是不正確的。

尼克松並沒有那樣做，他派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與中方進行了一系列協商，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甚至對此毫不知情。基辛格的秘密訪華為尼克松1972年對北京的歷史性訪問鋪平了道路，美國開始承認北京（而非台北）是中國的首都。美中之間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兩國之間並非毫無矛盾，但華盛頓和北京有選擇性地在一些領域展開了合作，這對蘇聯的最終解體起到了一定作用。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這招如今被稱為「美國打了中國牌」。而今天的我們也許應該問一個問題：「中國是否也在打俄羅斯牌呢？」這一想法在華盛頓的那些戰略家們看來似乎是有些不可思議的。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曾多次強調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存在「天然的利益衝突」，中俄兩國之間在國家利益、價值觀和民族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當俄羅斯戰略家們從長期歷史角度來觀察中國的崛起時，他們內心一定是非常惶恐的。此外，中俄之間曾多次發生邊境衝突，最近一次就發生在1969年。

考慮到這些結構性因素，從長期來看，中俄結盟的前景無疑是十分暗淡的。不過政治家是活在當下的。俄羅斯向西已經看不到機會，除了轉向東方，俄羅斯似乎已經別無選擇。歷史負責發牌，而人類才是打牌的主角，人類在牌局中有時也會使用一種叫作「外交術」的古老優雅技術。一方面，中國有著高明的戰略眼光和敏銳的外交洞察力，另一方面，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對俄政策又十分笨拙，兩相結合使得中俄兩個地緣政治對手之間的聯盟關係正變得日益牢固而富有影響力。

在國際關係領域，「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大國之間實力平衡的維持是非常微妙的，涉及軍事、經濟、情報、外交等多個領域。經濟超級大國中國坐在蹺蹺板的一端，如今他又成功說服核超級大國俄羅斯與自己坐在一起，這無疑增加了中國的分量。

自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時代以來，美國的歷任總統不僅忽視了中俄聯盟逐漸形成的進程，而且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還助推了這一進程的發展（雖然是無意的）。俄羅斯是個1991年在前蘇聯解體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國家，這個國家當時的領導人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曾非常渴望「埋葬共產主義」（這是他自己的原話）並加入西方陣營。我們為什麼會與這樣一個國家走到今天這般互相敵視的境地呢？這是一個冗長的故事，各方都犯下了很多錯誤。柯林頓政府1996年決定把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境，喬治·凱南認為，這是「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犯下的最為嚴重的戰略錯誤」。他曾預言，北約東擴將導致俄羅斯「為了國家安全和更有希望的未來而轉向其他國家」。

中俄兩國的領導人已經看到了美國在巴爾幹地區發動的戰爭（其中包括1999年對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的「誤炸」），已經看到了西方為了推翻喬治亞和烏克蘭政府而支持的顏色革命。前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甚至曾鼓動人們走上街頭抗議2011年俄羅斯議會選舉。普京內心十分清楚——美國正在設法把他趕下台。

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美國對俄羅斯的壓力最終升級為制裁措施，同時美國還在外交領域對俄羅斯進行「孤立」，而這時中國對俄羅斯張開了雙臂。每一次美國和西歐讓俄羅斯感到疼痛時，中國都會讓俄羅斯感到安慰。每一次美國對普京進行個人攻擊時，中國都會對普京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中俄關係已經在如下7個領域發生了變化：雙方各自對威脅來源的判定、雙方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對雙邊關係的官方定位、軍事和情報合作、經濟捆綁、外交協作以及兩國精英階層對雙邊關係的判斷。

如果你問俄羅斯或中國負責國家安全的官員對自己的威脅來自何處時，答案都會是美利堅合眾國。他們都認為美國不僅在挑戰各自在東歐和南中國海的利益，而且還在積極採取行動以削弱兩國的體制。

奧巴馬對普京不屑一顧，特朗普認為中國在「強姦美國」，而中國已讓俄羅斯相信「兩國是最好的朋友」。習近平主席上任後出訪的第一座城市是莫斯科，每一次中國舉辦國際峰會時第一位與習近平主席會談的外國領導人是普京。普京還曾提到，習近平主席是全世界唯一一位為自己慶祝生日的領導人。

在美國官方發布的國家安全報告中，俄羅斯和中國被稱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戰略對手」甚至是「敵人」。另外，在美國媒體上，中國和俄羅斯經常被放在一起討論，好像兩國是雙胞胎兄弟一般。特朗普政府發布的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的權威、影響力和國家利益構成了挑戰，這兩個國家正試圖侵蝕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繁榮」。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和俄羅斯發布的國家安全報告將中俄關係稱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主席曾指出，「中俄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更是最好的一組大國關係」。俄羅斯外交部則稱，兩國關係是「建立在平等、互信基礎上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即便普京這樣的強勢人物也巧妙地公開承認，俄羅斯在中俄關係中是較弱勢的一方。普京曾表示，「俄羅斯不會在競逐全球領導地位的事情上與中國展開競爭」。

美國的很多外交專家都沒有認真對待中俄軍事合作。2018年，3000多名中國士兵和30000多名俄羅斯士兵在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區楚戈爾訓練場舉行了「東方-2018」聯合戰役行動演練，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軍事演習，而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卻對此評論道：「從長期角度分析，我看不到有什麼東西能使俄羅斯和中國站在一起」。

馬蒂斯在說這番話前應該更認真地分析一下當今的局勢。一位俄羅斯前國家安全部門高級官員曾對我說，目前的中俄軍事關係是一種「功能性軍事聯盟」。中俄兩國軍方已就美國核武器現代化、反導技術等所帶來的威脅進行過坦率而具體的討論。在過去幾十年里，俄羅斯在向中國出售武器時一直避免最先進的技術流入中國，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近幾年來，俄羅斯不僅向中國出售了自己最先進的防空武器系統S-400，而且還與中國積極展開合作共同研發火箭發動機和軍用無人機。從2015年到2017年，兩國分別在地中海、南中國海和波羅的海舉行了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一位華人同事曾坦率地對我說，「如果美國與中國在南中國海陷入軍事衝突，你覺得普京會在波羅的海做點什麼呢？」

在外交政策領域，中俄關係是兩國領導人之間個人關係的寫照。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中俄之間都會協調立場。例如，在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投票時，98%的情況下兩國立場一致。自2007年以來，中國行使的每一次否決權都獲得了俄羅斯的支持。此外，在面對傳統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時，兩國還共同創建了新的組織以進行抗衡，這其中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對於一個俄羅斯公民來說，如果他想去中國旅行，只需一天他就能獲得簽證；而如果想去美國，他需要300天才能獲得簽證面試的機會。

在經濟領域，俄羅斯也在緩慢而堅定地轉向東方。中國已經取代美國和德國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今天，中國已經是俄羅斯原油的最大買家，而10年前俄羅斯所有的油氣管線都通向西方。隨著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於2019年建成，中國將排在德國之後成為俄羅斯天然氣的第二大市場。

由美國所主導的西方制裁已經把俄羅斯排除在以美元計價的市場之外，不過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使得俄羅斯能繼續進行交易。美國當下正在禁止伊朗向其他國家銷售石油，而俄羅斯卻在用自己製造的商品來與伊朗進行石油交易，並把那些從伊朗買來的石油銷售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石油市場上。

不過與此同時，俄羅斯精英階層的目光仍然沒有離開西方，他們在歷史、文化、宗教以及對個人生活的設想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歐洲人。那些富裕階層的俄羅斯人在倫敦、紐約和法國度假勝地購買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房產；他們講英語並經常去巴黎、倫敦和紐約購物旅行；他們的孩子很多都生活在西方國家。

文化上的改變是不容易發生的，而且一旦發生，這種改變也是十分緩慢的。那些發現自己成為制裁目標的俄羅斯寡頭們已經無法繼續在美國做生意，他們正在尋找其他替代市場。而某些俄羅斯最傑出的思想家也在改變自己的態度。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榮譽主席謝爾蓋·卡拉加諾夫（Sergey Karaganov）認為，「那些西化派已經成為過去，有前瞻性的人大多是向東看的」。今年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有69%的俄羅斯人對美國持負面看法，同時恰好也有69%的人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當被問及「誰是俄羅斯的敵人」時，有67%的俄羅斯受訪者認為是美國，他們認為美國是俄羅斯最大的敵人，認為中國是敵人的俄羅斯受訪者的比例僅有2%。

怨恨可以產生強大的斥力，而尊重的力量也很強大，它可以拉近國家之間的距離。在俄羅斯領導人的心中，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便是前蘇聯的解體。誰應該為前蘇聯的解體負責？在中國領導人的心中，中國的「百年屈辱」結束於共產黨軍隊戰勝國民黨軍隊。是誰一直在中國內戰中支持國民黨軍隊並在他們逃到台灣後一直武裝那個小島？回顧歷史，觀察當下美國的作為，我們應該問這樣一個問題：布熱津斯基關於「最為危險的情形」的警告是否會變為現實呢？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8年12月14日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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