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不齒的婚外包養：他們出軌不是為了性
根據2010年，學者潘綏銘的抽樣調查，
在中國現存婚姻中，有1/5受到婚外性的威脅。
其中，婚外包養作為一種長期穩定的婚外性關係，
不僅牽扯到情感出軌，還包含大量金錢關係，
這樣的「錢色交易」，尤其為人不齒。
社會學博士肖索未2005年開始研究包養現象，
打破了對「二奶」及其男伴們的傳統解讀，
2018年，她出版了《慾望與尊嚴》一書，
向我們講述了當事人的故事，
原來，情況沒那麼簡單。
自述肖索未 編輯倪楚嬌
（圖片來源網路）
「我需要有人照顧我」
Lucy，26歲，廣州人
Lucy的父母都是工薪階層，家裡人並不知道她跟著一個已婚的男人，以為她眼界高，挑三揀四，遲遲定不下來，一直在催她帶男朋友回來。
Lucy是個漂亮女生，在18歲時交了第一個男朋友。男友大她2歲，自己做生意。兩人感情順利，也有結婚的打算，很快她就不再工作了。沒想到，5年後，男友生意失敗，怕被拖累，甩了Lucy，但那個時候，她已經很難找到一份夠自己開銷的工作。Lucy抱怨說：「這都要怪他（前男友），他不在乎我工不工作，人都是有惰性的。」
分手後的Lucy開了一家飾品店，但生意不好，無法維持原來的消費水平。期間也遇到過適合結婚的人，本地人有田有錢，但是當時她看不上他。「我現在後悔得要死。他現在的女朋友很不漂亮，我就心裡很不服氣。命不好，這麼好的男人讓她得到了，本來是我的。」
Lucy現在的男友，是一個香港已婚的建築師，「我不喜歡他，但我需要有人照顧我。」
在他的幫助下，Lucy的生活很愜意，在市中心租住了一套一居室，出門就打車；用雅詩蘭黛和迪奧化妝品，背LV包包；每日與朋友出入咖啡廳和酒吧，定期去香港購物，到各地旅遊；每年換3次髮型，花了1萬塊隆鼻，並考慮要去做抽脂手術……但這一切都需要她和男友鬥智斗勇。
每個月，Lucy拿到的錢都不固定。有時候需要她使一些小手段來讓男友給更多的錢，比如她會編故事，騙他說有親戚過生日，或者電器壞了。有時也會搬出朋友的老公：「人家買了一輛雷克薩斯做禮物，你給我買個浪琴手錶好不好？」
從男友那裡拿到的錢，Lucy覺得是應得的。她付出了青春、時間，而且還要忍受他的各種脾氣。「我忍了他那麼久了，我要是碰到可以嫁的人，我早就跟他分手了。他很煩的，經常打電話跟我說很無聊的東西。而且，他給我買的東西我都不喜歡，他都是照著自己喜歡的給我買，而不是我喜歡的。」
Lucy的脾氣和她手上有多少錢有關。不缺錢時，男友發脾氣，她也敢回嘴。如果真沒錢了，只能對男友百依百順。「我以前脾氣還可以的，現在很容易著急，生氣，都是被他害的。我有時候真的很氣，胸口很難受，悶得厲害，還要忍他。」
我和她見面的那段時間，她正在頻繁考慮要「找到一個可以結婚的人」，她瞞著男友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在網上發徵婚帖。我問：「上次見到的那個是什麼背景？」她說是公司職員，一個月幾千的那種。她說不是很喜歡的，但是試著交往一下，看看能不能結婚。
Lucy陷入了一個僵局。對一些認真的追求者，她看不上他們的經濟實力。但對有錢人呢，她又很不信任：「條件這麼好的男人怎麼還單身呢？他肯定和我男朋友一樣就是玩玩的。」
（圖片來源網路）
「我現在從不在男人面前低三下四」
阿英，33歲，西北農村
沈家村是廣州北部一個典型的城中村。33歲的阿英是這個村裡有名的厲害女人。她在1997年，花7萬元買了一套兩室一廳，1999年又花了17萬買了檔口和三個單間。這些錢里，有打工攢下來的，有問朋友借的，但絕大部分是被「老頭」包養的一年裡攢下來的。
在遇到「老頭」前，阿英顛沛流離。17歲不顧家裡人的反對，偷跑出來打工。先後去了新疆、甘肅和河南，吃夠了「沒錢的苦」，一天就吃5個饅頭，睡在樓道里。
在河南做服務員的時候，阿英和小食店的老闆好上了，為他打過三次胎，才知道他是有老婆的。又被人騙去深圳做「小姐」。最後輾轉來到廣州做卡拉OK服務員的時候，遇上了香港珠寶商人「老頭」。老頭每周都會來找她，給她送大大小小的禮物，也打點好她周圍的女朋友們。
「他說他只有四五十歲，但是人家都講他有60歲，比我爸還老。我都不太願意跟他一起走，他還跟我生氣。不過沒有一個人對我這麼體貼過，而且捨得花錢，也沒有一定要求我跟他上床，他沒有提這種要求，後來是我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了……我也是一半被他的錢感動了，一半被他的人感動了。」
礙於「已經花了他那麼錢」，阿英和老頭在一起了，但她一直很矛盾：「那個晚上我也沒睡著，好像他身上有一股味，很難聞，又很肥，我感覺很噁心，很後悔。那些女孩子說：『你早晚要嫁人的，做一次跟做十次的感覺是一樣的。』拿了錢，以後回去找個年輕的、漂亮的。」
但兩個人的矛盾越來越厲害，老頭開始查崗，阿英也擔心鄰居的閑言碎語。一次劇烈的爭吵後，阿英忍不住在電話里破口大罵，自此兩人就不再有聯繫了。
離開老頭後，阿英置辦了房產，開了髮廊，主要靠房租生活。阿英開始有資格「挑男人」，而不是等著被男人挑。
經過幾段不如意的感情後，阿英遇上了比她小6歲的小楊，她「最後的愛」。但村子裡的人閑言碎語，「有人說他是小白臉，說他運氣好，他就心裡不舒服了。」
同居3個月後，阿英懷孕了，她決定生下這個孩子，但是她對未來充滿了擔憂：「我沒有信心守他一輩子，我對他不放心，自己也沒有安全感。生了孩子，哪還有精力去照顧他，他各方面都很旺盛的，我對前途一點信心都沒有。但這個話題太敏感了，我們也沒有正面提過。」
變化來得比預期更快。在她懷孕7個月的時候，小楊離開了，杳無音訊。阿英成了沒有男人的單身母親。鄰居時常當面調侃，也會在背後指指點點，但阿英強悍地維護著自己的尊嚴：
「我現在從來不在男人面前低三下四的，用自己的錢花得舒服、自在。」她也承認，是那段包養的經歷改變了她的性格。她對過去是痛恨的，但也深知沒有當時，就沒有現在的自己。
「今天不知明天事」
阿芳，26歲，貴州人
阿芳家裡是貴州農村的，19歲來廣州打工，每月能賺400~800元。在被包養之前，她有過一個男朋友阿強，已經開始存錢準備結婚了。沒想到男友背著阿芳加入了盜竊團伙，被判了7年。
等了阿強兩年後，阿芳選擇了放棄。一次出去吃宵夜，認識了潮州人阿建。他是一個很小的商人，錢也不多，每個月給阿芳幾百塊的家用，一起過日子，阿芳也攢不下什麼錢。我跟阿芳聊的時候，她就一直在跟我說：「我也不知道我幹嘛要跟這個人，我沒錢沒份的，我就是傻。」
和阿建同居以後，阿芳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大部分時間就在家做家務，或看電視。幾乎沒有朋友，也不和鄰居多說幾句話。「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有時候很怕被別人說……管他說不說，做人不可能十全十美的，生活只要自己過得好，不在乎別人怎麼說。」
阿芳不在場的時候，我曾在檔口聽到鄰居們議論：「她肯定是被包的，每天都在家，又不上班」，「她那個男人是潮州人，潮州人不會娶外地人的」。
阿建很明確地跟她說過，不會離婚。他老婆樸實勤勞，照顧孩子、侍奉公婆、還打零工貼補家用。「他看上我是因為我和他老婆長得有點像。」
阿芳也想不出，如果離開阿建，自己能幹什麼，「今日不知明日事」。26歲，她不想回工廠，那裡沒有盼頭，也拼不過小姑娘；想去辦公室工作，但沒有學歷；也不想回老家隨便找個人結婚，在老家，「很多男的沒錢，又打老婆，又沒事做，成天喝酒，喝了酒就又吵又打，這樣過得很沒意思。」
「我們那裡有很多人販子，賣女的到江蘇山東去，」阿芳說這話的時候，眼神里竟然有點希望：「有時候有一種傻想，讓人家把我賣到那些地方去。到了那裡，我對他好，他也對我好。」
我後來回去找過阿芳，她已經不在了，據說是回老家嫁人了。
肖索未，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
2009年博士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
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性別研究、婚姻家庭和親密關係、人口流動
「婚外包養」是我念博士時的研究課題。當時我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念社會學博士。
從2005年到2007年，我一共調查了19個二奶案例。她們年齡最小的18歲，最大的38歲，沒有人上過大學。
「二奶」這個詞的興起是在90年代後半段。最開始是在廣東一帶流行，那個時候很多香港人、台灣人到大陸來做生意，妻子孩子留守港台。他們就和當地的女孩子在一起，算是在大陸的另外一個家。
根據人類學家譚少薇的估算，到1990年末，每6個在大陸工作的香港男人中，就有一個在大陸有二奶。這對港台社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成為媒體熱點。後來，大陸男人「包養二奶」也為人們關注。
我的博士論文在2009年成稿，當時研究婚外包養的人非常少。現在，「二奶」的說法沒那麼流行了，但並不意味著包養情況的減少，而更多是因為人們「脫敏」、習以為常了 。
現在更流行的說法叫「小三」，這是一種流行辭彙的更替，背後也意味著婚外情形式的多元化。「小三」是中性的，男女都行。且不一定是「包養」的形式，一部分「小三」具備獨立的經濟，另外一部分類似之前說的「二奶」。
學生模樣的肖索未
打入二奶圈
打入二奶的圈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4年，我先找到了一個二奶現象比較嚴重的城中村——深圳皇崗口岸附近的城中村。我在那兒轉悠了一周，很快就陷入了絕望，我發現自己太天真了。我社會經驗不足，根本沒可能找到陌生人跟我來聊「被包養」的事情。
我只能改變策略，請親朋好友幫我牽線搭橋。一個表妹挺身而出，說可以帶我去廣州。2005年8月，我們來到廣州。
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會有很多的夜生活。要去夜場里擲骰子喝芝華士蹦迪調情，和小姐妹聚會聊LV、雅詩蘭黛和男人，還要參加大量飯局。
我之前一直在學校，參加這樣的飯局對我來說是難題。飯局上是有等級的，大家要察言觀色，女孩兒要承擔關係維護的功能。我有點不知所措，很擔心自己出現會破壞現場的氣氛，影響帶我出來的女孩子們。大家看在表妹的面子上，對我很客氣，也幫我介紹研究對象。
在她們眼裡，我是一個土氣的博士，很學生氣，又不會打扮。為了讓自己不那麼「奇怪」，我去做了一點小改變，燙了個頭髮，跟她們請教穿衣打扮，但不至於改頭換面，不然我自己都很不自在。
我原計劃主要做訪談，認識了人想單獨約，後來發現不行，我得先跟她們混熟，她們才會跟我聊，我也才能問到點子上。
所以我花了很長時間跟她們混在一起：一起去做頭髮、美容、逛街、喝茶、打麻將、泡吧、唱卡拉OK、做手工活兒、閑聊八卦；去她們家裡做客，甚至和她們一起外出旅遊。
混對我的幫助特別大，我開始了解她們的世界。我開始意識到「二奶」這個身份可能不那麼關鍵。二奶之間的差別很大，有的住城中村，一個月拿幾百塊，給男人洗衣長凍瘡，也有住市中心，時不時去香港購物的；反而是，二奶跟她圈子裡的其他人的生活相似，而這些人並不是二奶。
（圖片來源網路）
多有錢才能包養？
包養二奶的男性並不都是大老闆，也有那些一個月收入才幾千塊錢的「工薪族」。但，錢的多少是相對的，他們包養的大多是從農村、鄉鎮來的打工妹。不漂亮，甚至不年輕。
比如，在計程車司機老王的眼裡，妻子嫌棄他，而二奶給了他「好男人的感覺」：
「在家裡一點意思都沒有，覺得很壓抑。她（妻子）一天到晚把我跟她姐夫比，說人家開公司，賺鈔票，我一點不努力，就知道打麻將。
我和小梅很談得來。給我做飯，陪我聊天，從來不要求我做什麼。她覺得我是很好的男人，我跟她說過我不可能跟我老婆離婚的，但是她也沒說什麼，照樣對我很好。說實話，我蠻感動的。」
隨著貧富差距在增大，掙錢能力往往跟男人的能力和責任心掛鉤起來，工薪階層男性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尊嚴危機」，而婚外關係給了他某種尊嚴補償。
老王的妻子是本地人，比老王小兩歲，做會計，有了孩子後精力主要放在家裡，希望老王能「主外」，改善家庭經濟條件，追趕姐妹們富裕的腳步；而小梅則小老王20歲，是外地打工妹，第一次婚姻失敗，丈夫遊手好閒又拳腳相向，老王對她來說確實是「很好的男人」。
婚內出軌，並不僅僅和性有關
我在調查中發現，「性」遠沒有想像中那麼重要。一些男性和他們的二奶沒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在個別案例中，雙方完全沒有性交行為。這讓我很意外。
對一些商人來說，二奶的公共展示——讓別人看到，反而更為重要。因為漂亮女人象徵著男人的實力和魅力，而二奶又與小姐不同，不是直接交易性的，她是某個男人獨有的，帶著情感色彩，更能展現出男人味兒。
因此，很多二奶會被要求頻繁參加應酬活動，在飯局夜場給男友「掙面子」。這些場所被視為聲色場所，是慾望流動的地方；妻子不能出現在這些聲色場合，妻子的身份與家庭相關，意味著道德和責任。
（圖片來源網路）
二奶的代價
最近的熱點事件告訴我們，當二奶的代價很高，甚至可能身陷囹圄。而對普通二奶來說，最大的恐怕是「情感代價」。
一個男性受訪者告訴我：「當別人二奶不是說年輕漂亮就行的，關鍵就是要性格好，不要煩，不要羅嗦。」 二奶要讓男人覺得舒服，那就意味著她們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緒，壓抑自己的不滿、失望、憤怒，甚至忍受情緒暴力。
一些二奶反饋，在關係穩定後，男友會肆意地沖她們發脾氣，「找茬」乃至「大發雷霆」，但多數情況下她們會選擇忍耐，因為「頂是長久不了的」。婚外包養關係對男性的行為幾乎沒有社會約束。
也有一些女性會覺得自己的關係「不光彩」，不想讓別人知道，她們會斷掉跟熟人、工友、老鄉的聯繫。但這樣反而讓她們喪失社會資源，更難掌握自主權，越來越脆弱。
另外，二奶的經歷會讓一些女性對人，尤其是男人的信任度很低。這對她們之後擇偶和婚姻都會有影響，面對一些追求者，她們很容易懷疑「是不是也是玩玩的」。
Q：一條
A：肖索未
Q：博士論文在2009年便已成稿，時隔10年《慾望與尊嚴》才出版，這本書相比當時的論文，有什麼最新的調整嗎？
A：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是在美國，更多是從西方的經濟社會學和性別研究的角度進行分析。
回國以後，對國內的婚姻現狀有了更加切近的觀察。更加側重於，從婚外包養關係去透視目前中國婚姻家庭中的問題，比如個體情感的興起與婚姻的工具性強化之間的巨大張力。並且更系統地探討親密關係與大的社會變革，比如階層變遷、鄉城流動、消費主義興起等，以及由此引發的「尊嚴」危機之間的關聯。和之前的博士論文已經很不一樣。
Q：這些女孩子，為什麼會去當二奶？
A:我的調查主要是中小商人和工薪階層的二奶，並沒有明星、富豪或者官員的二奶。很多人成為二奶不是計劃性的。
那些廣州本地的女性，學歷都不高，她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結了婚，或者交了打算以後結婚的男朋友，由老公或男友養著。但是因為一些原因關係破裂了，在找不到可以結婚的對象之前，做二奶就是一種「權宜之計」，她們可以維繫原來的消費和社交圈——因為消費不起的話就很容易被原來的圈子淘汰，這是她們很在意的。
對於那些農村來城市打工的女孩子來說，有些人通過當二奶積累了一批財富，甚至購置了房產，也可以挺直腰板，在生活和感情上有更多選擇權。
但也有一批人，我覺得她們是在試圖逃開打工妹的宿命或者尋常軌跡，這個軌跡我指的是年輕的時候在工廠辛苦勞作，在城市生活苦悶，年紀大了以後回農村嫁給不愛的男人。這不是她們想要的生活，但也沒有其他的出路。她們不會跟那個男人結婚，也攢不了多少錢，但是這段關係給了她們在城市「玩兒一會兒」或者「戀愛」的感覺。
Q:在包養關係中的男性，他們是怎麼想的？
A: 我會問我的男性受訪者怎麼看待他們的婚外情，他們大多很坦然地告訴我「這是正常的」。一些跟我抱怨婚姻不幸福，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而這些需求又是特別合理正當的，所以要在外面找。另一些則用「男人都這樣」、「男人天生花心」的說法，他們認為男人最大的家庭責任是養家，而婚姻忠誠不是。
他們不會主動離婚，離婚有很多的現實後果，包括一些商人的事業是跟妻子一起打拚的。他們也強調自己對孩子和家人的責任，包括道義責任，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們的道德底線是不能「拋棄」盡心盡職的妻子，而不是不出軌。
我曾以為他們會表示出愧疚，但沒有。也許他們心裡有愧疚，但要強撐面子，給自己辯解。但我真切地覺得，我們當下的性別文化和婚姻現實給予了他們某種解釋的可能，而這些正是更值得我們反思的。
Q:這種解釋的可能是指？
A:一方面，我們越來越強調個人的情感和慾望，另一方面，婚姻的工具性作用也不斷強化，二者之間構成了巨大的緊張關係。
具體來說，市場改革以來，我們鼓勵個性解放，強調個體感受，期待著在親密關係里滿足個人深層的慾望與情感，對婚姻的情感期待也有提升；與此同時，家庭承擔了重要的現實功能，照顧的功能、經濟的功能（包括家族企業）等等，幾乎不堪重負，而這些功能的行使要求家庭穩定。
因此，當個體的情感需求在婚姻中無法得到滿足時，離婚又不可行，婚外尋求情感滿足反而成了看似正當的理由了。
Q：現在女性的收入、受教育程度都在增加，這對婚外包養關係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很多人覺得現在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經濟上越發獨立，親密關係上越發要求平等，可能對一部分女性來說確實如此，但是統計數據並不樂觀。
根據全國婦聯的婦女地位調查等一系列調查，適齡女性工作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在性別觀念上，比如對社會分工和兩性關係的認識，則越發傳統；比如，對「男人以社會為主，女人以家庭為主」這一說法的認同率從1990年的44.2%，上升到2000年的47.5%、2010年的57.8%，對「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認同率從2000年的34%上升至2010年的44%。
在當下的婚戀文化里，男人們被期待給女伴提供更多的經濟資源，買房、買鑽戒、送禮物、發紅包乃至養家、養老婆、養娃。他們的經濟付出也被賦予了很強的情感意義，被視為愛的表現和責任擔當。對女性而言，「被養」沒什麼問題，甚至是值得驕傲的事情，表明有人愛。
Q:有人質疑過您，這是對包養二奶、二奶群體的洗白嗎？
A: 這不是洗白。
我覺得譴責個體沒有太大意義。婚外戀不是簡單的個人困擾，而是一個頗具規模的社會議題。如果不去探究這背後更深層的社會文化原因，那麼我們都無法真正理解這個現象。
這些社會文化原因包括巨大貧富差距帶來的「過得更好」的渴求和不想「被落下」的焦慮、大規模城鄉流動帶來的社會和情感代價；還有我之前提到過的親密關係中的性別邏輯、和個體情感提升與家庭工具性強化之間的巨大張力。
Q:在做了這些研究後，對於如何解決婚外戀、二奶問題，你有什麼想法？
A: 坦率地講，我給不出「藥方」，在我看來婚外戀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之後會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
在我看來，如果目前貧富差距的社會現實不改變，強調「男人負責賺錢養家、女人負責貌美如花」的性別觀念不改變，家庭既是個體的首要支持來源、又構成重要的壓力來源的情況不改變，我不覺得婚外戀的狀況會有什麼改變，變化有可能是，很多妻子也有了婚外關係。
這裡有一個核心的現實問題是公平性的問題。與其說去防止男性發生婚外戀，不如事實上保障原配退出婚姻的權利，從法律和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不是妻子選擇離婚的話，她整體的生活質量會有嚴重的下降，甚至還會遭受社會非議。
我們進入了一個個體的情感、訴求、慾望不斷獲得正當性和合法性的時代，單純的婚姻道德教化，意義不大。當原配妻子真正有了退出的權利和可能，同樣是增加了男性婚外戀的成本，或許會構成事實上的約束。
圖片提供：肖索未、六弟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路
TAG: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