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辦教師的粉筆生涯—學生給我當鬧鐘
學生給我當「時鐘」
剛開始教書的那些天，與其說我是個教書的先生，還不如說我是個學習的學生。一切都從摸索著開始，就像盲人摸象、瞎子點燈一樣，純粹憑感覺。
我首先學習的是木工技術。
報到那天，校長王老師轉了兩個教室，才給我騰出了一張舊課桌作為我的辦公桌。他把這張課桌上坐的兩個學生硬生生插加到另外兩張課桌上。一張桌子上原來坐兩個學生，現在變成三個，那兩張桌子上的六個學生都不樂意了。孩子很單純，心情是明顯的，不加掩飾地寫在臉上。挪書包課本鉛筆文具盒時嘴撅臉吊，使性弄氣，行動相當遲緩，有點消極抵抗的神態，只差罵娘了。弄得我們幾個老師，象舊社會的窮人揭（過不了年，借）富人的年麥，倒象求學生似的。當時看著那情景，我想起了兩句地方方言：「閻王爺還不嫌鬼瘦」。（這是過余厲害的意思）。「土堆爺（土地神）哄吃娃的饃蛋蛋」。但他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地位是先生。先生是管他們的老師。搬桌子時，我們也內疚，但無能為力，打桌子需要材料。我們沒有材料。校長沒有，我也沒有。買桌子需要人民幣，同樣校長和我都沒有。瘦虎搜山，我們只能筷子裡邊拔旗杆了，家門裡邊搬桌子了。
說起來，我們學校還是有一部分課桌的，這還是十多年前，我在村子上小學時，教我們的王老師找木匠打下的。這些桌子滿打滿算，甚至五寸拽一尺，才能勉勉強強滿足學校四，五兩個年級學生的需求。桌子的結構是老式的，周圍是厚點木板的邊框，打了卯榫裝上桌腿，中間的桌面是鑲進去的，象如今人在窗框裝玻璃一樣。每個桌子兩個桌兜，有底板，兩兜之間沒有隔板。
「咱學校這條件不好，先湊合用著吧，等條件好了，買新的，買新的……」也許校長也覺得太不像樣了吧，不停地解釋著，有點不好意思。
那張課桌終於被學生抬到了我的辦公室，這是爭奪得到的，甚至包含了搶的成份。
桌子是王校長在學生坐的課桌裡邊挑選的梢子（頂好的），桌面上沒有窟窿，只是邊框和瓤子介面處有明顯的縫隙，記得我後來把報紙摺疊如扇子合併後的樣子，填塞進去，對縫隙進行了處理。桌面上原來的紅漆由於年久已經斑駁得近乎完全脫落，顏色演變成了不是漆色也不是木色，黑不黑，紅不紅，近乎一種陳醋色。整個桌面色調不一致。由於學生長期爬在中間做作業，手摩肘壓，中間木板本色濃一點，細看可以看見木板上的年輪。周圍綹綹道道的，使人想起關中方言：烏馬敬德（髒得不均勻）。唯一好的地方是桌腿的卯榫沒有鬆動，敲起來是一個囫圇聲。
年輕人都有體面的心態，剛開始那幾天，每每看到別的老師都爬著帶有抽屜的辦公桌，坐著帶靠背的辦公椅，儘管那些辦公桌有的還是白胎子（沒有油漆），有的辦公椅卯榫已經鬆動，坐上去咯吱咯吱叫喚，但總比我的強。特別令人嫉妒是旁邊的李大先生，還時不時坐在椅子上翹著二郎腿。太有比較了，我坐的是和學生一樣的板凳，爬的是和學生一樣的課桌，和學生的區別就是我的桌凳是挑出來的，不缺胳膊不短腿。
一間房子三個老師辦公，人家「砰」的一聲擰開鎖子，「咣當」一聲拿開檔板，「刷啦」一聲拉開抽屜，取出東西後，繼而又是一次「刷啦」一聲推進抽屜，這次，還要加一聲「鐺」，這是抽屜板碰上桌面框的聲。同樣，「咣當」一聲套上檔板，「咔嚓」一聲鎖上鎖子。這些聲音，連貫而清脆，簡直像對我進行一次次炫耀。
那幾日，一坐在辦公室批改作業，我最不願看到他們開拉抽屜的動作，更不想聽那些刺耳的聲音。我覺得不光是刺我耳，甚至還刺我心。
我開始在我家找木板了，我以前見過有人給課桌兩個桌兜加了兩塊木板，分別把木板和桌腿用活頁釘上，給桌子中間的桄上再買兩副門扣，用一個付扣，兩個主扣，這樣兩個主扣重疊起來壓加在付扣上，同樣可以「咣當」一聲掛上檔板，「咔嚓」一聲鎖上鐵鎖。和他們只差「刷啦」一聲拉開抽屜，但我可用力大一點，那打開的木板會「啪」的一聲撞擊到桌腿上，雖然像自己手打自己臉一樣，不夠響亮，但還是有聲音的。我同樣可以掛上鐵鎖。不同的是人家是內鉗式的往出抽，我這是外掛式的往外開，像打開兩扇門。雖然說是屎巴牛攆黑卧車，加不上油，但我和他的形狀是一樣的，功能也上不差三，下不少四。
說實話，當我把那兩扇「門」訂上後，非常高興，覺得我也能「咣當」了。儘管當時沒有什麼值錢東西，鎖住桌子和不鎖沒有多大區別，我還是高興。現在想起來實在可笑。
我木工活的第二件產品是：粉筆盒。
學校里原來的粉筆盒被原來的老師佔用完了，我來得晚沒有了。叫花子（乞丐）進門，也有先來後到，我是後到的。
說到這裡，想起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
我表弟上了一年學，過年到我家出門，我問今年考得咋樣，他說：「挨球的老師心瞎很，把我們一夥娃排成一排給分數哩，把高的給了頭裡（前頭）的娃咧，給到我跟前，剩了一個一，一個六，一在頭裡，六在後邊」。
也許當時我的認知和我表弟的水平差不多，只值一十六分，我給自己又加工了一個粉筆盒。不過這個粉筆盒的尺寸偏大，形狀醜陋，很不雅觀，更談不上美觀了。但總算有了，自己再丑的孩子都覺得乖，我當時也高興。
我還學了音樂，確切地說，應該是複習了我上學時的歌曲。經常背地裡試唱。我的音樂天賦太差，聲音又沙啞，但唯一一點就是我當時膽大臉皮厚，我開始在管我的班，給學生有點大「唱」不慚地教唱《學習雷鋒好榜樣》了。儘管，可能有點不著調，不，肯定是南腔北調，驢頭馬尾巴，但總比沒有歌聲強。
沒有幾天，輪我當輔導員了。輔導員的職責是上早操，打鈴，安排放學。可是當時學校的時鐘壞了，還在我們禮泉縣的「鐘錶修理鋪」住院治療。沒有時鐘，只有一把口哨。
接過口哨的那一刻，我有點慒了。以前上課下課，都是聽別的老師吹的哨音。從不管三點兩點。現在要個人掌控時間節奏，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來校時間好定，看天明，再說自己就住宿在學校，只要早點打開學校大門就行了。其實當時我們學校的門不大，和普通人家窯洞上安裝的門一般大小，架子車都拉不進去。我們的學校是舊廟宇改造成的。三個教室是搬掉神像的大殿改造的，另外兩個是舊時的戲樓隔開的，並且還在學校門外五十米以外的地方。上課多長時間也好辦，只要我把準備的課講完了，其他老師可能也講得差不多了，就吹下課哨。一節課長點短點無所謂。正像劣等木匠給人解板跑了線，還振振有辭：「不在這邊就在那邊，匠人是不會拿走木板的。」但這吃飯時間就不好把控了。農村學校的作息時間是跟隨農民的耕作習慣制定了，放的遲了，飯等學生，耽誤家長下地；放的早了，學生等飯，耽誤家長幹活。
我一下子犯了難，問這放學時間咋定。校長說：「你看著定，遲點早點沒啥，等鍾修好了，就准了。你實在掌握不了，叫傳縣看一下。」
傳縣是當時坡北小學年齡最大的學生，比我只小一歲。他上學比其他學生相對晚一點，在家呆的時間長。由於父親早逝，他和母親過，經常干一些家務，比別的同學成熟老道得多，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還懂的多。
於是我把傳縣叫來，問他如何確定放學時間，傳縣說，也沒有啥，簡單很，大概三點。一，憑估計，也就是根據老師講課內容的多少判斷。二，看陰影，當時我不知道這叫日晷。只知太陽的光照在教室外邊，牆上總要留下陰影。傳縣心細，每天的陰影到什麼地方放早學，到什麼地方了放午學，他都在地上做了記號。他是根據記號判決的。三，看炊煙。當時生產隊是統一幹活，統一回家的，所以傳縣在觀察陰影的同時，也朝村北觀望村裡各家各戶做飯的炊煙。如果炊煙家家升起來了，就說明大家已經從地里回來做飯了，這時放學，上不差一，下不差二。不能看個別戶的炊煙，個別戶的炊煙升起，是那些家裡有老人的，老人太老了，在家裡看娃做飯，只要孩子一睡著，她就做飯。不管飯遲早，只要人閑了便做飯。
至今記得那一星期我當輔導員，多半是把放學大權交給我的學生傳縣實施的，傳縣說幾時放便幾時放。傳縣確實很敬「業」，上課時尺碼著（判斷著）。
一到時間準會給我說：「看爺（太陽）茬茬（陰影和陽光交匯處），差不多了，村子裡的做飯的煙也升起來了，時間差不多了。」
「好！放學。」於是，我吹響了放學的口哨。
此後，小學課文里有一篇課文，名叫《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內容是在野外迷路後如何通過樹木，村莊農人的庄宅坐向，甚至包括樹木的年輪來確定方向。每講這篇課文時，我就想起了我的學生傳縣來。
後來，我也翻看了歷史上人們如何計時的方法，有日晷，有看太陽計算天的，有看月亮計算月的，有通過漏水、漏沙、焚香計算時的……但裡邊沒有通過看炊煙決定放學時間的。把這條沒寫入歷史，簡直有點遺憾。
寫到這裡，我挺懷念那時農村的地凈天藍。那時，空氣沒有污染，沒有霧霾，天藍得白天幾乎能看見天上的星星。田野里，街道上，一個塑料袋也沒有，偶爾才會出現學生娃廢棄的紙張，但很快就被奶奶們揀去做手紙了。裊裊的炊煙一升起老遠就能望見。農村除了做飯燒炕有煙外，剩下的只有老漢抽的旱煙了。不過那煙看不到，聞著倒挺舒服的，因而，我曾一度抽過紙卷的旱煙。
特殊的時代，特殊的歲月，特殊的做法辦法，在那文化革命後期的亂象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日子裡，一天天延續著，並一天天開創著新的日月，刻畫著一道道歲月的年輪。雖不怎麼輝煌，但卻值得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