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時風物月華中——古籍文獻中的北京歲時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先秦時期，今天的北京地區就建有一座名為「薊」的都邑，也就是西周、春秋時期的燕國都城。秦滅燕後，薊城雖然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卻仍是北方的一座核心城市。由漢至唐，因而未改。五代時期，幽薊之地入北，遼太宗以之為南京，號為幽都府，後改稱析津府，又稱燕京。金朝滅掉遼和北宋後，鑒於原都城上京會寧府地方僻遠、氣候苦寒，遂遷都燕京，改名中都大興府。及至元世祖忽必烈時，又在中都附近大興土木，起建大都城，作為新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城的雛形。這麼算來，北京的人民在燕山腳下、永定河畔的這片土地上生活，前後總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三千多年的歷史裡，北京經歷過金戈鐵馬、邊聲四面的戰亂世道，也趕上過重譯款塞、九有來王的太平盛景，當然，更多的時候，還是日中為市、男耕女織的平凡日子。此城坐落於燕山與太行山的懷抱之間，往北是游牧民族聚居的邊塞之地，往南則是人文綦盛的禮樂之鄉，兩種文化在北京融合，形成了北京人特有的性格：熱情，大方，眼界廣，「講究」多。特別是在過日子方面，一年三百六十日，哪天該幹什麼，北京人總是記得一清二楚，說得頭頭是道。
比如說，正月十九，在大多數地方的人看來，都是一個沒什麼特別的日子，然而如果您問「老北京」這天有什麼說道，他們多半會告訴您：「這是燕九節呀！您不上白雲觀『會神仙』去？」您看，元宵剛過完，北京人又給您弄出個「燕九節」來，有意思不？
又比如，「二月二，龍抬頭」，這是我國民間常有的說法，並非北京特有的節日。然而在北京，關於「二月二」也有一堆要注意的：首先，這一天婦女是不動針線的，說是怕傷「龍目」。其次，這天吃飯也有很多名目，吃餅要叫吃「龍鱗」，吃面叫吃「龍鬚」，吃餃子叫吃「龍牙」，吃米飯叫吃「龍子」……總之，一切都跟「龍」有關係。擱在別處，可沒北京這麼多說道。
其實，這也不能怪北京人瞎講究。首先，北京地區四季分明，何時春來，何時入夏，大家都很清楚，季節更替容易給居民留下深刻印象。且舊時不像今天生活條件優越，想吃些好的，穿些好的，往往要借著過節的由頭，而隨著季節變化「過節」，本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時間久了，這種「順時而動」的歲時文化就成了本地文化的一部分。其次，北京在歷史上先是邊鎮要地，後來又是帝都，不僅市井繁華，而且人文薈萃，每當季節交替之時，公卿貴戚、文人雅士輒有游賞，如春遊滿井，夏看洗象，秋登窯台，冬觀冰嬉，給北京增添了很多熱鬧，逐漸就成了習俗。除此以外，北京歷史上又是諸多名人曾經居住過的地方，這些名人留下的事迹、佳話，乃至被後人附會出來的傳說，都成了歲時文化的一部分。如正月十九日白雲觀「會神仙」，就是因為俗傳丘處機「成仙」之後，每到這一天都會「臨凡度世」，北京人去白雲觀，為的就是湊這個熱鬧。像這樣的節令，大都是北京特有的講究，有著濃重的地域文化色彩。
經過三千多年的歷史積澱，北京的歲時文化可說是非常豐富的。不但從正月到臘月，每個月都有一些特殊的節令；而且就現在保留下來的文獻材料看，從遼金到明清，乃至到了民國，每個時代也都有不同的好尚。更難得的是，同是一個節，往往官家有官家的過法，民間有民間的說道，這就更加凸顯了北京歲時文化的豐富多彩、底蘊深厚。
可惜的是，記載北京歲時景象的古籍文獻頗為浩繁，但又往往不為今人所熟知，導致本地雖有豐富的歲時文化因素，當代北京人卻往往對其不甚了了。為彌補這一缺憾，筆者姑以本篇小文拋磚引玉，簡單介紹幾部關於北京歲時文化的古籍文獻，希望能夠引起更多讀者和作者對北京歲時文化的重視。
一、北京歲時文獻的概況
說起與北京歲時有關的古籍文獻，自然是非常浩瀚的。唐、五代以前，相關資料還比較稀罕，自遼代將此地定為「南京」以後，就漸漸豐富起來。一方面，遼人自然會記錄本國的社會風俗。這些文獻雖然如今大多已經佚失，但在《遼史》里還保存下來一部分。另一方面，宋遼之間既有交戰，又有使者往來，因此使者回國後往往會將見聞筆之於書。這些散見於筆記和文集的材料，也給我們了解遼代北京的歲時文化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到了金代，情況又有所不同。遼代的南京只是五京之一，皇帝四時捺缽往來，定期停駐，並非完全的統治中心；金代則自海陵王完顏亮起，就徹底徙都於燕，稱之為中都大興府，在這裡設官立朝，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達數十年之久。故而相對遼代來說，金代官私文獻中記載燕京風俗的更多、更全面。比如說，當時文人名士的詩文集中就有很多關於貴人擊球、射柳，民間放偷等風俗的記載，而且往往描寫頗詳，比起遼代的文獻記載來，顯然進步很多。但到蒙古興起之後，金國在軍事上長期陷入不利局面，不得不遷都開封，中都大興府由金代的國都變成了蒙古的燕京路總管府治所，人物凋敝，城邑荒殘，也就很少有人再去關注當地的歲時文化了。
四十年後，時局又發生了變化。元世祖忽必烈將國號由「蒙古」改為「元」，將國都遷至新建的大都城。自此以後，北京重新成為國都，對北京地區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的記載也隨之豐富起來，表現形式也更為多樣化。元代著名文學家，曾「六入翰林，三拜承旨」的歐陽玄，就曾寫過《漁家傲》詞十二首，每首詠一個月份的北京風物，如其中的《正月》詞：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見了，朝回早，闕前褫帕歡相抱。
漢女姝娥金搭腦，國人姬侍金貂帽。綉轂雕鞍來往鬧，閑馳驟，拜年直過燒燈後。
這首詞雖然篇幅不長，卻涉及了京城正月氣候、元旦大朝、以相抱為禮的習俗、貴家婦女衣飾、拜年，以及元宵節（「燒燈」）等與北京歲時文化相關的內容。尤其由於歐陽玄具有卓越的天分，故能將優美的筆調與豐富的文化信息相結合，使讀者感到回味無窮，這是更難得的。我很想向讀者們仔細推介紹這十二首《漁家傲》，可惜文章篇幅有限，只能姑舉其一為例。好在歐陽玄的《圭齋集》依然存世，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讀。
除此以外，還有一部關於元代北京歲時的傑作，就是熊夢祥的《析津志》。熊夢祥是江西人，曾任白鹿洞書院的山長，後來入都，歷任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後以老致仕，隱居在今門頭溝的齋堂村，致力於編纂《析津志》。這部書在明代中後期就已散佚，幸而《永樂大典》和其他明人著作中還有徵引其書之處，故上世紀80年代，北京圖書館善本組曾就該書做過輯佚和整理工作，後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析津志輯佚》的名義出版。此書雖是殘闕之本，但其中的《風俗》和《歲紀》兩部分仍然保存了大量與元代北京歲時風俗有關的記載。如《風俗》記夏日宰輔游西山，名為「巡山」，以及京城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的屬官同赴通州，名為「巡倉」，都是後人初所未聞的。又如《歲紀》載二月八日游皇城、九月皇帝還京、十月開射圃的場面，以及每月太廟薦新的食品名目，也都有裨於聞見，足資談助。
元代以後，除明初的三十年外，明清兩代皆定都於北京，關於北京歲時的文獻愈加浩繁。據不完全統計，在明清兩代的五百多年裡，文獻涉及北京年節習俗的，至少有一百六七十種之多。其中，純以載錄北京歲時勝景為主題的文獻，就有《北京歲華記》《帝京歲時紀勝》《燕京歲時記》《京都風俗志》《春明歲時瑣記》《春明採風記》等書，辟有專門章節記述北京風俗的，又有《萬曆順天府志》《宛署雜記》《酌中志》《康熙大興縣誌》《康熙宛平縣誌》《日下舊聞考》《光緒順天府志》等十幾種。北京歲時文獻的豐富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燕京歲時記（外六種）》，王碧瀅、張勃標點，北京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
更為難得的是，北京歲時文獻數量雖多，也有彼此借鑒、影響之處，但各書之間卻絕非簡單的互相抄錄、引用關係，而是既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前人的觀點，又根據自己的見聞與考據加以辨正。如《帝京歲時紀勝》與《燕京歲時記》，同為清人之作，同記北京歲時風俗，但一系雍乾全盛時期之著作，一記光緒漸衰時代之景況，雖同記一事，而盛衰自有差異。即如同記新春琉璃廠之景象，《帝京歲時紀勝》曰：
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籤，千門聯絡，圖書充棟，寶玩填街。更有秦樓楚館遍笙歌，寶馬香車游士女。
《燕京歲時記》則曰：
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兒童玩好在廠甸，紅貨在火神廟，珠寶晶瑩，鼎彝羅列，豪富之輩，日事搜求，冀得異寶。
據此，則至光緒朝時，琉璃廠已無燈景可言，較之雍乾極盛之時，顯然是要遜色一籌了。
又如同為有關元宵節的記載，《帝京歲時紀勝》的說法是：
十四至十六日，朝服三天，慶賀上元佳節。是以冠蓋蹁躚，繡衣絡繹。而城市張燈，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永夕，金吾不禁。懸燈勝處，則正陽門之東月城下、打磨廠、西河沿、廊房巷、大柵欄為最。
《燕京歲時記》卻說：
六街之燈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處皆不及也（兵部燈於光緒九年經閻文介禁止）。若東安門、新街口、西四牌樓亦稍有可觀。
按「正陽門之東月城下、打磨廠、西河沿、廊房巷、大柵欄」，即今前門外的大柵欄地區。早在明清時期，這裡已經是北京著名的商業區。據清代中期的記載，每年一進正月，大柵欄商戶白天做生意，夜晚張燈取樂，而燈景多與所營業務一致，算是一種宣傳自己的手段。由於燈景之講究與否，能夠側面映射商戶的經濟實力，故而各家多竭力營求，所制之燈爭奇鬥豔，為京城勝景。到光緒時期，大柵欄的燈景已無可觀，轉而以東四、地安門這兩個較新的商業區，以及工部、兵部兩衙門的燈景為盛，這無疑象徵著大柵欄商業區的衰落。對於漸就衰落的清王朝來說，這樣的景象並不是好兆頭。
上述的兩例，是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不同時期文獻記載，以見北京歲時風物變遷的極好證明。像這樣可供比對的記載，在北京歲時文獻之中是極為常見的。無論是研究北京的社會風俗，還是僅對北京的年節文化感興趣，北京歲時文獻都不可不讀。
二、北京歲時文獻的結集
如前節所說，關於北京歲時的古籍文獻是非常浩繁的，書海茫茫，尋覓頗難，而找到之後，從中爬梳史料又要花費很大精力。即使是專業研究者，要天天跑圖書館，翻書抄卡片，也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更何況僅是對北京歷史文化感興趣的愛好者呢？面對這種局面，北京歲時文獻的結集就應運而生了。
雜抄文獻，匯為一編，古已有之。如《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之類，先確定天地日月、風雨雷電、草木鳥獸等門類，再將所見文獻中相關的內容一一抄出，歸於相關門目之下，以便寫文章時查檢。以其據類成書，故謂之「類書」。及至清初，朱彝尊仿其成法，組織門生將古來文獻中與北京有關的一一抄出，分門別類，編為《日下舊聞》。乾隆朝時，清高宗又命廷臣以《日下舊聞》為藍本，加以考據、補充，遂成《日下舊聞考》。這一段故事，是治北京史地之學者無不知道的。
進入民國時期，西方的學術體系傳入我國，史料之學漸受重視，當時的學者頗有致力於搜集文獻，纂輯成編，以助研究者。同時，隨著時代的變化，北京的社會風俗也在逐漸更易。舊日萬人空巷、興高采烈的廟會、香會，在新知識分子看來，已有「迷信」的嫌疑；從前商家過年休市的習俗，也因經濟不景氣，不得不做出改變，以求多奔些「嚼裹兒」。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兩部重要的北京歲時文獻集成，就是張次溪的《北平歲時志》與李家瑞的《北平風俗類征·歲時門》。
張次溪是廣東東莞人，本名仲銳，後改江裁，次溪是他的號。父親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張伯楨，號篁溪，故他取號「次溪」，以示克紹箕裘。他自幼隨父母居住北京，所以名雖粵人，實則對燕京風土的了解遠過於故鄉。一九三〇年，剛從孔教大學畢業的張次溪受聘於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從事《北平志》的纂修工作。此後的六七年間，他參與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工作，走訪北平的各處寺廟、古迹，編著《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北平廟宇碑刻目錄（與許道齡合作）》等文獻集成和工具書，並自刻《北平史跡叢書》《燕都風土記叢書》《京津風土叢書》《中國史跡風土叢書》等，其中用力最勤、影響最廣的，當數《北平歲時志》。
《北平歲時志》，張次溪編著，高辰標點，北京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
「歲時志」之作，始於六朝。梁人宗懍作《荊楚歲時記》，記載自元旦以下二十多個節令的荊州民俗，是為「歲時志」「歲時記」體例的開端。此後歷代撰述，續有仿作，多記一時一地的歲時節令文化，對於研究歲時文化極有幫助。單就北京地區而言，此類文獻就有明人陸啟浤《北京歲華記》，清人潘榮陛《帝京歲華紀勝》、讓廉《京都風俗志》、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等多種，進入民國以後，尚時有作者。張次溪編著《北平歲時志》，可謂對歲時志撰著傳統的接續。
不過，張次溪編著的這部《北平歲時志》，與傳統的歲時文獻有很大不同，其顯著特點在於張氏將自作文字與引述前代文獻有機地結合起來。此書自正月至十二月，依月分卷，卷首先有張氏自作的一篇小序，談本月節令風俗之概況，以及自身目見耳聞之節俗流變，有提綱挈領之效。小序之後，乃自朔日至月末，以日為目，歷引文獻中關於該日習俗的記載，以見時序之推遷、風俗之流衍。哪怕是對北京歲時文化毫無了解的讀者，讀起來也感覺眉目很是清晰。特別是所引各書上起明代，下至晚清，前後相去數百年，時世盛衰不同，人情好尚不同，社會發展程度也有所不同，故雖同記一事，而內容常有歧互。張氏將這些不同時期、不同作者的文獻搜集在一起，按時代排列，則每一節日、習俗在不同時代的情形灼然可見。這種體例既是對傳統文化中「歲時志」一體的沿襲，也是舊學術受到新風氣影響的結果，可以在史學史上留下一筆。
張次溪的《北平歲時志》成書於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據書前林志鈞序落款為「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可知），約一年後，另一部北京風俗史料方面的傑作就出版了。這就是李家瑞編著的《北平風俗類征》。
李家瑞是雲南劍川人，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後進入中國文學系學習，師從劉半農。一九二八年，李家瑞從北京大學畢業,經劉半農介紹，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做助理員，從事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三二年，李家瑞著成《北平俗曲略》（一九三三年出版），此後便在劉半農的指導下，從事北平民間風俗史料的分門輯錄，至一九三六年十月，輯錄了數十萬字的史料，命名為《北平風俗類征》，於次年五月出版。該書分為歲時、婚喪、職業、飲食、衣飾、器用、語言、習尚、宴集、遊樂、市肆、祠祀及禁忌、雜綴十三門，徵引文獻達五百種以上，堪稱洋洋大觀。
《北平風俗類征》雖然出版較《北平歲時志》稍晚，但論對歲時文獻搜集整理的全面程度，則駸駸乎駕其上。李家瑞所輯錄的歲時文獻，上起遼金，下至民國，達一百八十餘種之多，而且其中有不少出自張次溪所忽略的俗曲、報章等文獻，因此對歷史上的北京歲時節令風俗展示更為全面。此外，李家瑞編著本書，本意在於推進對風俗的研究，故於每條史料，均用簡短的三五個字概括出其大意，以便檢閱，這對於讀者也是很有幫助的。
統觀兩書，《北平歲時志》在史料豐富程度方面，顯然要比《北平風俗類征·歲時門》遜色一籌，但《北平歲時志》每月均有張次溪自作小序，對北平的歲時風俗有所總結，這又是勝於《北平風俗類征·歲時門》的了。而且，張氏所收史料雖不及《北平風俗類征》浩博，但也有超出李家瑞所輯之處。因此，這兩種文獻集成之間，頗有可以互相參證的地方，可以並行不廢。
說到這裡，筆者又有了一點兒想法：張、李二著，均成書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從一九三七年到二〇一七年，忽焉又是八十年過去了，這八十年間的風俗變遷，比之前的幾百年還要劇烈。可有讀者願埋頭於故紙堆中，編一部新的《歲時志》，又或新的《風俗類征》嗎？筆者拭目以待。
三、北京歲時文獻的出版
北京歲時類的文獻，固然如前文所說那樣浩繁，但至今也已經整理出版了很多種。特別是以出版「北京古籍叢書」聞名的北京出版社，從1960年出版《長安客話》以來，已組織點校了八十多種與北京文史相關的古籍，其中如《析津志輯佚》《帝京歲時紀勝》《康熙大興縣誌》《日下舊聞考》《光緒順天府志》《京都風俗志》《燕京歲時記》等，都與北京的歲時文化關係密切。特別是2010年出版、2017年再版的《北平風俗類征》，輯錄的北京歲時史料尤為可觀。我們雖然不能說，北京歲時文獻已經被北京出版社「一網打盡」，但經過這幾十年的努力，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部分文獻，確實已經以點校排印的形式貢獻給廣大讀者，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由於北京古籍叢書的出版目的主要是為學術研究提供資料，預計的讀者群體主要是專業研究者，故其成品多以繁體豎排的形式面世。這固然是從保障史料可信性、減少編輯錯誤的角度考慮，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導致書看起來不那麼「平易近人」，無形中提高了讀者接觸古籍的門檻。對於大眾讀者來說，讀北京史料，主要還是為了從中尋找樂趣，那麼一些趣味性較強、文字比較通俗的古籍品種，是否可以用簡體橫排的形式出版，以便利普通讀者的閱讀呢？於是，就有了「北京歲時」書系。
「北京歲時」書系，是「北京古籍叢書」的子系列，第一批預計出版三部，依原作的成書時間排序，分別是《燕京歲時記（外六種）》《北平歲時志》《北平歲時征》。
《燕京歲時記（外六種）》一書，顧名思義，一共收錄了七種北京歲時文獻，按時代順序，分別是陸啟浤《北京歲華記》、王養濂《宛平歲時志稿》、張茂節《大興歲時志稿》、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讓廉《春明歲時瑣記》、蔡省吾《北京歲時記》。這七種文獻篇幅都不大，故合為一書，而以篇幅最長的《燕京歲時記》名之。把這七種文獻讀完了，從晚明到晚清，北京的歲時風俗變遷，也就大致可見了。
《北平歲時志》，即前文提到的張次溪之書。張書有小序，有文獻，兩相參證，相得益彰。《燕京歲時記（外六種）》中，最晚的是清末民初蔡省吾所著的《北京歲時記》，而蔡氏生於咸豐年間，至清末民初，已如魯殿靈光。張次溪則生於宣統元年，剛剛記事，就發生了辛亥革命，基本算是民國的第一代「新人」。因此，《北平歲時志》各卷小序中的張氏親所見聞，正好與蔡省吾《北京歲時記》中的記載相接續，而其所雜引的各種文獻，更可與《燕京歲時記（外六種）》互相印證。這就是《北平歲時志》不可不出的原因。
《北平歲時征》，李家瑞編，童軼標點，北京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
繼之其後的，則是《北平歲時征》，也就是《北平風俗類征》中的《歲時》一門。如前文所述，《北平歲時征》是一部為學術研究而編纂的資料集，編者搜羅文獻時，不但窮盡了目力所及範圍內的古籍，而且還遍及報紙、歌謠、俗曲等前人所不措意的文獻。在「北京歲時」書系的三部圖書之中，《北平歲時征》雖不如《燕京歲時記（外六種）》與《北平歲時志》的內容有明確的時代性，但若論搜求廣博、用功深湛，以及對時代變遷的體現，確當推此書為第一。
總而言之，「北京歲時」書系的這三部圖書，是北京歲時文獻出版的新起點，也是北京古籍叢書系列的新嘗試。在未來的工作中，我們將會儘力為讀者推出更多、更好的古籍讀物，以感謝讀者六十年來對北京古籍叢書系列的厚愛。
本文原載《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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