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國之重器——石鼓
閱讀前請點+關注，天天高品質生活。
石鼓——中華第一古物
北京故宮博物院寧壽宮石鼓展廳
石鼓文局部（後勁本）（北宋拓）各23×14.3厘米 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石鼓，是一組十個饅頭狀的花崗岩刻石（以為是石制的鼓的請去面壁），每個直徑約1米，重約1噸。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狹下寬，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根據它們的出土地點，將它們命名為「陳倉石碣」或「岐陽石鼓」。
在金石學中，石鼓是最重要的石刻遺物，它上面刻著的文字，人稱當今漢字的「祖宗」，韓愈曾專門為其上書請求妥善保存，它還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
後人又根據鼓身上的文字，將十面石鼓分別命名為：乍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汧沔、田車、鑾車、霝雨。每個石鼓的表面，都刻有一首四言詩，是征旅漁獵的詠歌。有的在訴說修治道途之事；有的在稱道汧源之美與游魚之樂；有的在講述原野上打獵活動開始、高潮及結束時滿滿的收穫，甚至還有對狩獵歸途中，遇雨、涉水、行舟的詳細描寫……因此石鼓文又稱《獵碣文》。據金石學家唐蘭先生考證，石鼓的刻鑿時代為秦獻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不過這些考證也有存疑，值得進一步解惑。
石鼓上刻的文字，後世稱為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狀若「倉頡之嗣，小篆之祖」。就書法層面來說，石鼓文屬秦文大篆類，介於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間，又稱「籀書」，是我國文字發展鏈條上的重要一環，所以有人說它是今天漢字的「祖宗」。
由上可見，無論是在歷史學、考古學、文學史、文字發展史，還是在書法藝術史上，石鼓文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自唐代被發現以後，當時的書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等均十分推崇石鼓文書法。如，唐代詩人杜甫、古文大家韓愈、宋代文學家蘇軾等，還專門為它做過詩，所以，石鼓與文學家的關係亦極其密切。在金石學裡面，從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起，都把它作為刻石中最重要的遺物加以著錄。
顛沛流離——石鼓的傳奇流浪
唐初，十面石鼓在天興三疇原（今陝西寶雞）被一個放羊的老人發現，當時的石鼓就已歷經千年風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燒，導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駁脫落，465字中有一半已經無法辨認。當時人們對上面的大量神秘文字十分不解，便認為石鼓是上天賜予的神物，甚至還焚香跪拜。
石鼓被發現後，一直曝露在野地里，當時的書法家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聞訊，紛紛前去臨摹作拓。「安史之亂」期間，在雍城躲避戰禍的唐肅宗還曾責令官員將石鼓運到雍城城南，供駐紮的文武百官賞玩。後來，隨著戰亂逼近雍城，石鼓又被倉促移至荒野，掩埋起來。為了保守這個秘密，官員們對外宣稱石鼓已經「毀失」。
到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地方官吏終於查訪到了石鼓的埋藏之處。當時還是國子學博士的韓愈聞訊上書，請求把石鼓搬到太學府，然而直到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鄭餘慶任國子祭酒（主管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的官員）的時候，有關部門才採納了韓愈的建議，石鼓被移到了鳳翔文廟。
但是這時候，十面石鼓中的「乍原」石鼓已經失蹤，只剩下九個石鼓了。
又過了幾十年，由於五代十國的戰亂，位於關中的鳳翔淪為戰場，石鼓再次下落不明。
直到宋朝建立，宋仁宗下旨尋找石鼓，時任鳳翔知府的司馬光之父司馬池找到了九隻，唯獨唐朝遺失的「乍原」石鼓依舊沒有消息。
司馬池因為擔心完不成任務被皇帝責罵，就私下派遣工匠，連夜採集相似的石材做偽，制出一面假的「乍原」石鼓。可惜宋仁宗和朝廷中的眾多大臣都是文化人，一下子識破了司馬池的伎倆。司馬池先是因功被封賞，後又因欺君而獲罪。
到了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重金求來一份太氏石鼓文拓片，在對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時，他意外發現，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乍原石鼓」的文字。證明太氏曾收藏過乍原石鼓。
向傳師急忙趕到關中太氏的老家，卻發現太氏全家已於一年前死於瘟疫。為了避免瘟疫傳播，人們還把太氏的房屋財產全部燒光。向傳師不死心，在關中繼續查訪，居然在他居住的客棧後面的屠戶家中發現了石鼓。
此時，乍原石鼓已經「遍體鱗傷」：它的上半部分被切去，中間被掏成凹狀用來搗米，而上面斷裂開的兩道邊被屠夫用來磨刀。鼓身也僅餘下半部的四行文字。
大觀年間，向傳師將乍原運至汴梁，交給朝廷。此時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認的文字只剩下432個。宋徽宗集齊十面石鼓之後，欣喜異常，下令用黃金填注石鼓文，以減緩風化，並防止人任意作拓。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佔領汴京的金軍在接受了宋的議和條件後撤退，將宋徽宗和宋欽宗一併帶走。后妃、官員、內侍宮女、技藝工匠等3000多人被迫北遷，城中的禮器法物，天文儀器，古典圖籍，珍貴文物等也被悉數掠走，當時金人並不知道石鼓的珍貴，但看到石鼓上塗滿了黃金，心想一定是貴重的東西，所以也把石鼓一塊帶走了。
當時抗金的義軍風起雲湧，撤退的金人不敢走大道，金兵不知石鼓的價值，因其笨重，早就心存怨意，自然不知愛惜，石鼓上的一些字又這樣被磕碰掉了。石鼓運到燕京後，因為上面塗有黃金而被人鑿摳，棄之荒野，自然文字又有損失。
經過這些磨難，石鼓文到元代只有386個字了，而且還包括近一半的不可辨認的字。元大德四年（1300年），國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發現石鼓，便組織將石鼓遷往文廟大成門內保存，平安經歷了元明清三代。
清乾隆年間，石鼓還受到了乾隆的重視。乾隆命人仿製十面石鼓，安置在北京孔廟的大成門東西兩側，代替了秦石鼓，以利秦石鼓的保存。仿製的十面石鼓大小形狀一樣，俗稱乾隆石鼓。
乾隆石鼓的形狀不同於舊石鼓的饅頭狀，而是和現代鼓的形狀一樣。但鼓上的字跡，還是模仿舊石鼓的字體鐫刻的。
1933年，石鼓隨第四批故宮文物南遷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濟醫院庫房的底層。裝箱包裝前，為保護上面刻著字的石皮不脫落，工作人員將浸濕的高麗紙敷在石鼓面上。高麗紙纖維長，韌性好，濕的時候摁進字口，干後就固定在字口裡。此外，石鼓裝箱的時候，外面還包有兩層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緊。這都讓石鼓在南遷中得到良好的保護。
三年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遷往南京，安置在南京朝天宮的文物庫房。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京岌岌可危，為了安全起見，故宮文物又一次西遷。石鼓經徐州到達寶雞，又向陝南漢中轉移。
在翻越秦嶺時，運輸文物的隊伍曾遭遇土匪搶劫，幸而有士兵持槍護衛，加上保密工作做得好，土匪以為只是普通貨物，所以主動撤退了。
但是漢中也不安全。日軍飛機曾兩次空襲這裡，誰知道石鼓運來後會不會碰上第三次空襲呢？因此，石鼓等文物又被迫向成都轉移。沒想到的是，石鼓剛剛離開漢中，原先存放它們的庫房就被日機炸毀，石鼓再次逃過一劫，在四川峨眉縣的臨時文物庫房中度過了抗日戰爭的歲月。
抗戰勝利後，南遷文物遷回南京，途中曾發生兩次車禍。在江津廣興鄉時，司機不小心將車撞上了一棵樹，所幸的是石鼓包裝紮實，未被損壞。車離開黔江後，又為避讓另一輛車而再次翻倒，車子摔到了山下，石鼓卻奇蹟般地保存完好。
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後，蔣介石見大勢已去，倉皇籌備撤退，將國寶文物大量轉運至台灣。已被送回北京故宮保管的石鼓，也運抵機場。但臨近起飛時，飛行員卻報告說，飛機已嚴重超載，無法保證飛行安全。一行人再三商討，決定將這十面石鼓留在大陸。這才有了今日的故宮石鼓館。
如那些已經無法辨識的文字一樣，石鼓背負的那些殘斷的歷史，和它顛沛流離的命運，與中華民族所經歷的苦難一直緊密關聯。十面歷史悠久的石鼓，以及籠罩在它們身上的未解謎團，讓它們在跌宕的歷史潮汐中更顯獨特，更顯珍貴。
閱讀前請點+關注，天天高品質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