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你不知道的那個明治維新，日本有一些最新著作

一年過去，中國與世界、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我們的生活都為大問題所左右，於愕然之中，知識分子聲音的消失或者湮沒於嘈雜，更增添困惑與茫然。或者，此時可能是拐點將現。而在任何時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見識者更是指引我們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們「2018 年度圖書推薦」希望儘可能多元化地介紹一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書。

依照舊例，我們視野所及的書，采編人員都已經讀過，並以真誠態度介紹給讀者。

我們也藉助特約作者之力來一起完成。他們總是得風氣之先，而且見解更加深刻。在此一併感謝。

這是非虛構圖書推薦系列的第六篇，探討日本明治維新。作者王前是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が読んだ現代思想》（中國是如何閱讀現代西方思想的？），合著《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現代中國と市民社會》（現代中國與市民社會）等。

說起明治維新，在中國早就不是新鮮話題，國人關註明治維新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戰爭之前。可在今天也能激起討論的熱情，不用說這跟近代中國以來的社會轉型有關。原來是被中國看作學生的日本經過短短二三十年的勵精圖治便打敗了老師，對大清朝野上下的震動我們今天也能夠想像得到，所以也難怪甲午戰爭剛結束不久，就有了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留日高潮。很多國人戰敗後才想了解日本究竟發生了什麼，於是黃遵憲寫就已有十年的《日本國志》才受到關注。做過駐日參贊的黃遵憲堪稱中國近代知日第一人，他寫的《日本國志》就是對明治維新所作的極其全面而詳細的一部記錄，今天中國研究日本的學者下的功夫也未必及得上他。

相比中國，日本是怎樣紀念明治維新 150 周年的？

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對明治維新乃至對整個日本的了解又進步多少了呢？當然比戴季陶周作人蔣百里的時代有進步，畢竟改革開放以來日本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和技術輸入的國家之一，尤其近年來民間交往更是創造史上記錄，不少國人都能親眼目睹當今日本的真面目，不再光依靠媒體的報道來了解日本了，這在中國歷史上大概也是第一次吧。同時國內媒體對日本的關心程度也大大增加。去年是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相比起來，似乎是中國的媒體更多地在談論明治維新，發表文章數量之多，好像令日本媒體相形見絀。筆者讀到的就不下十篇。當然，中國作者寫明治維新總是會有意無意地對比中日兩國近代以來走過的不同道路。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明治維新並非真正徹底完成日本現代化的大業，但畢竟是在東亞乃至整個亞洲最早的一場走向現代化的革命，在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方面都富有成效。

在日本國內雖然沒有明治維新百年時那麼熱鬧，但也有不少人提及，首相安倍晉三就多次提到過明治維新，政府高官也提倡要學習明治維新的精神。有的雜誌如著名的《現代思想》雜誌編了明治維新專輯「明治維新的光與影——第 150 年的追問」，有不少當今學界名流中堅登場，一起剖析明治維新的得與失。而收視率極高的 NHK 大河劇則播放了「西鄉殿」，日本人對這位失敗的大英雄之喜愛至今不衰。不過跟中國媒體和知識界一些人士對明治維新的濃厚興趣和紀念的熱情相比，普通日本人似乎並不怎麼關心，雖然在日本的近代史里，明治維新就如同對法國人而言的法國大革命那樣富有象徵意義。

看了不少別人寫的文章，有些跟我原先印象中的明治維新不太一樣，有的專家還說儒教教義從水戶學一直傳承到伊藤博文，為日本現代化打下了思想基礎——真叫我越讀越糊塗。如果儒家有那麼偉大的力量，作為儒家的原產地，魯迅為何要感慨在當時的中國改革之艱難？五四先賢那樣批評傳統難道都是走極端、開錯藥方了嗎？如此種種，不想還好，越想問題越多，於是決定了解一下日本學界和媒體近來究竟是如何談論明治維新的，便買來了幾本新書和雜誌來看，也找來了有國民作家之稱的司馬遼太郎的相關著作對比著看。儘管不是專業歷史學家，但是他對包括明治維新在內的日本史很有研究，寫過多部相關作品。有人甚至說他奠定了今日日本人的「明治觀」，所以他的代表作《明治這個國家》去年由 NHK 出了新版本，也算是給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的一個紀念吧。

新說一，為什麼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可能是德川幕府？

買來的書里有一本實在是因為看了標題覺得好玩才買的，作者是做過大藏省國際金融局長、財務官的榊原英資。此公絕頂聰明，在密西根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做過客座教授，退官後在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也做過教授。以前在電視上看到過他點評經濟，非常銳利。他的書名就很勁爆：《被改寫的明治維新的真相――創造近代日本的是德川幕府》——這是完全顛覆我們認知的標題，明治維新最大的功臣怎麼會是德川幕府呢?不是常聽說幕府阻礙日本進步才被打倒的嗎? 書腰上的文字更好玩：「揭示通過恐怖主義和民粹主義來發動政變的真實歷史，排除勝者定下的歷史解釋和薩長史觀，為你解讀真實的明治維新史」。當然知道作者不是專業水平，買來就是想知道如今都有哪些解讀明治維新的新說。

翻了翻裡面的內容，似乎跟我知道的另一位當今寫日本近代現代史的名家頗有共通之處。這位名家就是半藤一利，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外孫女婿，原《文藝春秋》《周刊文春》總編。半藤已臻耄耋之齡，雖是記者出身，並非專業史學家，不過他寫的《昭和史》上下兩冊獲得過在日本很有份量的每日出版文化獎特別獎，累計印刷冊數高達七十萬部，被媒體稱為了解昭和史的必讀書，他本人也被人稱為「昭和說部」——專門講昭和故事的人。半藤是畢業於夏目漱石任教過的東京大學文學部，他寫的書文筆流暢，又下過很大功夫閱讀文獻、採訪相關人物，所以對他的歷史著作評價很高，在日本讀書界很有影響力。前些年他寫的《山本五十六》被拍成電影，山本五十六的兒子看了後說是他看過的最接近他父親原貌的電影。我讀過他寫勝海舟後半生的傳記，裡面也包含了他對日本近代如何走入歧途的深刻洞見，他說如果後來的日本政治家能夠傾聽勝海舟的教誨，日本也不至於後來走上對外擴張導致戰敗的道路。他甚至說恨不得把勝海舟的「指甲里的污垢煎成湯給那些昭和前期的政治家軍人喝」(見賢思齊的日本式說法)！。半藤的觀點不偏不黨，一切以事實為依據，憑良心說話。既有對自己國家深沉的愛，也有世界史的眼光，這點尤其難得。

他和立命館亞太大學校長出口治明合著的《明治維新究竟是怎麼回事？——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也是我找來閱讀的 2018 年出的新書。出口校長做過大保險公司的高管，長期在海外工作過，退休後在東大和早稻田大學做過管理工作，寫過好幾本歷史方面的暢銷書。據說他走訪過世界上1200 個城市，讀書破萬卷。由他們兩位來談，組合很獨特。這本書雖非學術著作 ，但在筆者看來非常有見識，本文就著重談談這本書吧。

在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由長州藩(現山口縣)薩摩藩(現鹿兒島縣)下級武士為主體的倒幕派在推翻江戶幕府後，建立了明治政府，當然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寫歷史，一直影響到後世，這就是薩長史觀——亦稱皇國史觀。在這種史觀里，幕府當然是諸惡之根源，代表落後勢力，而薩摩長州藩則是勤王之師。對這種史觀其實很早就有批評。筆者前年寫過跟李鴻章是好友的勝海舟，這位很有意思的日本政治家作為幕府晚期重臣，江戶無血開城的主要決策人，他對伊藤博文(山口縣人)那樣的薩長政權權貴一直持嚴厲批評態度，在他留下的那本妙言雋語紛呈的《冰川清話》里有很多針砭明治政府要員的言論。

而近年來日本很多談明治維新及近代史的作者持反薩長史觀，半藤大概就是最著名的一位了。半藤十年前寫過一本《幕末史》，從嘉永六年(1853年)佩里提督率領美國艦隊打開日本鎖國的大門寫起，一直寫到西南戰爭——就是那位明治元勛西鄉隆盛帶領子弟兵，向他自己也一起參與創立的明治新政府發難的戰爭——所以他對幕府末年明治維新那段歷史也很熟悉。在《明治維新究竟是怎麼回事？——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里半藤開玩笑，說反薩長史觀流行起來後，搞得他不太想多談明治維新了，幸好對談者是熟悉經濟和世界史的出口校長，很願意從不同角度再聊一次，於是有了這本書。這倒不是故意跟正統史觀唱對台戲，而是有很深的原因，那就聽半藤和出口兩位是怎麼聊的吧。

日本的對外開放跟我們通常想像的很不一樣，並不是從明治政府才開始的，據他們兩位說，其實在佩里提督率領艦隊登陸威脅日本後，幕府政府里的實權派、老中首座(相當於今日的首相)阿部正弘(1819-1857)就下定決心要開國了——也就是開始日本的改革開放了。是阿部主導簽訂的日美和親條約，他還任命勝海舟等開明派官員，建立講武所、長崎海軍傳習所和藩書調所(東京大學之前身)等新機構，開始實施開國、富國和強兵的政策。而主張要打倒幕府、日後建立了明治新政府的薩長藩武士舉起的大旗其實是尊皇攘夷！那是要趕走外國人的。初聽會感覺如此倒錯，簡直一頭霧水。

那為何會演變成那樣一個局面呢? 當然，這裡面牽涉到德川幕府跟各地諸侯的關係。據說德川幕府很冷遇薩摩藩和長州藩，其中也有天皇跟幕府的矛盾。半藤說倒幕的大都是當年在關原合戰時被德川家康打敗的那一方，如此說來似乎是時隔兩百多年後的復仇革命——若是真的話這記仇記得好牢！日本學界還有這樣的說法，說如果沒有明治維新，江戶幕府的開明派也能走上開國的大道，也許會走得更好，可能就沒有後來的二戰戰敗——據說二十世紀日本大歷史學家津田左右吉就是持這種觀點，近來有批評明治維新的學者重提舊事。可歷史畢竟無法假設，我們只能回溯上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吧。歷史的有趣之處就在於很多敘述的人立場不一樣，站的角度不同，於是就會有截然不同的論述。即便如此，筆者相信真相還是可以大致捕捉到的，且看這兩位如何繼續敘述的。

在談到幕府晚期的改革時，半藤還提到了他最心儀的日本政治家勝海舟的作用。

他說勝海舟是幕府晚期第一個有日本人意識的日本人。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當時的日本人都是屬於某個藩的，或者向幕府效忠，所以沒有一個人有國家意識。而勝海舟可以說是第一個——這點可能是通荷蘭語的海舟在跟荷蘭人交往的過程中形成的觀念。當走投無路的德川慶喜把守衛江戶城的全權交給勝海舟後，勝海舟一邊積極布置防衛爭取討價還價的籌碼，一邊跟他很欣賞的倒幕軍總指揮西鄉隆盛談判。最終為了日本人不打日本人，勝海舟做出和平交出江戶城的決斷——因為這件事，日本近代最大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還寫文章批評過他，說海舟不能為德川幕府效忠，實在不算真正的武士——照福澤諭吉的看法，海舟應該大幹一仗再說，打到撐不住了再求和也不遲。福澤寫此文已是明治時期，真不知此老是怎麼想的。

可事實是正是多虧了海舟的大局觀，才使得明治維新這個日本近代最重要的轉型和革命順利了很多，按照當今研究明治維新史的第一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三谷博的說法，是近現代全世界的革命中犧牲人數最少的一次革命。因為勝海舟的決斷，讓當時已是有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江戶避免了生靈塗炭。而對手西鄉隆盛也是氣魄很大的人，他同意了勝海舟提出的優待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和寬大幕府人員等建議，一同為日本從幕府體制轉向明治新體製做出巨大了貢獻。所以勝海舟也很感謝西鄉隆盛，儘管後來西鄉向新政府興師問罪，在官方立場來看是內亂，但晚年的勝海舟直接跟明治天皇說情，給西鄉在上野公園立了銅像，了卻了夙願。

半藤和出口都認為在幕府晚期到明治維新的巨大變革過程中，阿部正弘和勝海舟做出了巨大貢獻，因為日後明治新政府推行的政策其實大多是阿部正弘都想到並制定了的，而勝海舟則在關鍵時刻把日本從內戰的邊緣拯救了出來。當年幕府重臣里有好幾位都向德川慶喜進言，主張一戰到底。這次重讀司馬遼太郎的《明治這個國家》，發現司馬也是持類似觀點，他說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是德川慶喜和勝海舟。

新說二，為什麼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為日本後來的發展埋下了禍根？

雖然半藤持反薩長史觀，他還是根據歷史事實說話，沒有對明治元勛們一筆否定，畢竟那些明治維新的志士和元勛們為日本社會向現代轉型做出了大貢獻，比如廢藩置縣、廢除武士身份等舉措，都在很短時間裡就實現了，竟然也沒有遇到很大的抵抗，實在是令人驚訝的效率。要知道明治維新的推動者正是以長州藩和薩摩藩的下級武士為主的武士階層，而一場革命過去後，革命的主體武士階層消失了，這的確是在世界史上很獨特的一個事例。

半藤和出口對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和西鄉隆盛這三位明治維新三傑的貢獻還是肯定的，尤其對大久保利通的評價很高。大久保利通是能力很強的政治家，由於強力推進改革，在新政府開始運行後不久就在東京被心懷不滿的武士伏擊刺殺。在兩位對談者看來，大久保是日本歷史上罕見的擅長戰略思考的政治家，既能描繪宏大藍圖，又能腳踏實地地去實現，富有謀略。勝海舟晚年在《冰川清話》里也對明治維新三傑評價很高，很惋惜跟自己同輩的幾個政治家去世太早，對國家不利。在勝海舟的粉絲半藤看來也是如此，他認為如果大久保利通那樣的政治家繼續掌舵，日本後來也許就不會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他認為接班的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從份量和能力上來說差了好幾個等量級，而且為日本後來的發展埋下了禍根，那就是統帥權的問題。這點司馬遼太郎也在他的著作里提到過，認為這是明治時期埋下的禍根，隨著時間的推移，導致軍部的專斷獨行。司馬遼太郎一再提及昭和前二十年――用他的話來說好像整個國家被什麼魔法控制了似的，一條路一直走到黑。

而在半藤看來，日本日後成為軍事國家，始作俑者就是山縣有朋這位西鄉隆盛的繼承人。正是在他手上，為了軍隊指揮的方便弄出了個新術語叫「統帥權」，就是軍隊直接對大元帥陛下天皇負責，軍隊的首腦有直接向天皇彙報請示的「帷幄上奏權」——據說這種做法是跟德國學來的。明治時期問題還不大，一起維新的同志們尚能協調，但到了昭和初期元老大都凋零，就成了大問題了。因為有了統帥權這個說法後，軍隊就跟行政權脫鉤，最高行政首長總理大臣無法指揮軍隊，軍方具有了很大的專斷權力，而天皇又不可能對軍隊的事情一一過問。

半藤舉了個例子來說明在明治時代文官統治軍隊就已經有點不行了。做過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被任命為朝鮮統監後，為了預防萬一，他向軍方要求對駐軍的指揮權，軍方的最高實力人物山縣有朋不給，兩人還大吵了一通。最後伊藤向明治天皇求助，天皇就叫來山縣，說你們都是吉田松陰的門生，就同意了吧。於是堂堂前總理大臣、明治元勛里的重臣伊藤博文才有了對駐朝鮮半島日軍的指揮權。

這裡提到的吉田松陰，因為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等眾多參與倒幕、維新的人才出自他的門下，被視為明治維新的理論支柱。不過在半藤看來，這是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這些人造出來的神話。半藤說因為大久保利通等維新運動領袖過早離開了人世，接班的伊藤和山縣覺得自己權威不夠，就把自己的老師吉田松陰樹為明治維新的原動力，於是自己也就有了正統性。半藤認為吉田松陰沒有傳說得那麼偉大，反而是很危險的人物，因為他的主張里有跟對外擴張有關的內容，明治以降直到二戰，日本似乎正是按照他的擴張藍圖做了很多決定。

半藤在去年出的獨著《繼續談這個國家的樣子》里提到一個跟山縣有關的細節，說有次開御前會議時，明治天皇因為身體不適打起了瞌睡，山縣有朋竟然用軍刀猛擊地板把天皇叫醒。半藤說，也許在山縣那樣的軍人眼裡，天皇的權力是他們給的，所以並沒有真正把天皇放在眼裡。這也許可以解釋進入昭和時代後，為何軍方敢獨斷專行，有的大事隱瞞不向天皇彙報。統帥權的解釋無限擴大，軍方的利益不斷自我擴張，終於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半藤還跟出口校長聊起了一組數據，那就是明治維新後日本陸軍海軍高級將領的出生地。從表中可以看出，長州和薩摩出生的占絕大多數，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二戰。熟悉戰史的半藤舉出了二戰時日本軍隊領導層的出生地，竟然跟明治時期一樣，絕大多數也都是長州藩和薩摩藩出生的。出口校長說只有山本五十六不是，半藤寫過山本的傳記，自然如數家珍：他說是新潟縣長岡人，是賊軍出身，也正是他反對對美開戰的，而山本當時並不在軍隊中央指揮部。半藤還寫過《日本最長的一天》，也被拍成電影了，講述的是昭和天皇跟當時的首相鈴木貫太郎如何說服包括軍部高層在內的大員接受波茨坦公告，下決斷無條件投降的。半藤說鈴木也是賊軍出生，可以說二戰都是長州藩和薩摩藩出生的軍人政客誤國，最後由賊軍出生的鈴木貫太郎出來收拾殘局――歷史還可以通過出生地來解釋，的確有意思。事實上很多站在幕府一邊對抗長州藩和薩摩藩的藩在明治以後連本地的名字都沒有保留下來，縣政府所在地也搬走，這些都是報復性措施，難怪同樣紀念明治維新，不同地方心情也是不一樣的。

新說三，為什麼美國黑船帶來的其實是一場能源革命，到現在又有什麼問題？

日本的歷史學界當然關註明治維新，先前提到的著名雜誌《現代思想》里就有介紹。裡面有學者介紹最近的明治維新研究從原先的國族敘事轉為更加重視地方敘事，同時有對現代性反思的視角。除了總論以外，還有政治史、對外關係史和性差研究、個人研究等。更有把民眾史的視角引入研究中的學者，反映了學界研究的多元化方向。

另外一本書是本文寫到一半時才開始讀的，就是一位經歷很奇特的學者山本義隆寫的《近代日本一五〇年——科學技術總力戰體制的破綻》。作者快八十了，讀過東京大學理學部博士課程，在 1968 年學生運動中是東大學運領袖，後來沒有進入學界，而是在補習學校當物理老師。在教書之餘他堅持做自己的研究，成了一名科學史家，寫過好幾本科學史方面的著作，大多由著名出版社出版。有意思的是他還翻譯了好幾本我也很喜歡的德國哲學家卡西勒的著作，如《認識問題》《實體概念與函數概念》等。這本收入岩波新書的新書雖然不是專為紀念明治維新寫的，但是他提到的問題，筆者覺得很重要，不妨在此略作介紹。

作為科學史家，他從能源革命的角度來看日本近現代史。他認為佩里提督的黑船——美國海軍的軍艦帶來的是一場能源革命，從此日本開始了由國家主導、全體國民參與的、以科技振興為手段的「殖產興業」「富國強兵」「高度國防國家建設」「經濟成長」「國際競爭」。在他看來、雖然有戰前和戰後之分、但是基本模式不變。在明治時期，正好西方國家發生以重化工業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日本迅速跟上，拚命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效率極高，進步神速，但對西方的政治和社會思想卻不太重視，比如自由民主和人權思想。戰後雖然有了和平憲法，但在這位科學史家看來，基本思路還是沒有根本改變，那就是追求能源革命和科學技術進步以推動經濟成長，也有大國意識和民族主義成份在裡面。

但是，日本現在遇到了人口的負增長，這是明治維新以來的新現象。同時福島核電站的事故，也象徵著科學技術的極限，這兩個現象說明日本需要對一百五十年來的發展模式進行認真反思了。跟這本從科學史家的角度進行反思的新書立場很接近的，還有記者齋藤貴男寫的《「明治禮讚」的真相》，也是岩波書店出的。此書批評安倍政府的禮讚明治維新是為了推進二十一世紀版「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也算是各種聲音中的一種吧。

筆者前年為雷蒙·阿隆的《歷史意識的維度》寫過一篇書評，阿隆在此書里也提到過日本的現代化。他說日本的工業化在很多方面與德國很相似，但資產階級理念和自由主義制度並沒有同時生長。日本把西方的技術文明插入到等級社會的秩序中去，卻仍然保留了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武士階層出身的權貴控制著社會。很清楚這段話說的正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狀況。阿隆二戰後訪問過日本，他在自傳里說他遇到日本的哲學家可以用德語跟他聊黑格爾，完全無障礙，而談法國文學的日本教授法語也很流利，這些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總的來說，回看 150 年前的明治維新，日本做對了什麼，又有什麼不足？

應該說，明治維新有其極其成功的一面，否則當年黃遵憲也不會為明治維新寫一本大書，把日本翻天覆地的變化介紹給中國。畢竟日本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接連戰勝了大清王朝和沙皇俄國，尤其是在慘勝沙俄後加入了西方列強的俱樂部，對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亞洲人士都帶來過巨大衝擊。從富國強兵和文明開化的角度來說，當年的日本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僅給很多非西方國家帶來了衝擊和鼓舞，也令原先把不平等條約強加給日本的西方列強刮目相看――經過那位參加過跟李鴻章談判的陸奧宗光等日本政治家的艱苦努力，在明治三十年前各國都跟日本修改了不平等條約，日本總算一雪外交恥辱。

前面提到過統帥權的問題，司馬遼太郎和半藤一利都認為明治時期的這個規定是日後釀成大禍的一個根子，因為隨著富國強兵政策的推進，日本的軍隊在政治里的份量也越來越重。關於統帥權，照理軍隊歸大元帥天皇陛下管，效忠天皇，應該指揮能夠一元化，但事實上天皇並非直接管理軍隊，管理的先是參謀本部，後來改為陸軍是參謀本部，海軍是軍令部。這種統率上的灰色地帶正是造成問題的要因。據日本軍事史方面的研究披露，其實海軍和陸軍互相掣肘的事情在二戰時很多，不管是關於南進還是北進的大方針也好，還是具體作戰時的統一指揮也好，竟然很多時候都無法統一起來。這種權力整合的失敗，不能說跟明治時期定下的規矩無關係吧。戰後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曾把明治以後建立起來的天皇制稱為「無責任體系」，如果推究到源頭，的確也是明治時期。

在最後總結明治維新的教訓時，半藤和出口都說從明治到今天的一百五十年，最大的教訓就是不能鎖國，不可以封鎖各種信息，因為那樣做就會無法理解國際大勢，國家就無法在國際社會生存下去。半藤還提到一個例子，說當年日本脫離國聯以後，在軍事交流方面無法跟英美進行了，日本海軍就派人到德國去學習。可是日本海軍軍官到德國去後沒有什麼好學的，不少人陷入了德國的美人計，回來後都變成了「德國派」。

我們作為外國人看明治維新，毋須溢美，重要的是客觀而冷靜地了解。日本的武士階層能夠在那個時代做出一大決斷――看到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利，日本朝野有巨大震驚――從而能夠決定開國，大力引進西方文明，這個決斷實在是值得稱讚，這比同時代的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有魄力有決斷得多。福澤諭吉當年寫的《文明論概略》雖然對中國有很多批評，但畢竟不少都說到要害了。

當然，明治維新所體現的時代局限也是事實，在國家危亡之際，更多地是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有些關鍵的軟實力沒有引進。二十世紀末京都大學出版會開始出版西方古典叢書，在緒言里日本的古典學家說從明治維新以來過去一百多年了，終於走到了這一步。福澤諭吉當年就說過，吸收西方文明物質方面較容易，真正的精神方面很難，不幸都被他言中了。二戰剛結束不久，大作家志賀直哉在《改造》雜誌上發表文章，說日語是不完美的語言，日本的文化發展因此而受到阻礙，建議使用世界上最好的語言法語――這是何其沉痛的建議，一位終生靠母語吃飯的大作家如此說。我猜這位明治時期出身的大作家一定是因為覺得明治維新的不徹底而導致二戰，整個日本文化需要脫胎換骨，才對自己一直用的母語說出這番話的吧。

宮崎市定和吉川幸次郎都說日本之所以能夠迅速掉頭而中國當年沒能，是因為中國太大，日本船小好掉頭。兩位學術大師終生研究中國文化，著作豐富，對中日歷史文化都有深刻了解，也有世界視野。他們的判斷給我深刻印象。至於明治維新留給後人反思的問題，裡面既有東亞共通的問題，也有現代性帶來的毛病，令我們深思的地方當然也不少。我們如果把明治維新放在西潮以來的東亞局勢和世界文明史的發展脈絡里來看，才能更加立體而全面地了解其偉大意義和根本性不足。

題圖為日本電視劇《西鄉殿》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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