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幕」兩端的美與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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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蘇戰時的盟友關係如何在戰後破裂？影響了國際格局和政治生態四十多年的冷戰又是如何拉開序幕的？

二戰後初期，歐洲一派和平景象。 參加抵抗運動的各派政治力量都設想著維持戰時的合作。

斯圖爾特·休斯在《歐洲現代史(1914-1980) 》中寫道：「這是抵抗運動的幻想──既模糊而又豁達大度。這一想法和人民陣線的理想相似，但超過了戰前僅僅是一時權宜之計或最低綱領的概念，體現了歐洲社會的一個全新觀點。 它在人民陣線的社會正義目標上又加上了基督教民主黨的階級調和的理想，它想通過創造一個新的和沒有宗派的社會主義， 在共產黨人和民主派之間的鴻溝上，在使天主教徒和反教會者長期分裂的隔閡上架起橋樑。」

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戰爭的勝利者，也是做的如此的想法。

然而，這看似晴空萬里、艷陽高照的景象的背後卻隱藏著濃密的烏雲， 遠處隱約可聞的陣陣雷聲使人們難以擺脫陰霾滿天的印象。

在德黑蘭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 羅斯福和斯大林曾想當然認為：美國與蘇聯已經忘記過去的不愉快，美國和蘇聯應該共同主宰世界。羅斯福因此提出了設立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四大警察」的想法，目的就是由美國和蘇聯拉上英國和中國兩個「窮夥伴」， 共享世界大家園「盟主」的福份。

羅斯福認為：「未來世界必然的基礎便是同蘇聯達成牢固的協議，從狹義上講，兩國當中任何一國也不仰賴於另一國，但是，從較廣泛的意義講，照我的看法，兩國之中任何一國都只有在同另一國進行合作的條件下方能確保自身的安全」，為此， 「兩國政府須得明白：在國的事務方面，它們的方針，只能永遠並行不悖，任何時候也不可相互對抗」。

儘管德國和日本相繼投降後，美蘇共同反對法西斯的歷史使命結束， 結成戰時聯盟的軍事基礎已不復存在，但羅斯福和斯大林原都認為美蘇戰後合作的經濟基礎依然存在， 蘇聯還曾試圖從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中分得60億美元的「美羹」。

但是事非人願，戰爭結束後，美國和蘇聯，美蘇兩國首腦們發現：彼此間的共同利益越來越少，彼此間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相互間的衝突越來越多，相互間的不信任感越來越深。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初抱怨：「要想找一個方法來和蘇聯相處很不容易」。

戰後的數年中， 蘇聯勢力在東歐的「凱歌行進」，社會主義在整個世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使美國為之驚恐。 美國政界的死硬反共人物感嘆：「共產主義成為世界上一切邪惡的根源。在任何地方發生的每一變動中，我們總能看到有『莫斯科共產主義』在插手。 最初對共產主義的概念認為是一種國際陰謀，像章魚那樣身在莫斯科，觸角則伸到世界上最遠的各個角落」。

美蘇的政治裂痕日益擴大，美蘇戰後和平合作的經濟基礎並沒有建立起來， 最終導致聯盟的公開破裂。

1945年3月12日， 羅斯福逝世。當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來到克里姆林宮將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斯大林時，斯大林默默無言地緊握著哈里曼的手大約有30秒鐘之久，竟忘記請客人坐下。斯大林連連對哈里曼說：「我們是好朋友，是很好的朋友」。

由於羅斯福是任期未滿就突然去世的，因此他的職務由副總統杜魯門代理。杜魯門是一個極為保守的人物， 他的性格和為人與已故的羅斯福迥然相異。羅斯福出身豪門大族， 從小就接受了正統的歐洲式教育，14歲進格羅頓公學讀書，18歲就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學生。羅斯福儀態優雅、 舉止瀟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著名的「羅斯福笑容」和「爐邊談話」幾乎成了美國的象徵，也變成了美國以及同盟國的「安慰劑」。杜魯門則出身於美國西部的一個農場主家庭，在他的身上更多的體現出的是西部牛仔的風格，豪爽、粗魯、好鬥。杜魯門一直為自己能夠身體力行、從事粗活和其他的體力勞動而自豪。

顯然斯大林和蘇聯政府對美國領導人的變更沒有精神準備， 但是斯大林還是對杜魯門的就任表示了禮節上的祝賀，斯大林在致賀信中表示：蘇聯和他本人堅信「各大國之間合作的政策」今後仍將得到很好的貫徹。

但是杜魯門一上台，就改變了美國對蘇聯的態度。他1945年4月20日和23日連續召開會議，召集主要外交和軍事顧問開會，商討對蘇政策問題。 當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報告蘇聯打算強迫美國和英國承認親蘇的波蘭臨時政府時，杜魯門語氣強硬地說：「現在事情已經很明顯了，我們與蘇聯的協定，迄今為止，只是一種單行道， 這種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他認為：「如果雅爾塔協定的一個方面不被遵守」，他就要認為「整個雅爾塔協定將不再為大家所遵守了」。杜魯門宣布：「我們贏得的勝利把領導世界的持續重擔放到了美國人民的肩頭，美國在世界處於領導地位」，他表示：「我已厭倦於籠絡蘇聯人，在與蘇聯政府打交道中，我準備採取堅定態度」，美國對蘇聯「不應該再作任何妥協」。 他認為：「除非俄國碰到鐵拳和強硬的抗議，另一次大戰就可能爆發」。他在國會上強調：美國應該改變對策，遏制蘇聯國際地位日益上升的的勢頭。

1945年，由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相繼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爆炸及其特有的影響， 使美國政界和軍界的一些要人們改變了對戰爭和世界局勢的看法。

杜魯門認為這是自「諾亞方舟之後，幼發拉底河谷時代預見到的毀滅之光。……美國不必再乞求蘇聯參戰， 因為現在已發現了一種力量與性質都是全新的武器，以致於我們不需要俄國人，也不需要任何其他國家的幫助了」。

曾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的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強調：「原子彈的驚人破壞力產生這樣的看法，即我們的空軍現在擁有決定性武器， 這種武器可以使美國從此以後建立對世界的警察統治，並迫使世界接受美國統治下的和平」。

美國軍界要人阿諾德將軍在1945年5月提出：「美國當前的頭號敵人的位置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成，希特勒和德國已經不復存在，而蘇聯的威脅卻近在眼前，基於這種情況，美國有必要立即著手進行對蘇空戰的準備」。

軍事委員會領導人、科羅拉羅參議員埃德溫·瓊斯在1945年11月28日的發言中聲稱：「我們擁有設在從菲律賓到亞洲海岸的阿拉斯加和從阿拉斯加到南大西洋亞速爾群島這一地區的戰略機場。因此，一有命令， 就能把原子彈投到地面任何地點並返回自己的基地……，毫無疑問，美國手中的原子彈將是美國外交的大棒」。

1946年初， 美國參議員巴魯克在演說時提出「美國正處在冷戰方酣之中」， 第一次使用了「冷戰」為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名詞。

正在杜魯門政府醞釀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之時，白宮中的鷹派人物、 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的想法與他不謀而合。喬治·凱南於1946年2月從莫斯科向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發回一份長達8000字的電報（第511號）， 這份電報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份電報，在電報中提出一整套「遏制」蘇聯的理論和政策。

喬治·凱南認為：「克里姆林宮對世界事務的神經質的看法，其根源在於俄國人那種傳統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本來一個和平的農業民族，在遼闊的原野上與兇悍的游牧民族為鄰，生活沒有保障，就會產生一種不安全感。隨著俄國同經濟上先進的西方進行接觸，除了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對西方更能幹、更強大，組織得更好的社會抱有畏懼心理。這後一種不安全感與其說是在折磨著俄國人民，毋寧說是在折磨著俄國的統治者。因為俄國的統治者一貫認為，他們的統治在形式上是陳舊的，其心理基礎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在同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接觸時是經不起比較的。由於這個緣故，他們老是擔心外國的滲透， 害怕西方世界同他們接觸，擔心一旦俄國人知道了外界的真相，或外國人知道了俄國內部的真相，會產生某種後果。他們學到的謀求安全的唯一方法，是為了徹底毀滅同它競爭的國家而進行耐心、殊死的鬥爭，絕不同哪個國家達成協議或作出妥協。……蘇聯的意圖必須始終莊嚴地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無論何人不應抵估教條在蘇聯事務中的重要的性，其原因就在於此。這樣，蘇聯領導人迫於歷史和現狀的實際需要，就提出一種教條，把外部描繪成為一個罪惡的、敵視的、威脅著蘇聯的世界，並認為這個世界內部孕育著蔓延疾病的細菌，註定要被越來越多的內部騷動所破壞，最後受到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力量的致命一擊，從而讓位給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這個理論為他們擴大軍事和警察力量找到了合法依據，把俄國人民與外部世界隔絕起來，為擴大俄國警察的許可權而施加經常不斷的壓力。所有這些都是俄國統治者天然的和本能的要求。這主要是說明，數世紀以來不平靜的俄羅斯民族運動取得了穩步的進展。在這個運動中，攻擊和自衛的觀念已經無法分清。但是，披上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新外衣，又用甜言蜜語向一個絕望的、遭受戰爭破壞的外部世界作出許諾，俄羅斯民族主義比之以往就更加危險、更加狡猾。」

喬治·凱南還說：「總結起來說，我們面對著一個政治力量，它狂熱地堅信，它和美國之間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協辦法。它堅信，如果蘇維埃政權要得到鞏固，那麼，搞亂我國社會的內部和諧，破壞我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以及損害我國在國際的權威，這種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這個政治力量可以支配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的精神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的資源，並且它是深厚強大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潮流孕育出來的。此外，它還有一個精巧、涉及面廣的組織機構，用以在外國發揮它的影響，這個機構具有驚人的靈活性和多種技能，管理它的人對於地下工作方法的經驗和技巧大概是史無前例的。」

喬治·凱南最後開出了藥方，他認為可以「不必通過一場全面的軍事衝突來解決」與蘇聯的關係問題，因為蘇聯「對理智的邏輯性無動於衷，但對武力的邏輯十分敏感。 因為這個緣故，當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強大的阻力時，它可以輕易地退卻，而且它經常這樣做。因此，如果對方掌握足夠的武力，表明準備使用武力時，實際上幾乎用不著動武。」

這個藥方上開的靈丹妙藥的名字叫「遏制」，即所謂的「不動武的武力」。

杜魯門和美國國務院接到這封電報簡直是如獲至寶，杜魯門立即下令將喬治·凱南從莫斯科召回，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廳與他進行多次的長時間密談。 另一位鷹派人物──海軍部長福萊斯特下令複印電文，作為海軍高級軍官和海軍學院學生的必讀文件。

杜魯門和喬治·凱南的觀點在西方，特別是在已經下野但雄心不老的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爵士的心上引起了難得的共鳴， 在這位英國保守黨領袖身上又重現了20年代干涉蘇俄時的那個勁頭。

丘吉爾認為今後對蘇關係「只能建立在俄國人承認英美實力的基礎之上」。在1945年4月24日那一頁日記中他寫道：「由於德國軍事力量的消滅， 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難免不發生重大的變化，雙方的力量對比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必須重新估計蘇聯的力量和威脅，他提出三項建議，「第一，蘇維埃俄國已成為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險；第二，為防止其進一步擴展，必須立即建立新的陣線；第三，這條陣線在歐洲應向東推移。」

在對付蘇聯問題上非常合拍的杜魯門和丘吉爾的關係立即升溫， 杜魯門邀請丘吉爾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為示「友誼」，一路上杜魯門親自作陪。他們在會談中制定了要草擬一篇足以成為西方世界政治領導人特別宣言的演說計劃，丘吉爾自告奮勇承擔演說任務。1946年3月5日，杜魯門將丘吉爾請到自己的老家密蘇里州的富爾敦，在威斯敏斯特學院丘吉爾發表了早已準備好的長篇演說《和平砥柱》。

曾經感嘆大英帝國日薄西山而自稱是夾在「北美野牛」和「北極熊」之間的「英國小毛驢」的丘吉爾，此刻已經對美國佩服的五體投地了，他說：「美國此刻正高踞於世界權力的項峰。對美國民主來說， 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擁有最大的力量，這就是對未來負有令人敬畏的責任。放眼四顧，你不但覺得已經盡了應盡的責任。也感到憂慮，恐怕以後的成就未必達到這樣高的水平。對你我兩國來說，現在都有一個機會來到這裡，一個明確的、光彩奪目的機會。如果拒絕、忽視、或糟蹋這個機會，我們將受到後世長期的責備」。

丘吉爾這時完全忘記了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和美國之間兩次曠日持久的戰爭， 儼然將英國和美國以兄弟相稱，儘管說這些話時心裡不免酸溜溜的。 他說：「……兄弟般的聯合不僅要求我們兩大龐大的、有血緣關係的社會制度之間存在著日益增長的友誼和相互諒解，而且要求雙方軍事顧問繼續保持密切的關係。」

這位爵士在極力攀緣「山姆大叔」後，便道出他的「三味真言」了。

他說：「現在我講到威脅著茅舍家庭和普遍老百姓的第二個危險，即暴政。 我們不能無視一個事實，就是美國和大英帝國的個別公民到處都能享受的自由，在相當多的國家裡不是存在的，其中一些是十分強大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各種包羅萬象的警察政府對老百姓強加控制，達到了壓倒和違背一切民主原則的程度。或是一些獨裁者，或是組織嚴密的寡頭集團，他們通過一個享有特權的黨和一支政治警察隊伍，毫無節制地行使著國家的大權。……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 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的後面，座落著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 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和索菲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 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勢力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 ……在遠離俄國邊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裡，共產黨第五縱隊已經建立。它絕對服從來自共產主義中心的指令，完全協調地工作著。」

丘吉爾爵士最後主張是：「趁今天還為時未晚，我們在這裡要考慮的是永久制止戰爭和儘快在一切國家為自由和民主創造條件的問題。對於困難和危險視而不見，不能解決問題；袖手旁觀，也不能解決問題；採取綏靖政策，也無濟於事。現在需要的是作出解決問題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難，對我們的危險也就越大。」

富爾敦演說結束，丘吉爾同在場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一道唱起美國國歌， 這一行為甚至在英國國內招致了非議。

就在丘吉爾的「富爾敦演說」發表8天後，斯大林於1946 年3月13日在莫斯科對《真理報》記者發表「斯大林式」的講話：

「丘吉爾先生現在是站在戰爭挑撥者的立場上，而且丘吉爾在這裡並不是孤獨的， 他不僅在英國有朋友，而且在美國也有朋友。應當指出，丘吉爾先生和他的朋友在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夥伴。希特勒干他的發動戰爭的勾當，是從散布種族論開始的，他宣布只有講德語的人才是最優秀的民族。丘吉爾先生干他的發動戰爭的勾當，也是從散布種族論開始的，他硬說只有講英語的民族才是最優秀的民族，負有決定世界命運的使命。 德國的種族論使希特勒及其同伴得出這樣的結論：德國人是唯一的最優秀的民族，他們應當統治其他民族。英國的種族論也會使丘吉爾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這樣的結論：講英語的民族是唯一的最優秀的民族，應當統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斯大林在講話中沒有忘記翻一翻丘吉爾的舊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丘吉爾先生也不喜歡在俄國出現蘇維埃制度。他當時曾敲過警鐘，組織過14國討伐俄國的進軍，目的是想使歷史車輪往後倒退。……毫無疑問，丘吉爾先生的方針是進行戰爭的方針， 即號召同蘇聯開戰」。

1946年希臘和土耳其爆發了人民革命，蘇聯政府予以了最積極的關注。斯大林當然希望它能夠擴大社會主義的勝利成果，最終使共產黨掌握希臘的政權。

1947年2月，美國政府收到英國的兩件照會，英國表示願意把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任務交給美國，英國政府宣布從希臘和土耳其撤軍。人們認為，這個照會證明英國「已將領導世界的這一任務連同全部困難和全部光榮一起交給了美國」。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發表咨文，認為希臘和土耳其直接處於共產主義威脅之下，為了消除這一威脅，美國將向這兩國政府提供4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杜魯門總統簽署命令， 派譴戰列艦「密蘇里」訪問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以此行動對土耳其執政政府表示支持。 美國記者李普曼評倫：「我們選擇希臘和土耳其，不是因為它們特別需要援助，也不是因為它們是民主的光輝典範，而是因為它們是通向黑海和蘇聯心臟的戰略大門」。美國實業家布朗說得的更加明確：「我們能夠從較近的距離炸毀俄國的柔軟的腹地和幾乎全部大城市」，「我們的城市距離俄國的轟炸機基地卻非常遠。此外，我們還擁有這種炸彈」。

1947年杜魯門在國會參眾兩院發表咨文並同時對全國廣播。他宣稱世界已分為兩個敵對的營壘，美國負有領導「自由世界的」責任和使命，他指責蘇聯是「極權主義」國家，極權主義和任何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威脅著美國的安全。聲稱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各國「自由人民」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壓力所實行的征服活動。 必須幫助各國人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去解決有關他們各自命運的問題。他說：「這就是美國對共產主義暴君擴張浪潮的回答」， 是「向全世界說明， 美國在這個新的極權主義的挑戰面前所持立場」「這項政策聲明很快地便開始被稱之為杜魯門主義，我相信，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它現在宣布，不論什麼地方，不論直接或間接侵略威脅了和平，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美國的政策必須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們正在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壓力所企圖的征服」。

1946年8月，蘇聯宣布已經掌握了原子彈計劃， 美國壟斷核武器的時間只維持了1年多，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對此遺憾再三地寫道：「我們的壟斷結束了，它的發生比我們的專家所預料的還要早」。

冷戰的帷幕已經徐徐拉開了，斯大林、丘吉爾、杜魯門、 凱南的言行不過是歷史悲喜劇的序幕。美國與蘇聯那種戰時的親密關係一下子煙消雲散了，有的只是互相猜疑、威脅和謾罵。

1949年4月4日，比利時、冰島、丹麥、加拿大、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義大利、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外長在華盛頓簽訂了北大西洋公約。公約的有效期為20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事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宣告成立，它的英文縮寫是ＮＡＴＯ。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目標是明確的， 公約中宣布：「各締約國同意對於歐洲或北美之一個或數個締約國之武裝攻擊，應視為對締約國全體之攻擊。因此， 締約國同意如此種武裝攻擊發生，每一締約國按照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承認之單獨或集體自衛權利之行使， 應單獨並會同其他締約國採取視為必要之行動，包括武力之使用， 協助被攻擊之一國或數以恢復並維持北大西洋區域之安全。」

毫無疑問，北約組織的目標是對準蘇聯及其它的衛星國──東歐各國。 為了在歐洲南翼形成對蘇聯的包圍之勢，1952年2月，美國把不是北大西洋國家的希臘和土耳其拉入「北約」組織。1949年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在一次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上的演說中就明確表示：「俄國人在未來的若干年中是我們唯一可能的敵人」。當時的法國《世界報》評論：「北大西洋公約預計在將來要武裝西德，這是沒有疑義的， 就象每一個卵中都有一個胚胎一樣」。

面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軍事集團的咄咄逼人之勢，蘇聯決定予以反擊。在蘇聯的提議下，1955年5月14日，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阿爾巴尼亞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華沙簽署《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宣布「如果發生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對一個或幾個締約國的武裝進攻」，其它締約國可採取「一切必要方式」給予援助，以蘇聯為首的東方軍事集團──「華沙條約」組織建立。 「華約組織」下設政治協商委員會和聯合武裝部隊司令部，總部都設在莫斯科，總司令由蘇聯國防部長或副部長兼任，同樣，這自然也是蘇聯人的專利。

至此，歐洲進入兩大陣營、兩種社會制度、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時代，美蘇冷戰全面鋪開，歐洲徹底分裂，東西方徹底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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