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金磊：從笛卡爾方法論看科學與道德的張力

現代科學的巨大成就被普遍認為源於其獨特的「新方法」。近代以來，培根最早高呼「知識就是力量」，稱科學的目的在於「征服自然和命運」。笛卡爾同樣主張依靠正確的方法，成為「支配自然的主人翁」，從而「為哲學爭取最大榮譽並給社會帶來最大的益處」。被稱為近代哲學與科學鼻祖的笛卡爾，依據數學創造出一整套科學方法論，提出了系統的科學規劃，並聲稱依據他的方法，「人類可以獲得一切好的東西」。笛卡爾可以說是最開始完成科學方法論奠基的哲學家，他的方法論是在對以往人文知識傳統批判否定的基礎上提出的，拒斥了幾乎一切以往關乎道德的學問。為避免自己的言論過於驚世駭俗，他還設定了一套臨時道德標準，以保證其研究的順利進展。在這之中，展現出了科學與道德之間巨大的衝突和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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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文知識的批判與否定

笛卡爾塑造和提出他的方法，是從批判和否定以往知識傳統開始的，即「普遍懷疑」。在《談談方法》的第一章，他詳細審視了以往所有的知識。他發現，當他完成學業時，「陷入了疑惑和謬誤的重重包圍之中」，覺得世界上根本沒有一種學說真正可靠。他認為，學術研究應以獲得「所有對於人生有用的清晰和確定的知識」為目的，然後根據「有用」和「清晰確定」這兩個標準對已有的學問進行了全面審查。

笛卡爾認為，若是以史書為榜樣必然會陷入浮誇和不切實際。即這些學問儘管看似有用，實則經不起推敲，都是不甚確定的。按照「有用」和「清晰確定」的標準審查下來，古代以來的所有知識都不可信，都十分可疑。唯一剩下的是他最看重的數學，他認為數學「確切明了」，基礎十分堅固，是最為確切的知識。因此，在數學的基礎上，他將整個自然界還原為一種關於「度量和次序」的學問，以此主張將數學的確定性推及一切科學領域，逐步推進將世界圖景數學化、機械化的進程。以數學的清晰明確為標準，笛卡爾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學方法準則：「第一條是：凡是我沒有明確地認識到的東西，我決不把它當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說，要小心避免輕率的判斷和先入之見，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現在我心裡、使我根本無法懷疑的東西以外，不要多放一點別的東西到我的判斷里。第二條是：把我所審查的每一個難題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為解決。第三條是：按次序進行我的思考，從最簡單、最容易認識的對象開始，一點一點逐步上升，直到認識最複雜的對象；就連那些本來沒有先後關係的東西，也給它們設定一個次序。最後一條是：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盡量全面地考察，盡量普遍地複查，做到確信毫無遺漏。」笛卡爾認為，以他這四條原則可以探查到一切領域的真理，可以獲得一切對人類有益的知識。笛卡爾的方法論可以說已經相當完備和具有可操作性，基本蘊含了現代科學方法論的基本要素，特別是較為系統地展現出了還原論的思路。

然而，笛卡爾科學方法的建立是在否定以往所有知識的前提下進行的，依據他的「有用」和「清晰確定」的標準，關乎風俗、美德等的人文知識便不符合這些要求。在笛卡爾看來，科學的首要特徵是「真」，即確定性，而關乎道德的東西美則美矣，卻華而不實，如「建築在泥沙之上」，既不清晰又不確定。因此，他的方法論提出的前提，便是將以往這些所有不確定的、「假的」東西加以摒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拋棄了整個古代哲學和知識傳統，將價值、道德都排除在科學方法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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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迴避的世俗道德

然而，想將以往的舊道德完全拋卻是不可能的。笛卡爾也感覺到自己的方法過於徹底和激進，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想要拆除舊的建築時，需要先給自己找一個暫時的安身之所，以確保自己能十分幸運地活著，繼續從事自己的科學研究。因此，他為自己設計了幾條臨時性的道德規範，暫時遵守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以此緩和自己與世俗社會間的巨大衝突，保證自己科學計劃的順利實施。

第一條道德規範是，「服從我國的法律和習俗，篤守我靠神保佑從小就領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圍最明智的人為榜樣，遵奉他們在實踐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極端的意見，來約束自己」。緊接著笛卡爾補充到，「我雖然為了重新審查自己的全部意見，從那時起把它們一律當成一文不值，卻深信最好還是遵從最明智的人的看法」。從笛卡爾的修辭和語氣中我們發現，他對這些風俗、道德、宗教是極其不屑的，然而，出於自身安全的考量，為了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留出更多的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姑且還是安心遵守，這樣才是「明智」的。

第二條道德規範是，「在行動上儘可能堅定果斷，一旦選定某種想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動搖地堅決遵循」。很明顯，笛卡爾發現了形形色色的意見對自己的干擾，為了不至於迷失在各種意見之中，他選擇堅信自己的選擇，哪怕自己的選擇並非最佳，但是堅持下去總比躊躇不前好，正如他所說的森林中迷路時朝著一個方向走好過四處亂撞。因此，笛卡爾以這條原則告誡自己，堅持自己的選擇，不能被外界意見過分左右。

第三條道德規範是，「永遠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運，只求改變自己的願望，不求改變世間的秩序」。笛卡爾只求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科學研究，而絕不多管外面政治等閑事，而給自己惹麻煩，因為他堅信「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之外，沒有一樣事情可以完全由我們自己做主」。

依靠上述三條臨時道德準則，笛卡爾給自己的安全保了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笛卡爾這位科學家帶有一種極其高傲的謙遜，明明對世間的風俗道德等不屑一顧，卻表現得十分保守謹慎，處處按照其規定做事。在他眼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宏偉的科學計劃的順利進行，他最看重的是探尋科學中真理的快樂。在他那裡，道德不再崇高和值得讚美，已經淪為一種偽裝和工具。或許，在很多科學家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套真理標準，而世俗道德很有可能並不在自己的真理清單之列。然而，正因為自己的高明，才不與世俗之人過分計較和較真，而是處處順從。在笛卡爾那裡，道德已不再代表人類尊嚴具有崇高地位，而僅僅是一種順乎時宜的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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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與彌合

笛卡爾作為近代科學的鼻祖，在他的方法論中體現出的科學與道德、人文的衝突和張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更能促進對當下科學發展的反思。笛卡爾對人文學科的解讀和輕視，至今看來，在一些自然科學家、「理科生」那裡仍然存在。然而，這並非是由於他們讀過笛卡爾的著作，接受了他的觀點，而是這種認識隱藏在他們所受的科學訓練之中。一方面，科學本身遵循自己的邏輯，認同自己的真理標準。而其本身的方法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價值和道德，否則其確定性和真理性很難得以保證。另一方面，科學是人類的科學，在人類社會中發展，科學家除了是科學人，也是社會人、道德人和政治人。因此，科學無法同道德社會完全脫離。當前，我們也可以覺察到兩者之間微妙的張力，社會也會以立法、輿論等手段對科學加以干預。

從另一個視角看，科學方法論歸根結底是人類理性的方法論，《談談方法》的全稱即是《談談正確運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門學問里尋求真理的方法》，以古希臘哲學的立場來看，科學對應的是人類靈魂中理性的這一部分，是一項理性的事業，但靈魂還具有更豐富的激情、慾望、情感等非理性成分。而人類學問中的人文部分關注的是整全意義上的人，其中絕大部分都在探究人類靈魂自身的奧秘。在這層含義上，科學與人文、道德之間的對立，恰恰體現著人類靈魂內部理性與非理性部分的分裂與張力：理性試圖全面地把握和操縱靈魂，卻又不時地受到非理性部分的衝擊與影響。而這一衝突與彌合，需要更深層次的哲學探索。

從笛卡爾那裡我們可以發現，在科學自身的視角下，道德似乎並不具有神聖的真理價值，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外在的束縛與壓力。在科學內部的認知領域內，道德似乎具有很弱的地位和價值。如何真正地彌合科學與道德，使兩者真正地互通交流，將美德和價值的關懷融入科學之中，而非僅僅是互相妥協遷就，這正是現代科學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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