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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梓沒有造出了第一把機關槍,更不是「因此」被康熙帝流放

網上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謠言,就是「清朝初年中國人戴梓造出了第一把機關槍,但卻因此被康熙帝流放,從而使中國武備落後與世界……」。

和大多數坊間口耳相傳的歷史「謠言」一樣,這個謠言也是有一些根據的。比如其中的主要人物、事件都基本屬實,但是彼此之間的前因後果卻被張冠李戴。比如武備發明家戴梓確實是被康熙帝羅織罪名流放瀋陽,而他本人也確實製造出來了二十八連發火銃的——就是所謂的「機關槍」——但是這兩件事之間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也就是說,戴梓被流放盛京確實是冤案,但卻和他的軍事發明無關。而且他發明的也不是機關槍。

戴梓發明的這種二十八連發火銃,學名叫「連珠銃」,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新型火槍。在槍脊上儲存火藥彈丸,以機輪來操縱裝填,開火時一口氣能連發二十八發。這種火器其實就是一款升級版的燧發槍。但是,要說明的是,先不說二十連發燧發槍在當時早已出現,而且西洋人也帶來過不少樣品。即使是比戴梓發明的這種連珠銃還要「異次元」的火器,在大明朝的武備可以說是數不勝數,而且名頭也都相當的霸氣——就是實戰性能差。比如各種「十眼銃」、「一窩蜂」之類的利器,甚至傳說中史前版的坦克——「呂公車」都因為在實戰中的效果有限,所以就被逐漸淘汰了。

至於連珠銃這種「奇行種」的燧發槍,既無上彈,閉鎖,擊針擊發,也無退彈能力,所以怎說也不能說是「機關槍」。再加上連珠銃槍管短、射程有限,填葯時間長,所以實際戰鬥能力,還不如裝葯多、身管長、可以在遠距離打穿鐵甲、由莫卧兒帝國發明的贊巴拉特火繩槍有殺傷力。而正是由於清軍在對準噶爾汗國的戰爭中獲得了這種槍械後大量的仿製,才直接導致了鐵甲被徹底的淘汰。

戴梓沒有造出了第一把機關槍,更不是「因此」被康熙帝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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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由英國人進獻的二十發連珠槍

戴梓沒有造出了第一把機關槍,更不是「因此」被康熙帝流放

仿造贊巴拉特火槍的乾隆御槍

戴梓沒有造出了第一把機關槍,更不是「因此」被康熙帝流放

戴梓的最輝煌成就——威遠將軍炮

戴梓最重要的發明是「子母炮」,也就是「神威將軍炮」。而正是這項發明導致了這位淡泊名利的科學家被流放邊疆。

事情的始末是清廷客卿、耶穌會士、比利時人南懷仁,曾應承康熙帝製造西洋的「子母炮」。但是南懷仁技術不精,用了很長的時間也沒有造出來。於是康熙帝便另托戴梓完成這項任務。結果,據說只有八天,戴梓就把子母炮造出來了。這種炮長二尺一寸,重約三百斤。炮彈外形如瓜狀,每枚重二三十斤,內裝子彈,此炮發射時,「子在母腹,母送子出,從天而降,片片碎裂,銳不可當」。這種炮不僅能在三里的射程內發射「開花彈」,對快速移動的敵人形成覆蓋殺傷,而且還可以能夠通過調整射擊角度,來操縱射程的遠近。所以即使面對來勢洶洶的準噶爾鐵騎也毫無死角。

後來康熙帝率軍第二次親征準噶爾汗國時,就大量配備了子母炮,並在昭莫多之役大破准軍。

但是,「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戴梓在為清廷立下不世的功勛之後,就被康熙帝狠狠地整了。

起因就是他做成了子母炮,駁了南懷仁的面子。這個南懷仁雖然是一個地道的「歪果仁」,但是對中國式「權力遊戲」的了解卻毫不遜色於任何一個中國土生土長的姦邪小人。他對戴梓搶了自己的風頭感到十分的恐慌。因為南懷仁太了解清廷統治者「後來者居上」的套路了,如果自己一旦「沒用」了,那清廷就會毫不留情的將他這種舉目無親的傳教士踢到一旁,就像當年對待湯若望一樣。所以要想在清廷繼續立住腳,就必須整倒戴梓。於是南懷仁拉上了一個和戴梓素來不對付的人做幫手——陳弘勛。這個陳弘勛本是偽帝張獻忠養子,後來降清做了高官。大概是在鑄造子母炮時陳弘勛曾經向戴梓索賄,於是兩人結了仇。南懷仁和陳弘勛一起羅織罪名,誣陷戴梓「私通東洋」——也就是勾結日本。於是康熙帝便將戴梓流放到了瀋陽。

康熙帝在現代人眼中一直是英明神武,為什麼會聽信這兩個人的讒言,冤屈功臣?答案是:康熙帝想收拾戴梓也不是一兩天了,而相信南、陳二人的誣陷只是裝傻充愣,藉機拿人作筏子而已。

戴梓這個人,老家是杭州的,是江南士大夫出身,這在清初的「政治生態」中簡直就是原罪。而且這個戴梓頗有晚明士大夫那種「公知」心態,寫詩作文經常針砭時弊,對大清朝的」豐功偉績「往往輕描淡寫,反而是揪著官吏貪腐、民生疾苦這些問題不放。比如在《猛虎行》中再次發揮「苛政猛於虎」的話題,對康熙盛世的實質進行了毫不留情揭露「稱言今歲納糧難,官止收錢不收粟。舉目周瞻四壁空,兩歲嬰兒難賣鬻。丈夫被吏牽見官,妻兒坐向窮檐哭」——也就說康熙帝的「這盛世,如你所願」本質其實是「苛政猛於虎」。康熙十七年三藩之亂正在激戰,此時葡萄牙國王阿方索(清廷史料寫作」阿豐肅「)送來一頭獅子,被清廷視為國勢強大的證明從而大肆宣傳。但戴梓卻在《西洋貢獅歌》中吐槽清廷上下的虛榮浮誇,並暗示朝廷對吳三桂這些猛將的涼薄寡恩,才是大亂的根源:「獅能殺獸不殺賊,大官養給夫何益。請將猛將作獅珍,四海烽煙自寧謐」。

可以說在戴梓的詩集《耕煙草堂詩鈔》中後人無法感受到康熙一朝那種「向天再借五百年」的輝煌豪邁,反而是一片昏暗蕭瑟——所以像戴梓這種人,康熙帝早就看他不順眼了!

但是,這個戴梓不好對付——他一不貪財二不好色,所以就很難設局,讓他」請君入甕「,因此只能搞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而「私通日本」這個罪名就再合適不過了。這種罪名看似荒謬絕倫,但是卻很容易糊裡糊塗的扣到戴梓這種人頭上。因為雖然當時日本正在閉關鎖國,素不與外界交往,但是卻在實際上支持大明朝遺民的光復活動,並慷慨的接納了不少明遺民,甚至包括改名張振甫的定王朱慈炯。而戴梓少年時就曾經和明遺民中的領袖人物如錢牧齋有來往,乃翁戴蒼不僅和明遺民往來甚密,而且和遠在日本,輔佐定王的兩位謀主隱元隆琦、獨耀性日師徒也能扯上些關係。於是康熙帝就揣著明白裝糊塗的下旨將戴梓流放瀋陽。

結果是,戴梓到了瀋陽後雖然煎熬,但言行不改,依舊寫詩作文指點江山。所以也就無法得到康熙帝的寬恕。在經歷了三十一年的流放生涯之後,年逾古稀的戴梓終於得到了新帝的赦免,但此時的戴梓卻已經習慣了流放地的生活,繼續留在這裡。並在四年之後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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