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鼠的一年」：聶魯達的逃亡之旅

撰文：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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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文學與政治總是糾纏不清。智利桂冠詩人聶魯達，曾遭政府通緝，陷入長達一年多的驚險逃亡。在不同人眼中，這段歲月有著不同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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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詩性反抗

二戰終結之時，巴勃羅·聶魯達加入了智利共產黨。數年前，在西班牙，他目睹了內戰的野蠻與殘酷，耳聞了摯友兼詩人洛爾迦的死亡悲劇，將自己對動蕩時局的痛恨歸咎於佛朗哥。儘管身為鐵路工人之子，他並不能理解，為何智利工人會為喝不到茶而罷工，在他眼裡僅僅是「實驗室動物」的豚鼠緣何成為他們餐桌前的珍饈，但他情願為底層人民寫詩，為他們的權益奮鬥。

回歸智利政壇後，聶魯達找到了盟友。在自傳《我坦言我曾歷盡滄桑》（聶魯達的文字，譯本甚多，為便於理解，本文統一了專有名詞的翻譯）里，他記述道：「總統候選人之一的岡薩雷斯·魏地拉發誓要伸張正義，他生動的口才使他大得人心。我被任命為他競選活動的宣傳負責人，並把這一好消息帶往全國各地。人民以壓倒性多數選他為總統。」孰料，冷戰鐵幕降下，智利也不能倖免。蘇聯挑起共產黨人與社會黨的矛盾，左派內部四分五裂，原本搖擺不定的魏地拉迅速「向右轉」，趁著1947年煤礦工人大罷工之時頒布《長期維護民主法》，共產黨遭到取締，陷入長達十年的非法狀態。

詩歌是聶魯達的武器

詩人的傲骨讓聶魯達註定不會屈服，他痛斥魏地拉是「政治投機者，頑固的淺薄之徒，故作堅強的弱者」，招來了一紙逮捕令。1948年，被撤銷參議員身份的聶魯達，不得不踏上逃亡之旅。多年後，在自傳里，詩人似乎享受落魄歲月，「我走過田野、港口、城市、營地，我到過農民、工程師、律師、水手、醫生和礦工的家」，總有一扇門為庇護他而敞開。

起初的幾個月，聶魯達東躲西藏，每隔幾天就要變換住處，逃避追捕。有時，他置身於鬧市，可謂險中求生。聖地亞哥的政治氣氛愈加沉重，共產黨人急於將他運出智利，就提議轉移至港口瓦爾帕萊索，伺機渡海逃亡。詩人委身於港口旁邊的一處小屋，觀察流連於鞋店櫥窗的孩子或是突然造訪的客人，感慨道，「想不到近在咫尺，就在用紙板和舊報紙做的隔牆那邊，躲著一個被天知道多少職業捕手追捕的詩人」，言語里竟有一絲洋洋自得之意。

等待機會降臨的日子裡，周圍的朋友打算把他打扮成上流客商的模樣。為此，配合秘密登船的水手強調，「我要像個穿著考究的旅客，嘴裡抽著我從來也不會抽的雪茄，突然出現在甲板上。既然我已動身在即，這家人決定給我做一身合適的、既高雅又適合熱帶地區穿著的衣服，為此他們及時給我量了尺寸」，簡直是一個「假克拉克·蓋博」。可惜，計劃一再擱淺，逃亡行動只能另起爐灶，指向安第斯山麓的阿根廷邊境。

在趕往安第斯的途中，發生了驚心動魄的一幕。一位警察在路邊攔下聶魯達和他的司機，要求搭上百餘公里的順風車。聶魯達已經喬裝打扮了一番，戴上眼鏡，又粘了鬍子，仍生怕露餡，不敢做聲，只得在后座裝睡，幸運地躲過一劫。事後，他對裝睡的回憶倒是很輕鬆：「我這個詩人的聲音，連智利的石頭都認得出來。」

抵達邊境後，聶魯達一行人在一家生產鐵路枕木的工廠落腳，又一段危險的插曲上演。工廠老闆羅德里格斯突然歸來，讓逃亡者們措手不及。這位老闆，是魏地拉總統的故交，也是以直率出名的右翼保守人士。然而，喝著威士忌與自己地盤上的逃犯展開激烈辯論的那一刻，他大度地擔保，會將詩人安全送出國境。羅德里格斯老闆喊來部下，吩咐他們掃清昔日走私犯潛入阿根廷的道路。即便在自傳里用「專橫的封建主」加以形容，聶魯達的感激之情仍溢於言表：「對我來說，佩佩·羅德里格斯是個小皇帝，他曾下令在原始大森林中打開60公里道路，為了讓一個詩人獲得自由。」

逃出生天的最後一程，並非暢通無阻。站在政治對立面的工廠老闆網開一面，但崎嶇的安第斯山路卻沒那麼容易征服。縱使身邊有出色的騎手和嚮導「護駕」，聶魯達還是在一個渡口連人帶馬浸入河水，幾乎被淹沒。用他日後的文字來說，「馬匹往前沒走幾步就打滑，竭力在高低不平的岩石上站穩腳，可還是失蹄跪下了，蹄鐵上迸出火花。我不止一次從馬上摔下來，仰面倒在岩石上。我的馬的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是我們仍然堅定地在我們那條廣闊、壯麗而又艱辛的路上邁進。」

在一間茅草屋旁，聶魯達看到了邊界，他在牆上寫下：「再見，我的祖國。我走了，但我把你帶在心上。」歷險故事往往有一個妙趣橫生的結局，聶魯達的逃亡也不例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他找到了瓜地馬拉作家阿斯圖里亞斯，借用後者的外交官護照，矇混過關，取道烏拉圭，飛往了巴黎。在那裡，老朋友畢加索等人替他奔走，將他送往了蘇聯，為逃亡之旅畫上了句點。

世人講述這段傳奇，離不開聶魯達的自傳。他對魏地拉的恨，對工人農民的愛，回憶驚險歷程後喜不自勝的情緒，都毫不遮掩地流瀉筆端。只是，詩人的底色在他身上過於明顯，聶魯達太喜愛在字裡行間抒情，卻短於敘事，伴隨他前半段逃亡的妻子迪莉婭、大學生阿爾瓦羅·哈拉和冒險收留他的朋友們，在行文里都沒留下明顯的痕迹。在安第斯之前，自傳里的聶魯達彷彿一個孤膽英雄，他的視線能聚焦在窗外向姑娘甜言蜜語的年輕送蛋工人，卻不肯在共患難的人身上做太多停留。當然，我們不能過分苛責，聶魯達在題記里分明寫道：「這部回憶錄是不連貫的，有時甚至有所遺忘，因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

2

他傳：重塑現實

在聶魯達眼裡，自傳是一座畫廊，裡面陳列著受烈火和黑暗撼動的眾多幻影。他承認，自傳是詩性的，他傳則是理性的。眾多傳記里，亞當·費恩斯坦的《聶魯達傳：生命的熱情》被譽為「英語世界最翔實客觀的聶魯達傳記」，作家用多重資料，重塑了聶魯達在詩人之外的生活，無疑讓他的形象更加立體豐滿。

相比於自傳，費恩斯坦補充了聶魯達逃亡的大背景——墨西哥人的背棄。他原本寄希望於大使館出手相助，但當墨西哥武官陪他驅車穿越邊境時，出現了一個紕漏，聶魯達護照和身份文件上的名字不一致，被攔阻下來。就在此時，墨西哥外交部長致電指示，沒必要為詩人釀造國際糾紛，聶魯達的脫險捷徑被切斷了。

語及逃亡的那一年，費恩斯坦用「盲鼠的一年」加以概括，這個詞源自聶魯達本身，若拋卻樂觀主義的回憶和浪漫主義的修辭，實在貼切不過了。在傳記里，阿爾瓦羅·哈拉與迪莉婭兩位追隨詩人的重要角色，獲得了應有的尊重與篇幅。前者是一個歷史系大學生，肩負著聯絡外界與策劃逃亡行程的重任；後者是聶魯達的第二任妻子，被親切地叫做「小螞蟻」，其實比聶魯達年長近二十歲。

聶魯達與迪莉婭

由於安第斯的山路太艱險，迪莉婭被排斥在了最終逃亡計劃之外。但在東躲西藏的日子裡，她幾乎是詩人的精神支柱。同為左膀右臂的哈拉對她評價頗高：「迪莉婭是如此迷人，勇敢而精緻的女人，她整個時間都會陪伴著（聶魯達），一次也不抱怨他們吉普賽人一樣的冒險的，偶爾滿不舒服——並且經常有潛在危險——的生活。」然而，曾收留聶魯達的維克多·佩並不欣賞迪莉婭，她或許不是別人眼中的主婦，畢竟冒險之外，還有生活的一團亂麻：「很難想像他們在一起有適宜的、兼容的生活。她會往臉上塗滿油膏。她在早上看起來像一場災難。我從附近的東方餐館把她的食品帶到公寓，她不會做任何洗滌工作……」

至於哈拉，他與聶魯達摩擦不斷，但大多數時候詩人都是欠妥的一方。聶魯達不甘心受一個毛頭小子的支配，但他一再顯露，自己的成熟度尚不及哈拉。一次，在外奔波的哈拉突然接到一個包含緊急信號的電話，他擔心詩人安危，匆忙央求朋友改變行程，折回藏匿之地。慌張趕來的哈拉，發現屋子一片漆黑，迪莉婭已經熟睡。詢問之下，聶魯達方才承認，並無緊急情況，只是內心煩躁，需要有人陪他解悶。還有一次，詩人交給哈拉一份清單，裡面有迪莉婭的化妝品等十八樣待購物品，哈拉輾轉買到其中的十五樣，因汽車故障耽擱了時間，只能回來複命，誰知聶魯達大發雷霆，以訓斥無能助手的語氣將怒火發泄在哈拉身上。哈拉的回憶一針見血：「眾所周知，巴勃羅是個大孩子，非常任性，習慣人們響應他的命令，不加反對。」而同樣曾藏匿聶魯達的羅拉更為不客氣，說道：「巴勃羅需要他的弄臣，他的追隨者。」

不難想像，孩子氣是很多詩人的烙印，眾人回憶的細節佐證了這一點。譬如，為了與朋友相聚，聶魯達不顧風險，舉辦了一場聖誕晚會。在出席的一刻，「為了掩護他自己，就像躲在戰壕後面，他拼湊了一個巨大的花束，把他的臉和肥胖都掩蓋起來。在巨大花束的保護下，我們走進了這棟建築，徑直上了電梯。聶魯達很高興並且顫抖著嘲笑自己的伎倆。」再如，在一家人的廚房裡，聶魯達迷上了美國造的「費爾科」牌冰箱，「他停在它面前，驚奇地盯著看。然後，他仔細審視它的各個側面，甚至想要到背後去看看機械構造，但它放得太靠近牆壁了。最後，他向這台冰箱鞠躬，並稱它為『白象』。從那時起，每次他經過這台冰箱，都要發出一連串讚歎。」

在自己筆下，聶魯達無所畏懼，但實際他在幽閉環境下非常不安，為了平復他的心緒，朋友陪他上露台散步，恰巧遇到公寓領班正在那裡修東西，維克多·佩記述道：「聶魯達頓時石化了。畢竟，他的輪廓是特別好認的。幸運的是，那個領班六七十歲了，搞不清楚他是誰。但聶魯達被嚇壞了。他是個容易害怕的人，非常膽小。」

在追捕風聲不緊的時刻，聶魯達總能找到機會溜出去欣賞自然，曾陪伴左右多時的費格羅阿談起過聶魯達對生活細節的熱愛：「我們感激他，比如說，他教會我們發現最微小事物的價值：公園裡的樹木，海里的石頭，舊書本，紡織品，各種氣息，各種味道……」但顯然，詩人不滿足於此，在困頓生活里，他依然夢想著回歸政壇，評論道：「不關心政治的作家是一種當代資本主義創造和鼓勵的一種神話，這種物種完全不存在於但丁的時代。」實際上，聶魯達除了在收音機里聽到魏地拉政府虛虛實實的追捕消息以及對自己和夥伴的污衊，他沒有真正施展手腕的機會。

如果說有什麼可以慰藉，那一定是「國家不幸詩家幸」的老套說辭了。的確，《詩歌總集》的寫作，是聶魯達唯一有力的武器，也是他在逃亡之旅的最大收穫。在自傳里，詩人沒太提到寫作的心路，但哈拉卻能追憶起很多相似的細節：「突然，詩人會站起來並慌忙地溜走，不做任何解釋，就好像詩句正在逃跑或者從他身上掉下來，他待在隔壁房間。很快我們聽到他那台攜帶型打字機鍵盤的敲擊聲，那是他在急速且無情地擊鍵。」費格羅阿也贊同，逃亡為他的寫作添了一筆色彩：「他從地理上、人類學上、歷史學上重新開發了美洲。但他是在最嚴厲的處境下實現這個巨大進步的……他甚至不能到大街上去散步……但在藏匿中，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寫詩。」

說起詩歌，還要補充一段軼事。穿越安第斯的經歷，在自傳里有不少詳細描繪，但聶魯達唯獨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首粗俗的四行詩——

空氣多麼芬芳

在利爾培拉通道

因為來自叛徒魏地拉屁眼的

屎尚未到達

3

電影：華麗追捕

2016年底，巴勃羅·聶魯達的逃亡之旅被搬上了銀幕，導演是另一個巴勃羅——智利導演巴勃羅·拉臘因。反映皮諾切特交權的《智利說不》和記錄傑奎琳親歷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的《第一夫人》，讓巴勃羅·拉臘因在影壇名聲鵲起。他「創造」的聶魯達，與自傳和他傳的文字略有不同。

電影《追捕聶魯達》沒有完全遵循真實歷史的時間線，這無可厚非，畢竟藝術的創作有時需要犧牲一些嚴謹。但為了讓拖沓漫長的逃亡有一個明確的線索，巴勃羅·拉臘因對劇情的動刀稍顯大膽，他直接為聶魯達塑造了一個敵人——警察奧斯卡·佩盧恰努，一個有著許多人的影子卻並不真實存在的人物。如此一來，一直在暗處威脅著詩人的追兵，就成了一個鮮活可見的形象。電影主線，既是聶魯達的逃亡，也是佩盧恰努的追擊，絕大多數時間裡，兩人隔空鬥智斗勇，詩人總是獲勝者。

在拉臘因的設定里，奧斯卡·佩盧恰努是一個感性而執著的人，他出身卑微，母親是一個妓女，父親不知所蹤。在奧斯卡心目里，自己的生身父親是智利警界傳奇人物奧利維爾·佩盧恰努，他畢生的追求，就是建功立業，以求不負父親的姓氏。追捕聶魯達，是他出人頭地的最佳途徑，但當他踏上追擊之路，卻發現自己背離了民意。在母親棲身三十年的妓院里，舊相識們以身犯險，保護為他們念詩的聶魯達，瞞過警察的眼睛，這對奧斯卡而言是迎頭一擊。他感受到的，不僅是事業挫折，還有過往的背叛。

在針鋒相對的較量里，聶魯達躲過妓院的驚悚一幕後，一直佔據著主導地位。他似乎不是詩人，而是先知，能預料到種種危險。他不只是從容脫身，還為追擊的警察留下小說，讓迪莉婭傳遞自己南下的訊息，彷彿一場精心策劃的貓鼠遊戲。奧斯卡的交通工具在汽車、摩托車、馬匹之間切換，走馬燈般的節奏讓觀眾置身於一部進行曲中。追擊的謝幕一刻，身受重傷的警察在雪地里踉蹌奔走，不斷高喊著「巴勃羅」，是在追捕，抑或追星？

電影《追捕聶魯達》劇照

拉臘因的電影，顯然不滿足於重現歷史。導演借阿爾瓦羅·哈拉之口，說出了一句犀利的質疑——「您只是想要一場盛大的逃亡」。此前的共產黨人秘密聚會裡，醉酒的女人西爾維婭尖銳指出：「對於政府而言，重要的是追捕他，而不是抓到他。」虛構的警察奧斯卡也喃喃自語過：「這場追捕缺乏恐懼感。」其實，在回憶錄里，魏地拉宣稱，智利政府一直清楚知道聶魯達的藏身之所，追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總統不想讓聶魯達體會到成為英雄的快樂。對此，傳記作家費恩斯坦寫道：「我在智利交談的每個人都覺得這個說法是荒唐可笑的。他們都認為，如果當局已經知道聶魯達的下落，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逮捕他。」即便如此，他還是收錄了這一說法，以供讀者參考。而在聶魯達的自傳里，詩人聲稱，一直知道他在哪裡吃飯或每晚在哪裡睡覺的人是年輕而光彩照人的領導者——智利共產黨的總書記里卡多·豐塞卡。從瓦爾帕萊索海邊的鞋店櫥窗和朋友面對滿地狼藉詢問「幫傭今天休息嗎」的細節來看，拉臘因對自傳與他傳瞭然於胸，他不會對聶魯達與費恩斯坦的說法熟視無睹。

不妨猜測，華麗大逃亡，是拉臘因借聶魯達的視角回顧往事。一切背後，是智利撕裂的社會。詩人有敏銳的觀察力，卻對社會充滿天真。在他身邊，圍繞著「寧願去燒教堂也不工作」的同志，導演則借兩度出任智利總統的阿圖羅·亞歷山德里之口說出了許多智利人對左翼的擔憂：「願上帝保佑，總統府將被花生殼和醉酒瓶鋪滿，編寫的法案還會出現拼寫錯誤。」立場上左右搖擺的智利，盛產為一己之私鑽營的政客，缺少真正的領袖。聶魯達痛恨魏地拉的背叛，那麼把目光向後挪動幾年，1952年贏得左翼力量支持的伊瓦涅斯總統又是如何執政的呢？在任內，他提議廢止《長期維護民主法》，恢復共產黨合法地位。但他不代表自由與人民，經濟動蕩襲來，總統宣布戒嚴，瓦解罷工，策劃軍事接管，還請來美國財政專家審查經濟問題。令人驚奇的是，彼時的聶魯達對國內的風雲變幻異常遲鈍，他在自傳里寫道：「這段時間（1952年8月至1957年4月）我幾乎都在智利度過，既沒有什麼新奇經歷，也沒有遇到能吸引讀者的驚險事件。」

2015年，智利政府首度發聲，懷疑聶魯達死於他殺，共產黨呼籲司法調查。此事，或許是催生《追捕聶魯達》的一大動因。與此同時，智利右翼重要政黨獨立民主聯盟的領袖，正是埃爾南·拉臘因——導演巴勃羅·拉臘因的父親。父子政治傾向在劇情里沒有明顯投射，但兩個有著隱喻色彩的細節值得玩味。開場不久的共產黨人聚會裡，聶魯達扮作阿拉伯的勞倫斯，為眾人吟詩。某種程度上，兩人命運殊途同歸，為自由與人民奮不顧身，卻發現那不過是水中之月、鏡中之花。一戰後的勞倫斯被排斥出阿拉伯，選擇了隱居。半個世紀後，同樣懷揣高尚理想的聶魯達屢敗屢戰，以共產黨候選人身份參加了1970年總統大選，又為助好友阿連德一臂之力而放棄了資格。但他為政治夢想做出的最後犧牲，被皮諾切特政變擊碎。阿連德總統身死，身染重病的聶魯達也在幾天後撒手人寰。皮諾切特在拉臘因的鏡頭前也露面了，一個僅有幾秒鐘的畫面，定格在他青年時代執掌皮薩瓜集中營的歲月。在聶魯達的自傳里，皮薩瓜集中營頻繁出現，那是共產黨人的噩夢，假設聶魯達被捕，可能也會被關押在遙遠的沙漠煉獄。現實里，聶魯達躲過了皮薩瓜之劫，卻沒有躲過自那裡登上政壇的皮諾切特。

七十年後，回首聶魯達的逃亡，三重書寫提供了三種觀感——自傳詩性而恣意，遺漏了太多人物與細節；他傳公允卻略顯平淡，包羅諸家之言；電影模糊了藝術與現實的邊界，不甚精確但發人深思。三者不必分出高下，一千人眼裡，可以有一千個聶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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