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最早的宏觀經濟學輕重術為何產生在中國

古代中國完全不似歐洲中世紀那樣「自給自足」。比如，一個中世紀歐洲莊園（村子），除了隸農和農奴，還有鐵匠﹑木匠﹑車夫﹑磨坊﹑獸醫﹑釀酒師﹑理髮師﹑牧師，能夠完全與外界隔離而獨立生存。這是一種地區性的專業化，幾乎完全沒有市場交換，也沒有貨幣的使用，許多人一輩子沒有用過貨幣。由於缺乏工商活動，甚至國王和政府官員也必須搬到鄉下的莊園巡迴就食——將自己的地產分為若干莊園，帶領家人隨從於每個莊園停留若干時間，把那裡一年的收穫物消耗完後，再轉移到另一處就食。

美國中世紀史專家詹姆斯?W?湯普遜（1869~1942年）在其《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曾經這樣描述12、13世紀的歐洲封建社會：「從經濟和社會角度看，12，13世紀的社會是由俗界和僧界大封建土地貴族所組成。而教會是其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當時不是『貨幣經濟』時代，而是『自然經濟』時代。在此時代中，有產階級的生產幾乎不超過其自身的需求，幾乎不消費任何非本地生產的物品。市場權，稅收權和鑄幣權進一步充實了封建領主的財源。這個富有的有產階級除土地之外還擁有另一類財產，即家用金銀器皿，教會金銀器皿，金條，窖藏金幣和珠寶等等。教會的這類財產特別豐厚。但是，它是閑置的財富，既不投入流通，也不用於生產。」

事實上，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中國就有了規模龐大的市場經濟。其產生，除了精耕農業產生的剩餘產品，還有如下兩個原因，一是依託於全國道路網形成了龐大的商品逐級集散機制，二是賤金屬貨幣銅錢的大量使用，將社會上最大多數人口捲入到市場經濟之中。

中國的農耕技術在周朝就已經十分發達。今天，從追述西周政制的《周禮》等古籍中，我們還能看到當時已經有了相當先進的耕作和選育種知識。戰國時期，中國的農耕技術取得了進一步發展，比如成書於戰國後期的《呂氏春秋》一書中有《上農》、《任地》、《辯土》及《審時》四篇「農書」，其內容包括如何選種、精耕細作、合作輪種、防止蟲害、施肥等等，足見當時耕作技術之發達。

秦漢時期，中國產生了集約化的精耕農業，大大提高了土地的產出，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許倬雲在《漢代的精耕農業與市場經濟》一文中論證指出：「漢代農夫顯然已掌握集約耕作的技術和知識，可以合理有效地連續使用土地，而不須休耕……集約農作可利用婦女與兒童從事較為不勞累的工作，如除草、除蟲、施肥之類。同時集約農作要求長期而繼續的工作。是以集約農作既可減少季節性的勞力閑置，又可使次級勞動力也投入生產。一年多作更縮短了土地休閑的時間。然而，中國的北方究竟有相當長期的霜期。漢帝國的核心區域為關中與中原，冬季頗長，生長季節大受氣候的影響而縮短。於是一歲之中，到底免不了有勞力需求分布季節性不均勻的現象。春耕秋獲，最為忙碌。而冬季則不失為閑季……閑季中主要勞動力（男性）及全年中未完全使用的次要勞動力（女性及兒童）都可有相當的時間從事其他非農業性的工作。凡此多少吸收了一些季節性的閑置勞力。其成果不是農業活動的間接支援，即是生產可出售的貨品。」

精耕農業和農舍手工業催生了規模龐大的市場經濟。許倬雲繼續寫道：「上面討論的農捨生產無疑會由近村貿易逐步發展為一個貿易市場網，其網路足以聯繫若干分散的聚落，使當地交易構成一種市場性質的農業經濟。」

秦漢時期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高得驚人，《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研究員王小強先生的結論是：漢代一般小農之家，其收入中有近三分之二來自市場交換；他近乎憤怒地抨擊了將中國古代硬說成歐洲封建社會式自給自足經濟的觀點，他說：「兩千多年前，『標準小農在種糧食而不是經濟作物的情況下』，三分之二『都要進入市場流通領域。』如果考慮到不太『標準小農』，再加上絲綢﹑棉花﹑茶葉﹑煙草﹑陶瓷﹑花卉﹑燒炭等產業，史料大量記載，成村﹑成鄉﹑成地區，幾乎100%的專業化商品生產，『量變』足矣發生『質變』了，怎麼能和封建西歐不加分別，囫圇吞棗，楞說中國古代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呢？」

中國自兩千多年前就已經不是由彼此獨立，自給自足的村落組成的「傳統社會」，而是幾乎將所有成員融入全國性市場網的農業性質的市場經濟。與中國文字一樣，這張無所不在的市場網是維繫中國長期統一的重要力量。它歷經千載，顛撲不破！

首先，依託於全國道路網形成了龐大的商品逐級集散機制。這個道路網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據《史記?貨殖列傳》，當時的全國道路網以長安與滎陽為兩個中心，延四面八方展開。

秦漢時期的大都市，全都坐落於聯絡各地區的大小幹道上。許倬雲描述道：「漢代的大都市，全都在這一網路的幹線道路上。由幹線分叉，則是各地區性的道路網路，例如成都平原即有其以成都為中心，輻射四方的道路網。這些道路上的連接點或終點，即是郡、縣所在的城市。在各地的城市，又各有其道路網，聯繫各處的鄉聚。鄉聚之下，又有分路叉道，通往大小農村……中國各地，經由市場網，有商品的集散與流通，市場網依附於道路網，以經濟交換之功能，將中國凝聚成為一個難以分割的經濟共同體，其整合的堅實，竟可超越政治權力的統合。」

中國秦漢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同樣得益於金融上的創新，即賤金屬貨幣銅錢的大量使用，這可能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紙幣脫離金本位制以前最偉大的金融創新。

考古發掘和古籍記載都證實，戰國時代已有大量銅製貨幣周流中國各地，銅幣的使用一直持續到清代。李錦彰先生指出：「中國不僅最早只選用銅作為幣材，而且從殷朝開始直到清朝中期的數千年漫長歲月中，金屬銅一直持續不斷地作為中華帝國的主要貨幣材料，這在世界貨幣史上是鮮有的。金﹑銀﹑鐵是在銅作為幣材選擇之後，作為輔助幣材被使用的。黃金可能是進入鐵器時代後，以它特有的稀缺性和充當儲藏價值的適當性一直也作為貨幣使用，但一直沒有像歐洲等世界其他民族或國家那樣在相當長的時期將其作為貨幣主體。」

與古代西方商品交換多用金銀不同，銅幣可用於小額貿易，能夠將包括乞丐在內的最大多數民眾捲入到全國性大市場之中，這是中國市場經濟得以長期繁榮的關鍵，也是西方市場經濟長期不發達的「金融瓶頸」；不幸的是，正是因為中國人用銅錢，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他的《中國的宗教》一書中就斷言中國貨幣經濟不發達，這完全是出於坐擁書城的學者對現實世界的無知。1860年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麥高溫（John MacGowan）曾經深入考察過中國社會，他在1909年出版的《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中這樣描述中國通貨銅幣：「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真正的流通貨幣是銅幣。銀兩則被稱為貴族貨幣，因為大宗買賣都是用銀兩來計算的，比如用於國家的稅收、數額巨大的帳目以及土地的買賣等等。在重大的政治交易中，涉及的金錢數額十分巨大，也只有銀兩才被作為雙方認同的貨幣……銅幣則只能算是平民貨幣了。它是窮苦人的夥伴，即使是個乞丐，他的口袋裡也會有幾枚硬幣。」

麥高溫不是經濟學家，但他卻比馬克斯?韋伯更懂得經濟學，因為單純大量使用重金屬會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只要稍稍了解西方金融史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王小強旁徵博引，談到西方金融上的落後時這樣寫道：「據此推斷，西方古代用金幣交換商品，屬於少數上等人的business，屬於『以王公為中心的貨幣經濟。』『他們的貨幣實際上沒有深入民間；即到近代，還有許多人終生沒有見過一次金幣』……『第一個相對精確而又能保持重量的貨幣，就是1252年以後著名的佛羅倫薩金幣。』後來英國皇室瞅著威尼斯發財眼熱，三次引進金幣，三次失敗。『由於窮人的全部家當加起來還值不了一塊金幣，他們極有可能一輩子也用不上這樣的金幣』。西方『在技術意義上真正可靠的鑄幣只溯自17世紀末』。 」

中國何曾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剩餘產品的精耕農業、農舍手工業、遍布全國的市場網、銅幣的長期大量使用，使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產生了規模龐大的市場經濟，並在規模龐大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產生了複雜發展的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術。

注（略）

（節選自翟玉忠《國富策：讀<管子>知天下財富》【修訂版】）

來源：新法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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