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猩猩都能遵守「公平」，為什麼我們不能？

對人類行為學的研究，科學家常常採用一些遊戲模擬。其中，「最後通牒遊戲（ultimatum game，UG）」，以及「獨裁者遊戲（dictator game, DG）」是常用的兩種經典模型。UG的規則為：參加遊戲的兩方分別是提議者及回應者，提議者向回應者提出一種分配資源的方案，如果回應者同意這一方案，資源的分配則按照提議者的主張分配；如果回應者不接受這一方案，則方案作廢，兩方均無法獲得任何資源。在以往的人類試驗中，研究者發現，多數提議者願意提出公平的50%比50%的分配方案，當提議者將分配給對方的比例降到20%時，40%的回應者會拒絕接受，導致雙方無法享受任何利益。

Proctor醫生對大猩猩及兒童實施了UG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近親以及兒時的我們，均會提出公平的方案，平均分享可能獲得的資源。值得注意的是，UG試驗中，提議者沒有最終決定權，如果提議者的資源分配方案不公平，回應者能以不接受的方式終止方案實施，導致兩者共輸的後果。這一制約力，促使提議者必須三思而提議。與此形成對比的是DG試驗，提議者有最終決定權，不需要回應者參與。結果顯示，當提議者變成獨裁者後，自己多佔資源的現象成為主流。在兒童DG試驗中，資源是「粘紙」的分配，享受不公平待遇的小孩大喊：「你得到的比我多」、「我要更多的粘紙」、「這不公平」。

物競擇天的殘酷角逐推進了物種的進化，合作及分享促進了物種的強大，而關懷及公平，成就了我們人類這樣的高等動物。儘管分享是我們物種的潛質，但是佔有更多的資源，是人類的本能。因此，資源公平的分配，需要監督及制約。否則，具有支配權的階層會毫無懸念地佔有更多的資源。

在公共資源的分配上，方案制訂者多為政府機構，為了維護公平，許多社會以法律的形式，明確給予回應者（公眾）選擇的機會，採取不流於形式的聽證及投票，甚至允許抗議及請願。

然而，除了公共資源應全體公民平均分享外，社會因分工不同、責任不同、對社會的貢獻不同，相應個體得到的報酬也不同。從而，在社會應公平分享的福利之外，個體能支配的勞動所得不同，有的甚至差別巨大，否則，勞動所得若平均分配則違反了公平的原則。在公平的社會裡，只有讓通過學習而掌握技能的人、對社會貢獻大的人獲得更豐厚的收入及認可，方顯公平。社會分工與受教育程度相關，若經過8到12年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同小學文化的農民工的收入相差無幾，何為公平？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修理」患者的白衣天使，工資收入不如小學文化的足底按摩師，孰能接受？

除了以教育背景為縱向的比較，公平還應體現在與國際同行在待遇上及地位上的橫向匹配。醫生在任何一個國度，均為高收入、高社會地位、高文化素養的代名詞。在開放的今天，每一個角落都能聽到與國際接軌的呼聲，而恰恰是我們這一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違反了國際慣例。

法律及道德是維護社會公平的兩大機制。法律面前本應人人平等，但「同情弱者」成了懲治守法「強者」的刑具，推進了社會不公。當違反交通規則的非機動車與守法的機動車擦碰時，法律不公平地懲罰了守法者。在社會的道德被扭曲、人類間的信任被踐踏、感恩之心已泯滅的今天，仇恨被引向了醫者。人們無視勞動與所得的荒謬不公，反而在無良者的誤導及推動下，將憤怒及暴力指向了救命者。

分享及合作是我們人類成為最高物種的基礎，但這一基礎是有條件的，是相互及禮尚往來的，這就是公平。我同女兒Mandy聊起她在美國的分享經歷：同學們會輪流帶吃的到學校，與同學分享，而這一規律被破壞的結果有兩個。其一，那個不帶東西與同學分享者，會被毫不留情的孤立起來；其二，這個公平分享的社會秩序從此中斷，同學們不再貢獻，灰心而散。

不難想像，當醫者按照診治原則醫治病人，在無過錯的情況下，挨患方打、挨院方罰、挨愚民譴、挨媒體誅，何來公平和分享？規則制訂者如同在玩DG，不公平的方案無法被制約，回應者只好聽之任之，無奈的忍受及接受，悲哀的期待著大猩猩也追求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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