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壞脾氣的媽媽？——被忽視的產後抑鬱
來源：偶爾治癒（to-cure-sometimes）
作者：李珊珊
「當我終於了解到她的抑鬱症時 ，她已經去世了。這個發現重鑄了我的童年， 母親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殘忍、獨斷，她只是病了。 媽媽，她不是我認為的那個人，她比我認為的更複雜，更勇敢，也更悲慘。」
直到她去世後，女兒在寫給《紐約客》的文中這樣回憶，不無傷痛和遺憾。
媽媽是在生第一個孩子時患上了嚴重的產後抑鬱，因為停止用藥，抑鬱反覆發作，在孩子們眼中留下一個脾氣極壞的媽媽。
在中國家庭中，媽媽同樣是那個最不被理解的那個角色——本該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刻，為什麼忽然間性情大變， 變成了一個陰沉的、不可理喻的人？
極少有人知道，因為激素的劇烈波動，尤其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在產後的斷崖式撤退，伴隨著新的生命到來的，還有抑鬱。
抑鬱自殺是孕產婦死亡的主要原因
要了解「生育」這件事對抑鬱的做出的巨大「貢獻」，可以參考經典產科學著作《產科學：正常和異常妊娠》第 7 版中的幾個數據：
深度抑鬱障礙的患病率女性（12.0%）幾乎是男性（ 6.6%）的兩倍，女性抑鬱高發的一個明顯的峰值就是生育期間。
有多少壞脾氣的媽媽是從來沒有確診過，卻一直纏綿的產後抑鬱症患者？
雖然從上世紀初開始，西方的心理學界就認識到了產後抑鬱的存在。但在之後的幾十年中，這只是一個非常小圈子的學術問題。
直到 2000 年之後，隨著母嬰死亡率的下降，人們發現，因抑鬱導致的產婦自殺成為了孕產婦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994 年，英國著名的《孕產婦死亡保密調查》發現，因精神因素造成的孕產婦自殺，居然是孕產婦死亡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美國，死於自殺的孕產婦甚至超過了死於產科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壓病等產科併發症的孕產婦。
而在日本，根據 2018 年 9 月發布的孕產婦死亡調查報告，發生在孕期至產後的自殺居孕產婦死亡原因首位（28.6%），報告認為，因撫養孩子的不安和壓力導致的產後抑鬱是孕產婦自殺的原因之一。
與一般的抑鬱症不同，產後抑鬱導致的自殺往往還包括殺嬰，心理學上稱之為「擴大性自殺」——剛剛生產完，母親跟孩子在心理上尚未分開，自殺時殺死孩子，往往是因為母親不忍心把孩子獨自留在這個世界上「承受痛苦」。
一位產後抑鬱的媽媽回憶自己在寶寶大概三個月時，「給他洗澡，有兩次想著鬆開手淹死他，腦子裡還在想理論上水位多深，他會被淹死，如果他死了，我會選擇怎樣的死法……」
另一位媽媽則回憶自己在女兒兩個月大的夜晚，半夜起來換尿布，忽然想伸手掐死她，幸而女兒的大眼睛讓她控制住了自己。自那之後，她開始有意識地遠離女兒……「想抱她，又怕傷害她。甚至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媽媽會有這樣的想法，她該有多難過。」
隨著大量類似數據的披露，產後抑鬱，及其背後的現代女性的困境，才真正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
新媽媽，不快樂是常態
一位媽媽曾經在 facebook 上貼出了兩張照片：
柔和的光線下，她坐在收納整潔的起居室內， 拉著小兒子的手，一邊和小女兒對視微笑，看起來遊刃有餘。
玩具散落了一地，小兒子袒露著肚皮躺在地板上，媽媽雙眼無神， 掛著兩個大大的眼袋，隨意穿了一件哺內衣，一側的內衣帶耷拉了下來
圖片來源：Facebook
第二張照片，才是日常——被產後抑鬱症和焦慮症所折磨，生活一片狼籍。
2006 年，原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的副院長丁輝至瑞典 UMEA 大學醫學院做教育部訪問學家，她接觸到了發達國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職業壓力與女性生殖系統的心身疾病。
這是發展帶來的新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女性就業率的上升，現代女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也承受了不同於前輩們的巨大壓力。
來自全球各地的數據都顯示，因為社會競爭、婚姻問題、經濟壓力等種種原因，現代女性往往面臨著來自事業和家庭的雙重壓力，她們需要平衡作為女兒（兒媳）、妻子、母親、僱員等等多重角色中的矛盾與衝突。
「高壓力導致的過量的壓力荷爾蒙，如腎上腺素等等會悄悄偷走了你的部分女性荷爾蒙」。這在臨床上稱為「皮質醇競爭」，可能是導致女性生殖系統疾病的心身因素。
與之相關的疾病很多，有產後抑鬱症、經前期緊張綜合征、圍絕經期精神障礙、慢性盆腔疼痛……很多時候，從各種檢查報告上來看，這些病無跡可尋，但它們帶來的痛苦卻確確實實的存在著。
2007 年，從瑞典回國後，丁輝決定開始推動中國對女性生殖系統的心身疾病的關注，她的第一個切入點便是產後抑鬱症。
生一個孩子，對一個女性而言，是經歷了一生中身體和心理最巨大變化的應激過程。
它帶來了一個巨大的社會角色變化，在家庭中，這個女人從一個單純的妻子變成了一個孩子的母親，責任更大了；而工作中，多半，她還需要去證明自己，即使當了媽媽，仍能像過去一樣高質量地完成工作，仍然是個好僱員。
在更個人化的敘述中，網友「元氣辣媽」在簡書上寫：
一個不善言談、性格倔強、性情並不溫婉的女子因為生了孩子，突然選擇和兩個沒有一起生活過的老人在一起，家裡突然多了一個經常哭鬧的寶寶，而丈夫常年在外沒有熟悉的人陪在身邊。
角色的轉變太快，世事的變化超出她的預期，她不會照顧孩子，處理不好婆媳關係，沒人傾訴......在那樣一個封閉的環境里，很快陷入一種可怕的自卑和彷徨中……
美國婦產科學會曾提醒，大約 7 個產婦中就有一個會遭遇抑鬱症的困擾。超過一半的媽媽會受到抑鬱情緒的困擾——雖然達不到抑鬱症的臨床診斷標準，卻同樣令新媽媽們痛苦不堪。在西方，為此有 Mom Blues 的說法。
然而，在一個對於精神類疾病諱莫如深的國度里，哪怕在幾起讓人震驚的孕產婦自殺事件之後，人們或憤慨於丈夫的無情，或憤慨於家人的無知，但卻忽略背後的殺手——產後抑鬱。
甚至，我們都不知道，在中國有多少媽媽困擾於這種與妊娠和分娩伴生的抑鬱。
在中國，目前尚無針對這類抑鬱發病情況的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只有一些小規模地區性的調研，而且數據差異巨大。
2014 年的《產後抑鬱防治指南的專家共識》只好籠統地概括：
我國的患病率為 1.1%-52.1%，平均 14.7%，與目前國際上比較公認的 10%-15% 的患病率基本一致。
可悲的是
許多母親自殺事件本可以避免
在杭州市的新華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醫生陶明很遺憾地向我們講到，他接診到的因為抑鬱情緒主動前來就診的新媽媽極少，更多地是那些自殺未遂被送來心理科就診的。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一個新媽媽是還沒出院就跳了醫院的音樂噴水池。她抱著孩子，想在噴水池裡被水淹死，好在水淺，很快就被家人發現了。另一個真的很慘，抱著孩子從 5 樓上跳下來，結果大人骨折，孩子摔死了。那個媽媽非常痛苦，她覺得活著是一種負擔，死是解脫。
2013 年，在美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五版（DSM-5）中，擴大了原來產後抑鬱的概念，代之以圍產期抑鬱，妊娠期以及產後 4 周內發生的不同程度的抑鬱發作都歸為「圍產期抑鬱」。
而實際臨床中，通常將圍產期抑鬱的發生時間之擴大為產後 12 個月。這是妊娠期及產後最常見的疾病之一。
圍產期抑鬱首次發作後大約半數以上會在未來五年內再次發作，有 1/3 的患者甚至在 1 年內再次發作。
在英國，1994 年，自殺是孕產婦死亡最主要原因的數據出台後，從英國皇家心理學會到英國國家衛生與臨床優化研究所（NICE）開始開展各種舉措。
10 年後，自殺人數發生了顯著地降低，英國 2003-2005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孕產婦產後一年內死亡原因的排名中，自殺退居了第二位。
自殺率降低的一個重要工具便是主動出擊的針對孕產婦的抑鬱篩查。
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建議所有孕婦在產前接受至少一次的圍產期抑鬱症常規篩查。
很顯然，在本就對抑鬱症缺乏認識的中國，這類的篩查更加重要。
丁輝提到：
產婦本就需要在產後經歷一段心理適應期，以應對生育後身份的轉變與家人關注中心的轉移，這期間她會有心情低落、睡眠不佳、精力不濟的表現。而產後抑鬱的癥狀與這種適應期產婦的狀態相似，於是，很多人將產後抑鬱誤認為是這段適應期，錯過了診治的最佳時機。
而在中國，一切還只是艱難的開始。
目前的中國，只有北上深及其他發達地區的少數醫院，在以試點的形式進行著產後抑鬱的篩查和干預，跟多的地區，一切尚未開始。
2017-2018 年，跟隨「無痛分娩中國行」團隊轉戰全國各大城市推廣孕產婦抑鬱篩查的美國埃默里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科醫師王丹昭發現，在她經過的城市裡，開展孕產期抑鬱症篩查的醫院寥寥無幾。
缺乏篩查與難以確診的背後，隨著 2016 年的二胎全面開放，也許會與之相伴的產後抑鬱複發也會變得形勢嚴峻。
根據《產科學》上的數據，再次分娩會增加抑鬱發作的複發風險（約 25%-33%），比沒有抑鬱症史的高出 40%。
可悲的是，許多母親的自殺事件本是可以預測的，也許是可以預防的。
愈療從了解開始
圍產期抑鬱本質上跟抑鬱症一樣。
陳林向我們解釋，他是回龍觀醫院鬱症病房主任，也是（原）衛生部產後抑鬱管理實用指南項目專家組核心成員，北京市孕產期抑鬱干預項目專家指導組成員。
陳林的意思是，從發病機制上來講，圍產期抑鬱與普通的抑鬱症並沒有太本質性的差異，區別主要在於它的發病還與懷孕和分娩相關的生物學和心理社會學因素相關。
圍產期抑鬱發生的一個重要的生物學原因是雌孕激素水平的劇烈變化，「雌孕激素可影響孕產婦的神經內分泌、神經遞質及生物節律改變，而這些改變是抑鬱症發病的重要機制」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圍產期抑鬱的防治方法與普通的抑鬱症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而且因為圍產期抑鬱有更明確地發病時段，可預測，從而可以做到比較好的預防。
在接受我們採訪的，曾經受到過產後抑鬱困擾的媽媽中，L 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故事。
L 的抑鬱發生在妊娠期，懷上了雙胞胎的喜悅還沒熄滅，她開始覺得莫名地難受，看書、刷劇、逛公園——從前很喜歡做的事情再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半夜站在陽台，她忽然有想從窗口跳下去的衝動。她電話媽媽：媽媽，我覺得我得了抑鬱症？
媽媽隔著電話告訴她：我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不要慌，別著急。
媽媽搬去L家照顧她，「她不斷地做各種事情，讓我不閑著，沒時間胡思亂想」。16 周后，L覺得明顯舒服多了，「我會笑了」。
後來 L 才知道，家鄉的小城鎮里剛剛發生過一件事情，一個前途大好的女教師，懷孕後開始毫無原因地和老公吵架，離婚，跟父母住在一起，之後，終於在孩子生產前兩個月跳樓自殺了——那個故事之後，小鎮的人才知道了圍產期抑鬱這個名詞。
我們（工作時）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如果這個新媽媽覺得，大家都是這樣（狼狽）時，心裡就好很多。
而現在屬於大家都悄悄地自己忙亂，但在外人面前展現出來卻是很幸福的樣子——像凱特王妃，剛生完孩子，容光煥發，身材都不走樣地出來拍照，好像大家生完孩子就應該這樣似的。
這種情況下，新媽媽們會覺得自己本應體會幸福和快樂，卻感到抑鬱，從而內疚、焦慮……
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的副主任醫師夏賢向我們提到了社會文化的壓力，她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讓新媽媽們知道，「做了新媽媽不快樂的情況也是一種常態，並不是只有你自己。」
2015 年，夏賢去參加了一個關於孕產婦心理干預的研討會，這是她與圍產期抑鬱最初的深度接觸。夏賢有兩個孩子，切身體會過生產後持續數天的莫名其妙的抑鬱情緒，那場研討會讓她看到了受到這種抑鬱情緒影響的人群數目，「確實有不少這樣的人」。
回到醫院，與同事一起，夏賢開始了產後抑鬱的篩查和干預的探索。用了3年的時間，她們討論和設計出一個孕產婦心理篩查流程。
孕婦在醫院建電子大卡時可以在手機上隨手完成焦慮量表與抑鬱量表，打分偏高的准媽媽們會收到提示，建議她們去助產士門診或是孕產婦心理保健門診進行諮詢；篩查出來的准媽媽可以去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與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的醫護專家組成的「孕產婦心理保健 MDT 團隊」進行會診，得到治療或是轉診的建議。
2018 年的 6 月，這個流程正式開始在醫院試行。
「在孕婦懷孕的早期就開始做一點事情，作為孕產婦保健的一部分，像糖尿病要控制血糖，控制體重一樣，讓孕產婦也了解到心理狀態也是需要控制的，產後的一些很悲慘的情況就能少很多。」夏賢這樣認為。
她還碰見了王丫米，一個資深的抑鬱症患者，她們決定，為媽媽們做些事情，比如，做一個關於圍產期抑鬱的認知調查。
因為她們知道，在產後抑鬱這件事情上，「療愈從了解開始」。
本文授權轉載自偶爾治癒| ID：to-cure-sometimes
記錄人與疾病、衰老、死忙的相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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