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不依賴、政策不相干:什麼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

來源|《學海》

在研究後起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時，學者們往往從與經濟發展有直接關係的國家政策和制度上找原因。比如，日本經濟成功後，不少學者就從戰後日本的國家政策、 企業制度和文化上去分析日本經濟成功的關鍵 。中國經濟成功後，許多學者也傾向於從經濟政策和制度方面去闡述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並且創造了「中國特色的聯邦主義」  、「幹部晉陞錦標賽制」、「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等概念。這些分析視角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在學理和經驗上至少會產生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某些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可能被過度誇大。比如，傅高義( Vogel，1979)曾經把日本的高速發展歸結於高素質的科層集團、科層集團與企業的緊密聯繫、科層集團在政府中強勢的地位、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大公司的永久就業等政策和制度條件。但是，這些條件的絕大多數在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而日本經濟卻已經陷入二十餘年的低迷。 

第二，過分強調經濟政策和某些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還會導致把地方經驗上升為普世理論，從而陷入或自卑或狂妄的心態。比如，中國經濟在上世紀 80 年代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相比，有很大差距。因此，當時的國人不但認為民主政治是西方國家經濟成功的關鍵，而且全面鞭撻本土的文化和制度，以至於像《河殤》 這樣一部充斥著強烈文化自卑的電視片能夠風靡一時。今天，雖然中國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其優勢卻主要在中低端製造業、山寨模仿和流通領域，而不是在金融和原創性高科技產業等領域。儘管如此，不少學者已經開始侈談「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好像中國的制度和政策給世界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樣板。兩類話語雖然截然相反，反映的卻是同一種心態，即皆不能不卑不亢、 冷靜地看待過去和今天。 

第三，如果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對於經濟發展果真如此關鍵的話， 那我們就不能解釋為什麼世界上經濟發展最為成功的後起國家和地區大多位於東亞這一現象。要知道，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和大陸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飛躍的關鍵時期的經濟政策、企業文化、官員激勵方式和政治制度都有著很大的不同。 

筆者絕非認為經濟政策和制度在經濟發展中沒有作用。中國經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中國至今還在堅持計劃經濟，經濟是完全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的。這些都是常識。問題是，當前世界上有大量的國家無論推行何種經濟政策、採取何種制度安排，它們的經濟都沒有走向成功。為什麼呢? 要了解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在更深的層次上來看中國經濟成功的原因。 

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意識形態的干擾 

為了搞清楚現代經濟發展的動力，有必要扼要地做一些基礎性的理論準備。首先定義兩個重要概念: 同構壓力( isomorphic pressure)和累積性發展( cumulative development)。當某一個組織獲得了某種形態後，如果這一形態會對其他同類組織產生壓力，迫使其他組織也追求這一形態，這一現象就可以定義為「同構壓力」。如果一個社會的變化是在朝著技術和生產能力不斷提高、財富不斷累積的方向發展。那麼這一現象就可以定義為「累積性發展」。 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人類社會在競爭中產生的同構壓力。人是競爭性很強的社會動物，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既反映在個體層面，也體現在組織、族群和國家層面。人類同時是一個政治動物、意識形態動物、地域性的軍事動物和經濟動物。人類的競爭因此也會體現在這四個層面上。並不是所有形式的競爭都能產生同構壓力並促進累積性發展。比如，單純的意識形態競爭就好比是兩個具有不同價值觀或者不同宗教信仰的群體為了捍衛各自的信仰在舉行無休止的辯論大會。這類競爭既不會生產出物質層面的東西， 也沒有清晰的勝負準則。如果持有某一個價值觀( 或宗教)的群體在「辯論」中取得很大的優勢並且吸引了其他群體的成員大量加入該群體，其背後原因也肯定不是這一佔優勢的價值觀或宗教是更好的思想或更接近真理，而是因為這一價值觀或宗教獲得了某種強勢的強制性力量的支持。比如，近代以來基督教在全球 

範圍獲得了飛快發展， 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強在近代以來的強勢，而不是因為基督教是一個「先進」的宗教 。同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擴張主要是因為前蘇聯和新中國力量的相對強勢，八九十年代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展也主要得力於美國的壓倒性強勢。對於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這類世俗意識形態來說，由於它們所聲稱的能為大眾所提供的公共物品過於現實，因此很容易被證偽。所以它們的強勢如同潮水，來的越猛，退得也越快，都不會是長久的( 這一原理貌似簡單，卻可能永遠不會在社會上被廣泛理解和真正接受) 。總之，純粹的意識形態競爭並不會給社會帶來累積性發展，並且因為競爭沒有明確的勝負準則而只體現社會的多樣性，但不會促進社會往趨同的方向發展。 

在人類各個面向的競爭中，單純的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有著清楚的輸贏準則，能迫使「虧本了」和「打敗了」的組織向「賺錢了」和「打贏了」的組織學習。原本不同的組織因此而會在某些制度和行為方面逐漸趨同。或者說，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能產生強大的同構壓力。此外， 要在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方面取得優勢， 一個組織必須具有較之其他組織來說更大的生產能力和更有效的組織能力。也就是說， 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還會給本來沒有任何前定目的和方向的人類社會一個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組織能力不斷增強的「方向」，於是就產生了「累積性發展」。 

單純的經濟競爭輸贏準則很清楚，因此從邏輯上來說，一旦西方社會產生了以市場經濟和機械化生產為標誌的工業資本主義，這一高效的生產制度就會對傳統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都造成巨大的同構壓力，迫使後者在取得獨立地位後向西方學習，也搞工業資本主義。 但歷史卻沒有這麼簡單，造成複雜的原因之一就是意識形態的干擾。大量意識形態的存在使得後發展國家的精英群體很難看清楚問題的本質。首先，西方人在經濟和軍事競爭取得明顯優勢後產生了普遍的文化優越感。19 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炮製出多種版本的現代化理論和進步史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把西方在軍事和經濟競爭中取得的優勢理解為進步，並且把西方的「進步」 歸結為西方世界在文化、 宗教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先進」。這些理論把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搞得暈頭轉向，弄不清楚到底要向西方國家學習哪些東西，才能讓本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發展起來。基於各自不同的身份、政治態度、文化認同和個性，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製造了多種「救國良方」，無非只是創造了一個從保守的「本土文化和制度為體、西學為用」到激進的「全盤西化」 這樣一個廣譜性的意識形態體系，但卻造成了大量的內耗。

更有甚者，工業資本主義也給 19 世紀的西方國家帶來了傳統生活方式的破壞、貧富差距懸殊、工人失業、城市貧民和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面對這些問題，西方思想家就在盛行的進步主義思維方式的指導下，在資本主義代表歷史「進步」 的認知前提下，為步入比資本主義更為「進步」 的時代提出了不少線性的歷史發展規律理論，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些理論本是西方產物，但對後發展國家的精英來說，這些理論不但能「解決」本國的問題，而且提供了趕超西方的「彎道超車」 的捷徑，因此很容易受到青睞。在取得政治獨立後，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經濟始終得不到很好的發展。這背後當然有許多原因，但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國家的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思維和行事方式在意識形態的干擾下，幾乎是長期的、千篇一律的教條和僵化。 

意識形態對於經濟發展的干擾強度在不同國家很不相同。對於大多數後發展國家來說，雖然意識形態對經濟發展的干擾很大，但這些國家經濟長期不能發展的關鍵原因卻不在意識形態。而對中國來說，意識形態的干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卻是阻礙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因。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是: 與絕大多數後發展國家相比，中國有著長達幾千年的幾乎不間斷的國家建構歷史，並且在宋朝以後，中國的國家性質在不少方面已經接近於西方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民族國家」。換言之，大多數後發展國家都必須同時完成現代化的兩大「任務」，即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和發展工業資本主義， 而中國所面臨的卻只是一個「任務」，即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可以說，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落後」國家。 

筆者將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展開本文的觀點:(1)東亞經濟成功的關鍵;(2)中國古代國家建構及其對於現代經濟發展的意義;(3)作為東亞文明的核心地區的中國，為什麼其經濟起飛滯後於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 

東亞經濟成功的啟示 

二戰前，在西方率先興起的帝國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的擠壓下，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先後出現了「獨立」和「圖強」意識。所謂「圖強」，核心就是學習西方世界的生產方式，爭取在生產能力、經濟和軍事技術上超越西方。對於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來說，要成功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首當其衝的任務當然是要獲取政治獨立。二戰後，非西方國家先後都取得了獨立，但它們中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在很長時間卻沒能發展起來。 

後發展國家在發展經濟時都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強力制約。複雜多變的大國間政治往往是一些中小國家經濟長期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即使避開大國政治不談，一旦西方國家取得了經濟強勢，這個強勢就會對後發展國家的經濟在多方面產生抑制作用。發達國家在技術上的領先會導致國際勞動分工的不平等， 使得後發展國家的企業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只能依靠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生存，從而加劇了後發展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和環境問題，並在國際上形成了不利於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平等交換」  。

發達國家的公司能通過政治影響建立一些不利於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的市場規則， 能通過政治控制和強大的財力( 包括行賄) 對後發展國家的政治進行操控，迫使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屈從於西方的公司和國家利益。發達國家的公司在後發展國家的投資，既可能會擠垮地方工業，也可能會因為投資方向的偏頗使得被投資國家發展成為專門生產少數幾個商品的「香蕉共和國」  ，並造成這些後發展國家對投資方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嚴重依賴。最後， 如果發達國家產生了經濟危機，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這些危機對於後發展國家經濟將產生更大的影響。比如阿根廷，它在上世紀 20 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之前是西方世界牛肉和小麥的一個重要產地， 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世界經濟危機後，西方國家很長時間不再進口阿根廷的牛肉和小麥， 把阿根廷一下子打回貧困國家狀態。 

後發展國家的內部條件也會對經濟發展有很大阻礙。現代的市場經濟會對傳統的經濟、 權力結構，文化產生很大的破壞。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會被現代農業和工業摧毀， 傳統精英的財力在新的經濟條件下會大大減弱， 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會隨著新型精英的興起和民眾對他們依附程度的降低而大大衰弱。這些都是傳統精英所不願意看到的，也因此會受到傳統精英自覺和不自覺的抵制。發展現代的市場經濟還需要有大量的廉價優質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需要受過一定的教育，與傳統精英之間不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關係，並且行為方式不受到反市場的傳統文化習俗的嚴重束縛。但是，在一個傳統國家被迫走上現代化道路之時，它的民眾往往依附於統精英，並且往往在行為方式上受到反市場的傳統文化習俗的嚴重束縛。 

市場本身的性質也會是經濟發展的阻礙。現代的市場經濟只有在健全的法律體系、一定的教育水準和基礎設施的國家中才能很好地運行。市場經濟還會帶來諸如經濟危機、貧富差距、工人失業和環境污染等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加強社會福利和環境保護才能緩解， 一旦得不到妥善處理就會引起政治動蕩， 從而破壞市場得以良性運行的環境。但是，許多傳統國家卻往往沒有能力大力發展教育和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由於發展的障礙來自多個方面， 並且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面對的主要障礙也不盡相同， 帶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學者和政治家因此就會提出不同的經濟發展「理論」 和相應的解決方案。具體情況很複雜，一般來說，左傾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往往會把外部條件看作是本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並把違反市場原則的「進口替代」(或「自力更生」)作為政策選項。偏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往往會把一個國家的內部條件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進而推崇「現代化理論」和市場經濟政策。

如果一個理論在某一國家取得優勢地位甚至成為國策，其背後肯定或多或少有現實原因。比如，「進口替代」思潮往往會在一個剛獨立或者長期受到西方列強控制欺凌的國家中盛行， 而「現代化理論」則是西方主流學者的看法，也往往會在一個獨立了很久卻沒把經濟搞上去的國家中盛行。 鑒此，我不想對這些「理論」的對錯作出簡單評判。筆者要指出的是，二戰後西方殖民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消退，各國紛紛獨立，經濟發展正式成為後發展國家的一個共同議題。此後有的國家採取了「進口替代」的發展政策，有的國家採取了市場導向的發展政策，但無論採取哪一種政策，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成功，而經濟率先得到突破性發展的國家和地區都在東亞( 比如韓國和台灣地區)。東亞經濟成功的關鍵不在經濟政策，而在於國家的性質，因為像「進口替代」或者「出口導向」這樣的政策本來就各有利弊，並且經濟政策的利弊會隨時間而變。 

二戰後大多數後發展國家採取了進口替代政策。這對於一個試圖擺脫西方列強控制、建立本國獨立經濟體系的新興國家來說是有好處的。況且，在進口替代政策施行的初期，許多國家的工業也有很大的發展。但是在沒有市場引導的條件下，進口替代生產出來的是高成本低質量的產品，並且這一問題將隨著進口替代規模加大和進口替代政策施行時間的延長而變得越加嚴重。長此以往，進口替代不但不能解決貧困落後的經濟狀態，反而會造就大量需要「進口替代」政策保護才能生存的利益團體。在許多國家，這些團體的利益加上意識形態的誤區妨礙了國家經濟政策的改變，進口替代於是就成了路徑依賴。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卻能在上世紀 60 年代進口替代問題凸顯時不受利益團體的束縛， 把進口替代經濟轉向面對市場的出口導向經濟，使經濟獲得持續的發展。 

上世紀60年代，除了東亞國家和地區外，其他一些國家(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搞出口導向經濟，並且也給本國經濟帶來了繁榮，這繁榮一直持續到70年代的石油危機。石油危機給所有搞出口導向經濟的國家帶來了很大的危害，但後果卻截然不同。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石油危機斷送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經濟從此低迷，直到東歐共產黨政權垮台。但在東亞國家和地區，石油危機後低端產業難以維持的局面反而促使政府採取新的政策，把經濟往高附加值的製造業方向引導，造就了所謂的「東亞奇蹟」。危機反成了契機。 

東亞國家和地區能得益於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其他地區國家的經濟卻有可能被任何經濟政策傷害。東亞的國家和地區的成功表明了:一個國家採取的經濟政策與這一國家的經濟成功之間的關係其實沒有這麼緊密。關鍵在於當舊有經濟政策的問題凸顯時，一個國家是否有能力擺脫利益群體和意識形態的約束，推行新的經濟政策，把挑戰轉化成機會。為什麼東亞國家和地區能做到這一點而其他國家做不到呢? 埃文斯(Evans，1995)認為這是因為東亞有著其他地區沒有的一種既能把國家權力嵌入社會之中同時又有很強自主性的政府。埃文斯把這一現象稱之為「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 。嵌入式自主性是埃文斯在總結了許多前人工作後提出的概念。筆者要指出的是， 這一概念直接指向了被埃文斯和其他西方學者所忽視的經濟成功背後的歷史原因，即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西方帝國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浪潮到來之前的國家建構歷程。 

中國古代國家建構的現代意義 

當殖民主義的塵埃落定後，在西方率先形成的「現代化」浪潮呈現出了兩個清晰的面向:民族國家建構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作為理想狀態，民族國家中每一個成員效忠的對象應該是具有共同認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認可的國家。民族國家建構包括許多方面，但是最為基礎的就是建立一個不受傳統精英和利益集團嚴重束縛的、能有效管理國家的文官官僚體制，和一個能被廣泛接受的民族神話和認同感。許多後發展國家在獨立後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沒有文官傳統，以及人民缺乏一個共同的認同基礎。在這樣的國家中，中央政權不能插入地方社會，民眾受到各種地方勢力和分裂主義勢力的操控， 種族衝突 

和種族清洗頻發，連政治穩定都是奢望，談何發展? 許多後發展國家在獨立後經濟沒有取得突破性發展，關鍵就是受民族國家建構滯後所累。但這對中國來說不是問題。 

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國家建構歷程中， 以下三個發展不但具有里程碑性質， 而且其後果對當今的經濟發展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仍具有重要影響:(1) 西周以來形成的天命觀和強烈的歷史感;(2)戰國到漢代逐漸形成的強國家傳統、統一的象形文字以及以擇優錄取為理想的科層制;(3)宋朝後形成的儒教社會。 

君主幹得不好，天命就會轉換，而旱災、水災、蟲災都是上天不滿的信號。在當今中國，很少有人還相信天命，但是「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買紅薯」已經成為政治文化。再加上中國人強烈的歷史感，這就使得到了一定級別的官員不得不經常考慮「身後名」 這一問題。因此，績效始終是民眾對官員的一個要求，是一方「父母官」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也是國家合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 

強國家傳統和科層制削弱了國家之外其他政治團體的合法性和權力，促成了一套削藩、打擊大族和控制兵權的歷史經驗和方法，使中國更容易避免在其他後發展國家常見的軍人強權、部落、家族勢力和利益集團坐大、政令不能下達、政局長期不穩的局面。象形文字給了不同的方言或地方語言一個統一的書寫方法， 便利了持有不同語言的人之間的交流，促進了中國文化在沒有現代教育與通訊條件下的融合。 

北宋伊始，科舉規模擴大，不同口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開始做起讀書做官的美夢。同時，宗族和私學興起，儒學化的通俗文本和文學作品大量湧現，儒家倫理逐漸深入民間社會和融入其他宗教。這些變化使得中國產生了一個儒學化的官僚士紳階層，促進了國家力量向社會層面的滲透，加速了不同群體在文化和認同感上的大面積融合，形成了所謂的儒教社會。宋朝後特別是明清以降，中國雖然沒有發展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是已經接近蒂利所說的「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即一個由官僚集團統治的，並且精英具有同一核心文化認同感的國家。19 世紀末，當中國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出現了民族主義思潮後，傳統精英的文化認同很容易就被改造成大眾的民族認同。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 嚴重困擾著其他國家的大規模的分裂運動、族群戰爭、族群清洗等問題在中國的核心人口地區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簡言之，悠久的國家建構( state building) 歷程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同質性較高的文化， 一個自主性較強的講績效的官僚傳統和一個地廣人多的有力量抵禦國際政治壓力的國家。也就是說， 中國在國家能力和文化認同建構方面要大大「領先」於其他後發展國家。因此， 在西方帝國主義所帶來的現代化浪潮的壓力下， 大多數後發展國家同時需要解決民族國家建構和發展資本主義兩大問題，而中國卻只需解決一個問題， 即發展資本主義。中國所面臨的現代化任務本來就比其他國家和地區要簡單得多，因此經濟成功不是奇蹟， 而是順理成章。 

讀者千萬不要從以上的分析中得出筆者是一個傳統文化鼓吹者這樣的結論。筆者雖不看好「五四」 以來形成的一個鞭撻中國文化的傳統， 但也絕不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筆者在分析問題的時候秉持的是嚴格的中性立場。筆者在這裡想強調的是，古代中國發達的國家建構歷程並沒有何「現代化」 意義上的意義。中國發達的國家建構歷程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 與西方發生的「現代化」 沒有任何關係。只是當非西方國家在西方率先興起的國家軍事主義( state militarism)和工業資本主義的壓力下不得不被動地走上「現代化」 道路時，中國的強國家傳統作為一個歷史的非期然後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就構成了當代經濟成功的一個關鍵。傳統中國從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落後國家」 ，但也不是什麼「先進國家」。 

筆者同時想強調， 強國家傳統並不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成功發展成功與否的唯一因素。如果強國家傳統是決定經濟成功發展唯一的因素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解釋如下現象: 在中國影響下的整個東亞地區( 乃至越南和新加坡) 都有著悠久的國家建構歷程， 或者說這一地區在國家能力建構方面大大「領先」 於其他後發展國家， 且相對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 中國是整個東亞文明的核心，有著更為深刻的國家建構歷程，然而中國的經濟飛躍卻發生在鄧小平時代，大大晚於日本， 也晚於韓國、 台灣、 香港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要解釋中國經濟起飛滯後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這一現象，我們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強國家傳統的「暗面」。 

中國經濟起飛滯後於東亞其他地區的原因 

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歷史可以大致分成四個階段: 晚清、 民國、 毛澤東時代、 鄧小平時代。雖然中國經濟在前三個階段都有所發展，但與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 中國是個失敗的案例。在前三次的失敗中， 民國時期失敗的原因比較複雜。畢竟， 民國有一個沿海地區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改革開放前， 中國絕大多數民用「名牌產品」 ， 比如三五牌台鐘、 永久牌自行車、 牛頭牌門鎖、 培羅蒙西服、 五洲肥皂、金星金筆、 三槍牌內衣、 414 毛巾， 都是那個時期民族工業的產物。假以機會， 難說民國時期中國經濟不會出現重大突破。但中國在 1937 年後經歷了幾乎是整整 12 年的戰爭，喪失了經濟全面發展的可能。 

在晚清和毛澤東時代， 中國都獲得過一段較為穩定的時期，都有經濟大發展的可能，但都錯失了機會。失敗的原因很複雜，其中，強大的國家力量是主要因素。 

今天講中國近代史一般會從 1840 年滿清在鴉片戰爭中被戰敗算起。事實上， 在當時的統治者眼裡，鴉片戰爭只不過是大清經歷過的大大小小的邊境挫折中無足輕重的一次失利而已， 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歷史意義。即便是 1860 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和火燒圓明園這樣的事件也沒有完全挫敗滿清統治精英強大的文化優越感， 激發他們作出根本性的反思。從 1864 年太平天國滅亡到1894 年甲午戰爭爆發， 滿清有過整整 30 年的相對平穩期。在此期間， 滿清對內陸邊疆和西部邊疆的控制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滿清在這一階段卻只進行了被稱為「洋務運動」 的極其有限的改革。反倒是國力弱小的、 處於旁觀者位置的日本因為大清被西方戰敗產生了危機感， 並在佩里率領美國軍艦開進日本後危機感進一步加深。日本在 1868 年開始了明治維新，走上了君主立憲和資本主義的道路。顯然， 文化中心意識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蒙住了滿清統治者的雙眼， 延緩了改革的進程。在中國， 與日本明治維新相似的改革直到甲午戰敗和義和團運動後才開始進行。改革使得滿清的軍事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 但是滿漢精英之間的矛盾卻在改革的進程中變的越來越大，改革因此促進了滿清政權的垮台。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也獲得了一段本來應該是較為穩定的時期。國民黨政權敗走台灣後， 中國政治迅速走向穩定， 而且國家政權在「土改」 和「鎮反」 後深入到了農村和城市的基層社會， 國家力量變得空前強大。朝鮮戰爭花去了中國相當的財力，但這畢竟是在國門外的局部戰爭，而且時間經歷比較短暫。在國內， 戰爭的需求刺激了經濟的復甦，而戰爭的勝利( 至少是在當時國人的眼裡) 則大大提高了新政權的凝聚力。在一片大好形勢下，中國的經濟卻走入了誤區。也許有人會說在冷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不可能搞鄧小平時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在當時， 蘇聯和東歐是中國的盟友， 西方世界也並非鐵板一塊。再加上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如果中國在當時搞了市場經濟， 或者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 中國經濟也許就會出現很快的發展， 西方的有些國家也很有可能會在中國市場的吸引下向中國開放自己的市場。然而事實是，中國的經濟政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後逐漸走向極端。先是公私合營， 後是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把中國引向了「三年自然災害」。這些都是意識形態指導下的產物。在極左意識形態的指引下，中國不但對各種給予市場一定作用的經濟理論進行批判， 甚至把農民的「自留地」 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 割掉， 把蘇聯式的講有序平衡發展的計劃經濟看作是「保守」 ， 把工業建設當作政治運動來搞。這些都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災難。最後當然是文革。整個十年， 全中國捲入了在意識形態引導下的派性爭鬥狂熱， 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簡而言之，滿清強大的「自主性」 反而給了統治精英長期堅持保守意識形態的力量， 從而延誤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進程，導致甲午戰敗和革命。同樣，毛澤東時代國家強大的「自主性」 也反而給了中國領導長期堅持極左意識形態的力量， 使得中國在極左道路上越走越遠。國家的強大反而給意識形態長期誤導中國提供了土壤。十年「文革」 後，傳統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被革命洪流摧毀，極左意識形態也因為已經把國民搞得民不聊生而失去了市場。中國是在幾乎失去了任何意識形態資源的情況下才開始回歸現實，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放棄了「頂層設計」 的幻想， 採取「摸著石頭過河」 的態度， 以實用的精神來對待經濟發展。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飛躍發生在鄧小平時代，晚於日本、 韓國、 台灣、 香港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原因。 

總之，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了突破性發展是理所應當， 而不是奇蹟。但是，如果這一地區某一國家的經濟未能發生突破性的發展( 比如像今天的朝鮮) ， 那就需要做出特別解釋了。 

現代中國的挑戰

埃文斯( Evans，1995) 認為， 鑲嵌自主性是一個國家經濟成功的關鍵， 這一點筆者深表贊同。但本文同時想強調，國家自主性是一把雙刃劍， 它能使一個國家在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上迅速前進，但也會使得一個國家的精英缺乏危機感， 在意識形態的誤導下把國家在錯誤的道路上帶得又快又遠。但是，經濟發展同時受到另外一個規律的限制，那就是經濟競爭有著清晰的輸贏準則。因此，不管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意識形態，如果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明顯落後於其他國家，這些經濟政策以及背後支撐著這一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遲早會出現危機， 這個國家的精英遲早會出現分裂，改弦更張也就是遲早的事。由於經濟競爭有著較為清晰的輸贏準則， 有著很強的同構效應， 因此只要一個國家能在危機後仍然保持著強大的自主性， 有助於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和制度在一個瞎打瞎撞的試錯過程中就會逐漸產生。意識形態的干擾只會延長這一試錯過程。這就是本文題目所蘊含的意思。 

中國現在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我個人的估計， 從物質生產能力( 高端產品生產能力除外) 來看， 乃至從整個沿海地區以及內地的大中城市及周邊地區民眾( 這些地區的居住人口佔中國人口很大的比率) 實際擁有的財力來看，中國都已經大大超過了美國。但是， 中國經濟卻面臨很多瓶頸。首先， 中國經濟的優勢主要在中低端產品製造業、 山寨模仿和流通領域。這與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有著根本的區別。 

第二，國人現在雖然很富有，但這些財富主要是靠城市擴張拆遷賠償、 房價飛漲、 稅收制度和能力滯後而產生的。類似現象在日本、 韓國和台灣地區的經濟飛速發展階段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生。但這些都是一次性買賣。年輕一代基本享受不到這一紅利， 而民眾手中的財富也會因為多種原因而大大縮水，甚至被蒸發。幾十年以後， 如果中國民眾能像今天日本、 韓國和台灣地區的普通民眾一樣，能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過著拮据的日子就算是很幸運的了。 

第三，就經濟發展來說，強國家的好處在於能通過國家能力去加強教育和各種基礎建設， 打擊各種不利於經濟發展的集團性利益， 並且在培育市場的同時彌補市場的多種負面效應。但是， 通過強國家來推動市場經濟會帶來以下三個負面效應: 市場受到政治因素干擾嚴重、 經濟效益較低、社會普遍缺乏創造力。中國目前正面臨著這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很難解決， 解決不好就會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第四，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該國家的勞動力成本、 民眾的權力和環保意識都會大大提高。一般來說， 這一國家的「夕陽產業」就會向經濟發展水平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 這轉 移 是 否 成 功 也 是 這 國 家 的 經 濟 是 否 能 持 續發 展 的 一 個 關 鍵。 中 國 大 陸 就 曾 經 是 韓 國 等國 家 和 地 區 的「 夕 陽 產 業」 的 天 堂。 這 些 產業賺足了錢， 同時迴流的資金也幫助原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繼續發展。中國的西部雖然廣大， 但是絕不能把他當作接納沿海地區「夕陽產業」 的場所( 中國的西部不靠海。並且西部一旦污染， 西高東低的地形會敗壞整個中國的水源) 。可是，能大量接納中國「夕陽產業」 的國家在這世界上已經不多了。如果某一國家的經濟到今天還很落後，這背後必然是有特殊原因的: 在許多非洲國家，民族國家的建構還只是烏托邦式的夢想; 從中東到南亞的大片穆斯林地區地緣政治複雜、 部落勢力強大、 教派鬥爭激烈、 極端勢力失控; 南美地區讓腐敗的政府和民粹的文化搞得民主與威權兩不相宜。筆者非常理解「一帶一路」 這一國策及其背後的多重意義，但筆者同時必須指出， 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對這些地區從文化到政治都非常缺乏了解，並且頭腦都非常簡單和媚上。 

第五，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如此快速崛起難免會打破原有的國際性和區域性平衡，引起大國的不安和周邊國家的恐慌。這些都是將心比心就能明白的事， 並不需要藉助所謂的「陰謀論」 或「新現實主義」 國際關係理論才能理解。怎麼營造一個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和平的周邊關係卻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 

面對如此多的問題， 保持清醒就顯得特別重要。從歷史經驗和教訓來看， 中國必須避免意識形態陷阱，防止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綁架現實政治。一個正 常 的 社 會 必 須 有 學 術 和 思 想 自 由。「頂層設計」、「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大國崛起」、「普世價值」、「儒學復興」、「後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繼續」、「中國模型」、「北京共識」 等等提法作為學術觀點都沒有問題。不同觀點反覆爭論才能使國人走向成熟， 並且爭論各方所揭示不同的社會問題和反映的社會力量也可以成為國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礎。但是在重大國策層面上， 中國絕不能被任何一種「理論」 忽悠。比如， 筆者很贊同國內嚴肅左派學者的有些觀點和分析， 卻強調中國必須長期防左。這是因為筆者深知如下政治學原理的重要性: 一個政黨更容易被與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向一致的政治正確話語所綁架。政治正確背後垃圾必多; 當政治正確與個人利益能相結合時，背後隱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 左派政黨要防左，右派政黨要防右，自由主義政黨要防範自由主義，宗教政黨要防範原教旨主義， 有很強民族主義傾向的政黨要防範民族主義。這就是鄧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的思想背後的政治智慧。 

鄧小平的「防左」 思想和「摸石子過河」 思想是中國的財富。只有堅持這兩點，中國才能避免意識形態的陷阱，才能在經濟上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利益進行爭鬥。這爭鬥的結果給了不同國家以不同的政治格局、 經濟政策、 勞資關係和福利保障體系、 其結果就是「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筆者想指出的是，雖然發達工業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著很多差異， 與前現代時各自的狀態相比，這些國家在許多方面的相似性有了顯著增大，差異則顯著減小， 而造成這大同小異的一個主要力量就是經濟競爭產生的同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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