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獻里的中國
▍日本不用中國的年號，表示它政治上是完全獨立的；但是「月日共同」，意思是時間序列一致，即都使用中國曆法，編入了中國的時間秩序。
明治維新後，日本「脫亞入歐」，在東亞第一個採用西洋曆法。「元日」當然移到了西曆歲首。傳統的「五節句」，有些不得已消失了，有些則移到西曆的相同日期，而變換了內容。
今天給大家報告的題目是「日本文獻里的中國」。這個題目非常大，有關的文獻資料汗牛充棟，所以我只能就自己平時感興趣的文學方面給大家做一些粗淺的介紹。我們這次將史料範圍限定於日本的和漢文獻。其實早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國文獻中，但因為日本的文獻我們平時可能接觸得比較少，所以重點給大家介紹一下。
中日文化的交流差不多有兩千年的歷史，而比較頻繁的交流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因為涉及的時間段比較長，我今天也僅在其中選取一些片段。
我們會經常提到「漢字」、「漢詩」，「漢文」、「漢文學」等概念，應該說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中國字，中國詩，中國文章，中國文學。但是因為在東亞的歷史上，「漢字」、「漢詩」、「漢文」、「漢文學」都是比中國的疆域更寬泛、更廣大的概念，所以我們尊重歷史的傳統，還是採用這樣的表述法。因此你們會看到，可能用「漢」的地方比用「中國」的多，這是要事先說明的。
早期東渡移民
日本本土的原住民，現在有一部分在北海道，但它後來居民的主要成份，其實都是外來的移民。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書紀》（720）提到，205年俘虜了很多新羅人：「是時俘（新羅）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早期移民中，日本大量的移民來自朝鮮半島，主要是從百濟、新羅過去的；朝鮮半島大量的移民來自中國，主要是從遼東、山東過去的，所以記載又說他們是漢人始祖（一說他們是漢高祖的後裔）。
《日本書紀》還有一條283年的記載：「二月，百濟王貢縫衣工女，曰真毛津，是今來目衣縫之始祖也。」「是歲，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弓月君）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廿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彥，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彥不來焉。」
前一條是「百濟王貢縫衣工女」，為什麼堂堂「正史」，連來了一個裁縫也要記載呢？這是因為在那以前，日本當地的人沒有能力做漂亮的衣服，所以必須從外面引進人才。後一條是「弓月君自百濟來歸」，這是日本史上的一件大事。弓月君後來在日本的勢力非常大。
289年的一條記載說：「九月，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這是日本史上的又一件大事。這個阿知使主（「使主」是朝鮮半島的一種敬稱）也請大家記住，他後來在日本的勢力也非常大，與弓月君一族的勢力平分秋色。
現在大家知道，要移民很難，特別是移往「先進國家」，它自己都有人口壓力，所以不歡迎外來移民。但在古代，地廣人稀，人力是最寶貴的資源，尤其是「技術移民」，更是廣受歡迎。唐朝以前的戰爭，差不多都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搶奪對方的勞動力，如果戰勝了對方，就把百姓都帶回國去。
阿知使主到了日本以後，306年，日本又派他到「吳」來，目的仍是招募縫衣工女。「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縫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麗國，欲達於吳。則至高麗，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為導者，由是得通吳。吳王於是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漢）織四婦女。」「吳」這裡代指中國，或中國的南朝。求縫衣工女，說明日本人更嚮往中國的縫衣工女，也說明百濟的縫衣工女可能來自中國。
以上這兩大支移民到了日本，弓月君自稱是秦始皇的後裔，日本史上稱為「秦部」；阿知使主自稱是後漢靈帝的後裔，日本史上稱為「漢部」。
後來到了540年，日本整編移民，編貫戶口。「八月……召集秦人、漢人等諸蕃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秦人戶數總七千五十三戶。」這個「秦氏」（弓月君之後），後來在京都西區的太秦一帶，有一塊聚居地。京都是一個盆地，北、東、西三面環山，有兩條河流自北向南貫穿盆地，一條叫桂川（渡月橋一帶叫大堰川），一條叫鴨川（上游有兩條，分別叫賀茂川、高野川），都是從山裡流下來的，經常發洪水。秦氏的聚居地在桂川附近，他們去那裡以後，治理了桂川（大堰川），對後來平安京的定都作出了貢獻。在太秦有一個廣隆寺，就是秦氏的宗寺，裡面有一個秦氏祠堂，也就是弓月君一族的祠堂，供奉的是大秦明神，兼帶祭祀吳織女、漢織女。在秦氏祠堂的門前，立有一塊說明牌子，上面寫的就是我剛才介紹給大家的，弓月君帶著鄉親們移民日本的事迹。
漢文化的東傳與中國式文教制度的建立
外來移民帶到日本去的，除了做衣服的技術等以外，最重要的還是漢文化。中國和日本的文獻，如《隋書·東夷·倭國傳》、《古事記》、《日本書紀》、《宋史·外國·日本國傳》等都記載，日本古代沒有文字，至應神天皇時始自百濟傳入漢字。也就是285年，百濟博士王仁把《論語》、《千字文》、《孝經》等帶往日本。一般認為，這是漢字、漢文化正式傳入日本之始，也是日本宮廷接受漢字、漢文化之始。
《日本書紀》記載：「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伎（岐）貢良馬二匹……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阿直岐本來是送馬過去的，雖然也能夠讀一些經典，但天皇對他的水平不滿意，阿直岐就介紹說，有個叫王仁的博士勝過我。然後天皇就派了兩個使節，到百濟去請王仁。第二年，王仁來了，教太子讀各種經典。後來王仁就不走了，成了「書首」一族的始祖。
《古事記》中卷一條712年的記載說：「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並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註：此和邇吉師者，文首等祖）。」剛才《日本書紀》說的是「王仁」，這裡《古事記》說的是「和邇」，其實就是同一個人，因為王仁當時的日語發音叫「ワニ」，用漢字來標音的話就成了「和邇」。關於「吉師」，他們的《廣辭苑》里有兩個解釋，一個是新羅官名，十七等中的第十四等；另一個是對在大和政權中擔任外交、記錄等職務的外來移民的敬稱。「吉師」後來成為日本的一個姓，現在還有姓「吉師」（或「吉士」）的。看《廣辭苑》的這兩個解釋，也很有意思：官名是新羅的，人是從百濟來的，從名字來看應該是中國人，擔任的是日本的外交、文書工作。這真是一個國際化的時代呀！外交、文書工作要由外來移民擔任，是因為當時東亞世界的國際通用語文，也即日本、朝鮮半島的官方語文，既不是日文（當時還沒有假名），也不是韓文（當時還沒有韓字），而是中文，所以只有精通中文的人，才可以擔任這樣的工作。
《日本書紀》只說「諸典籍」，沒說具體書名，《古事記》具體說《論語》、《千字文》，到了寺島良安的《和漢三才圖會》（1715），又加了一本《孝經》。這也是層累地造成歷史說吧。《和漢三才圖會》有關記載，最後加說了一句話：「於是儒教始行於本朝。」這句話加得很到位，算是一個評價和總結。也就是說，以王仁的東渡為契機，中國的儒家學說也傳到日本去了。
但有些學者，特別是日本學者，覺得這個事情好像有點靠不住，因為285年時，《千字文》在中國還沒有問世，它是5世紀左右才編出來的，那百濟怎麼會有呢？它又怎麼會跑到日本去呢？但有一個日本學者，卻把這件事情說通了：「一般認為雄略以前的『記紀紀年』約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那麼周興嗣《千字文》說得以成立的可能性也是意外地存在的。」（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所謂「記紀紀年」，「記」指《古事記》，「紀」指《日本書紀》，也就是日本的早期紀年。「雄略（457-479在位）以前」的「記紀紀年」，一共也就一千一百餘年，卻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如那珂通世的《上世紀年考》即認為，「神武紀年」應該縮短六百年），也就是說一半以上是虛構的。那麼所謂285年的歷史記載，完全有可能實際上發生在5世紀左右。另外，我們剛才介紹的早期東渡移民的情況，如果也相應地把它們看作是稍後的事情，也許會更符合歷史事實一些。
日本早期的「大和（やまと）政權」，發足於紀伊半島的奈良盆地，周圍點綴著「大和（やまと）三山」。這也就是王仁他們過去的地方。其稍南是「飛鳥」，是奈良時代之前的古都。飛鳥有日本最古老的寺廟飛鳥寺（596），其大佛開眼（開光）於609年，說是受雲崗石窟後期、龍門石窟前期風格影響之作。飛鳥寺的庭院里立了一塊牌子，上面說，從這裡望出去的風景，跟新羅的慶州、百濟的扶余很像，所以新羅、百濟來的工匠們，覺得風景跟故鄉差不多，慰藉了他們的鄉愁。日本從新羅、百濟引進大量人才，其中很多其實又是從大陸過去的，就像剛才說的王仁，如果是大陸移民來到這裡，應該感覺風景比較像江南吧？
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從403年開始，日本於各地「置國史」：「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於諸國置國史，記言事，達四方誌。」此後，458年，《日本書紀》又有置「史戶」之記載，「史戶」可能是為「史部」服務的。不僅設立了史官，也設立了學校，開始了儒教教育。但是儒教教育早期缺乏師資，所以他們從百濟聘請五經博士。據《日本書紀》記載：繼體天皇七年（513），百濟派五經博士段楊爾渡日，擔任教授之職，於是五經始傳於日本，日本始設五經之學。繼體天皇十年（516），百濟派五經博士漢高安茂代段楊爾。欽明天皇十五年（554），百濟又派五經博士王柳貴代馬丁安。看這些五經博士的姓名，似乎都是中國人。每個五經博士都有一定的任期，定期輪換，做法頗類於今天的「外教」。五經博士輪番東渡以後，把儒家經典帶入了日本，傳播於日本上層貴族中間。
進入奈良時代，718年，元正天皇頒布《養老令》，在平城京（今奈良）設立大學寮。據《養老令》記載，在大學寮里，首先設立的是「明經道」，類似於唐朝的明經科，主要學習儒教經典。此外，考慮到培養學生漢文寫作能力的需要，以便為通用漢文的公文和外交文書服務，所以於728年，增設「文章道」，類似於唐朝的進士科，置文章博士，以《文選》、《爾雅》為教科書。學《爾雅》是為了識字，學《文選》是為了學漢詩文的各種文體。嵯峨天皇曾提高文章博士的地位，使文章博士位居其他博士之上。文章道成為最受歡迎的一個科目，這跟唐朝一樣，唐朝也是明經試不如進士試。文章博士後來成為日本漢文化的主要傳承者，在《源氏物語》中則成了受嘲諷的書獃子。不久以後，又考慮到需要培養纂修國史的人才，所以又增設「紀傳道」，類似於唐朝的史科，以「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等為教材。也正因為這樣，中國史書中的「三史」，開始成為奈良、平安時代的「顯學」。
在《史記》傳入一個多世紀後，到了奈良時代，終於催生出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書紀》（720）。從《古事記》、《日本書紀》開始，確定了天皇的世系和日本的年代。
作詩、賞梅與節日風俗
儒教經典、中國史書都傳過去了，教育體制、史官制度也都建立了，那中國最厲害的詩歌當然也會過去。與作詩有關的風俗，就是我們的「曲水流觴」，也跟著傳過去了。「曲水流觴」是在山陰（今紹興），王羲之他們碰到三月上巳時，就到蘭亭水邊，把酒杯放在有一定傾斜度的水溝里，酒杯流到誰的面前，誰就喝酒作詩。在日本京都的上賀茂神社、城南宮，鹿兒島的仙岩園，九州的菅原道真神社，都留有「曲水流觴」的遺迹；在京都御所的障子上，繪有「曲水流觴」的圖。當時無論朝鮮半島，還是日本，凡是「曲水流觴」，作的都是漢詩，五言詩或七言詩。
在日本，「曲水流觴」一般叫「曲水宴」（「曲水の宴」）。這個「宴」，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飯的「宴」，而是特定的飲酒賦詩的「宴」，是「歌宴」，發音與一般的「宴」不同。
《日本書紀》卷十五顯宗天皇元年（485）、二年（486）、三年（487）都記載：「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這是日本文獻中有關「曲水宴」的最初記載，是否靠得住還有待考證。進入奈良時代，「曲水宴」頻繁起來。在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藻》（751）里，可以見到調老人的《三月三日應詔》、山田三方的《三月三日曲水宴》、藤原宇合的《暮春曲宴南池》、背奈行文的《上巳褉飲應詔》等，這些漢詩，顯然都作於「曲水宴」上。
過了一千餘年，1913年，京都文人舉行了可能是最後一次「蘭亭會」，成為日本漢文學史上的魯殿靈光。內藤湖南起草了《蘭亭會緣起及章程》，發起者共28人，大都是當時關西地區的漢文學者。當時旅居京都的王國維也作了一首長篇七古，題為《癸丑三月三日京都蘭亭會詩》，為這次活動的壓卷之作。
正月賞梅是當時的另一個風俗。《萬葉集》收錄的都是和歌，但有組和歌的序文，卻是用漢文做的：
天平二年（730）正月十三日，萃于帥老之宅，申宴會也。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珮後之香。加以曙嶺移雲，松掛羅而傾蓋；夕岫結霧，鳥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歸故雁。於是蓋天坐地，促膝飛觴。忘言一室之里，開衿煙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攄情?詩紀落梅之篇，古今夫何異矣!宜賦園梅，聊成短詠。（《萬葉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並序》）
當時日本已有櫻花，但當時的貴族最欣賞的，經常作和歌、漢詩來吟詠的，不是櫻花，而是梅花。梅花最早是從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傳過去的，之後詠梅的風俗也一起傳了過去。這其實是一種象徵，象徵對於中國文化的嚮往。在《萬葉集》里，詠梅的和歌是詠櫻花的三倍。但是後來慢慢就變了，過了平安時代以後，就主要吟詠櫻花了。
除了正月的賞梅、三月三日的「曲水宴」以外，日本還有一些其他的節日與風俗，大都跟中國有關係。
西元838年，有一個叫圓仁（794-864）的日本和尚到中國來，寫了一部日記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裡面提到，他到達中國的時間，是「日本國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開成三年七月二日，雖年號殊，而月日共同」。日本不用中國的年號，表示它政治上是完全獨立的；但是「月日共同」，意思是時間序列一致，即都使用中國曆法，編入了中國的時間秩序。
「月日共同」了以後，中國的節日、風俗就很容易傳過去了，正如今天用了西曆，西洋的節日、風俗就很容易傳過來。那時日本的節日跟中國是一樣的，除了正月初一是元旦以外，日本傳統的「五節句」（正月七日「人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陽」），都跟中國一樣。
明治維新後，日本「脫亞入歐」，在東亞第一個採用西洋曆法，那是1873年的事。但日本文化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既保留傳統，又與時俱進，不斷適應新的形勢，不斷添加新的內容。「元日」當然移到了西曆歲首。傳統的「五節句」，有些不得已消失了，有些則移到西曆的相同日期，而變換了內容。如3月3日現在是女孩節，其實就是古代的上巳；5月5日現在是男孩節，他們掛鯉魚旗，童謠里唱的那個「比屋頂還高的鯉魚旗」，其實就是古代的端午。
古代日本逢七夕時，天皇會令文人賦七夕詩，《續日本紀》、《日本後紀》都有記載。《萬葉集》中收入多首七夕歌；《懷風藻》中收入藤原史、山田三方、吉智首、紀男人、百濟和麻呂、藤原總前等人的六首七夕詩。古代他們當然是按中歷過，但現在則移到西曆7月7日，也賦予了「情人節」的意思。
重陽節在平安時代也稱「菊花節」，於此日飲酒賦詩的習俗，始於嵯峨天皇在位期間的812年，嵯峨天皇自己也作有《九日玩菊花篇》詩。此後漸成故事。但是他們作詩很奇怪，有個天皇出的題目是「菊暖花未開」，這是因為日本天氣比中國暖和，九月九日重陽時，日本的菊花還沒怎麼開呢。所以後來他們又於中歷十月五日設「殘菊節」，比重陽節推遲近一個月，以便適應日本的節候。日本改用西曆以後，西曆9月9日就更無法賞菊花了，於是重陽節也就消失了。菊花後來成了日本皇室之花。
漢文學的風靡與反動
平安時代，清少納言的《枕草子》曾說：「文是：《文集》、《文選》、文章博士所作的申文。」《文集》指《白氏文集》，《文選》指《昭明文選》，「申文」指日本的文章博士作的漢文。可見當時的文學標準，獨重中國文學，兼顧日本漢文學，而使用假名的和文學尚無地位，儘管《枕草子》本身是用假名寫的。
到了五山時代，文化的重心，漢學的重心，都轉移到了寺剎，但文學的標準基本不變。五山時代「詩僧」數不勝數，都作得一手標準的漢詩。
到了江戶時代，風向朝兩個相反的方向變化，一個是更迷戀中國和中國文化，一個是開始強調日本的國家意識。前者以荻生徂徠（1666-1728）及他所領導的古文辭派為代表。荻生徂徠說東海西海皆不出聖人，唯中華有聖人，又以日本為東海之夷，所以他題孔子的畫像，自稱「日本國夷人物茂卿」（「物茂卿」是他給自己取的中國式名字）。他為翻譯華文，組織「譯社」，「凡會之譯，其要在以夏變夷也，不得以俗亂華也」（《譯社約》）。服部南郭（1683-1759）學於荻生徂徠之門，是其最出色的弟子之一，他有名作《夜下墨水》：「金龍山畔江月浮，江搖月涌金龍流。扁舟不住天如水，兩岸秋風下二州。」「墨水」就是流經江戶（今東京）的隅田川，雖然他模仿了唐詩描寫大江的名句，但隅田川其實是跟蘇州河差不多大小的河川。這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古文辭派的詩人們，因為過於迷戀中國文化，陶醉在中國式的風景里，而遠離了日本的實際風景。
但是不同的聲音也開始出現。齋藤拙堂（1797-1865）引古賀精里（1750-1817）語，批評荻生徂徠等人道：「大抵世儒不能自立腳跟，常依傍西人之新樣而畫葫蘆，其取捨毀譽皆出雷同，初不由己。」他主張要「自立腳跟」，不要一味模仿「西人」——也就是中國人，表現出了本土意識和批判精神。在這種本土意識和批判精神的指引下，曾經風靡平安時代的「白居易熱」等，也同樣受到了江戶文人的指責。廣瀨淡窗就指出一般日本文人的好模擬之弊：「我邦之人讀書不多，故無見識，專以摩擬別人為意，名之曰『矮人觀場』。今言其一二。王朝之時，有好白樂天之詩者，一代之詩盡學白樂天，李、杜、王、孟諸家之詩束之高閣，無讀之人。但其時書籍亦少也。及近世行明調，徂徠推尊李、王，故一代之學明者，皆李、王體也，李、何、徐、袁諸子絕無讀者。近來又有學宋者，皆師陸放翁；有學清者，皆師袁子才。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學之，甚愚之事也。是皆模仿初唱者也。」（《淡窗詩話》下卷）
真正捅破中日語言之間那層紙的，是號稱江戶漢文學大家的賴山陽（1780-1832）：「吾所衣，和之衣也；吾所食，和之食也，和衣食而漢言語，問之和言語，則曰不知。不知本哉若人！予持此說，未有合焉。今得橋本子，蓋從伊勢本居子而學和言語云，乃扺掌而談，恨相得晚……襄也有志於和言語，而不能也，負於和衣食久矣！」（《賴山陽文集》卷一《紫陽制錦序》）一樣認識到中日語言不同，文化有異，荻生徂徠主張全盤漢化，直讀漢文，拜倒在漢文學腳下；賴山陽卻主張母語至上，和言和語，肯定和文學的價值地位。
儘管如此，當時一般的社會風氣仍是唯漢文學馬首是瞻的，所以在江戶時代和文學始終難以壓倒漢文學。「江戶時代人們文學活動的中心，不是凈瑠璃不是俳諧，也不是數量龐大的隨筆集，更不是人情本、灑落本，而實在是漢文的著述。對於江戶人來說，最大的思想家與其說是宣長，無疑更應是徂徠；詩人與其說是芭蕉，也許更應是茶山；而作為散文家的名聲，山陽遠出馬琴之上。」其實不僅江戶時代是這樣，整個日本古代都是這樣。「對於奈良朝的知識分子來說，《懷風藻》、《日本書紀》是正式的文學，《萬葉集》、《古事記》則只是地方的文學。同樣，代表平安朝的文學家是空海和道真，而紫式部和清少納言則不過是閨房作家。這就是當時的常識，現代人有必要再度確認一下。」（中村真一郎《江戶漢詩》）在1941年的一次講演中，作為中國人看不起日本文化的證據之一，吉川幸次郎抱怨說，直到明治時期留日的周作人等之前，中國人很少真正關心日本的假名文學，其實明治以前的日本人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這並不妨礙在部分江戶文人的心目中，本土意識、國家意識、母語意識已經萌發，不斷壯大。而這種萌發和壯大，只待到了明治時期，讓西洋文學的「神風」一吹，便可因勢轉型，成為擺脫漢文學、發展和文學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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