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被郵局拒絕投遞，損失慘重的史量才為何忍氣吞聲？

作者：金滿樓

民國歷史上，《申報》館主史量才不僅僅是一代報業大王，同時也是知名的實業家、銀行巨子（中南銀行大股東之一）和社會活動家。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史量才在上海灘上可謂有地位、有名望、有經濟實力，在新聞界更可以說是呼風喚雨。

如記者惲逸群後來回憶的，「史量才在日報工會是實實在在的權威人物（說了話算數）」。

可惜的是，筆杆子、錢袋子畢竟干不過老蔣的槍杆子，1932年的「禁郵事件」就充分說明了一個道理。

當時，因為南京大學學生反對要人朱家驊選中的校長段錫朋而鬧起了學潮，《申報》加以報道後，引起了朱家驊等人的忌恨。

隨後，在一番添油加醋下，蔣親筆批示，將《申報》禁止投遞。

當時是《申報》是國內第一大報，其在上海、江蘇、浙江三地是自主發行，之外則通過郵局發行，發行量佔據總發行量的三分之一。

這下，史量才是有些慌亂了。

之後，史量才得知《申報》駐南京辦事處主任秦墨哂與蔣的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有關係，於是派秦向楊永泰活動，以圖緩頰。

秦墨哂受命後，其先通過陳立夫的關係，由陳寫了封介紹信讓他去見蔣。

當時，蔣正在廬山坐鎮「剿匪」，其簡單接見後即批給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處理，楊遂拿出朱家驊寫給蔣的長信和潘公展的報告，並給秦墨哂看了蔣的親筆批示。

通過楊永泰的關係，秦墨哂再次求見蔣，蔣表示《申報》可以恢復郵遞，但提出三項條件：

一是《申報》時評必須改變態度；

二是陶行知（總管理處顧問）、黃炎培（設計部主任）、陳彬龢（總編輯）離開報館；

三是《申報》由國民黨派員指導。

之後，秦墨哂將事情原委電告史量才。史量才與黃炎培、陶行知等商量後，眾人均認為，為報紙的生存，需要妥協。

於是，史量才通過楊永泰向蔣表示：

原總編輯陳彬龢自動辭職，由蔣介石指定的張蘊和接任；

黃炎培是自己的老朋友，由於生計困難，按月送一點津貼，實際上並不到館辦事，也不負任何設計責任，希望不動；

陶行知等的文章屬於投稿性質，以後可以不再續登；

《申報月刊》的稿件，以後注意選擇，甚至可以停版；

但對於最後一條，史量才堅決反對，其表示：《申報》是自力更生的報紙，從來沒有拿過政府的津貼；倘若政府定要派員指導，寧可將《申報》停刊。

在此情況下，國民黨方面也作了妥協，其以《申報》辦理第一、二項條件為前提，恢復《申報》郵遞。

最終，黃炎培、陳彬龢於當年8月15日辭職；陶行知參加《申報》工作未曾公開，也沒有列入職工名冊，所以也就沒有辭職聲明。

8 月21 日，《申報》恢復郵遞，其被禁郵時間前後長達35 天。

對本次事件，史量才很是耿耿於懷。據當時任職於《新聞報》的記者陸詒回憶說：

史量才擔任日報工會主席時，遇到被上海市新聞檢查所扣發的稿件，他必親自追究。1933年一天深夜，陸詒所在的《新聞報》一條新聞被扣發而找到史量才。

「史對我親切接待，誠懇地問我扣發什麼消息。我說是有關東北義勇軍抗日的消息。隔了五分鐘，上海新聞檢查所主任陳克成應約而來，史臉色嚴峻，怒目而視，也不招呼他坐，就把我手上拿的幾張稿紙接過來往桌一放，責問陳：

時至今日，你們還要扣發東北義勇軍抗日的消息，你們究竟還象中國人嗎？！

接著，他又拍桌大罵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陳克成懾於史的雷霆之怒，只好表面微笑忍受，連稱讓我去電南京請示」。

此外，據陸詒回憶，在1932年12月29日中國民盟舉辦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史量才慷慨陳詞，嚴正抗議「當年因《申報》報道『中央大學學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郵遞達三月(按：實為35天)之久，不經過法律手續而採取這種卑劣手段來限制報紙在外地的發行，這是侵犯報紙自由的行為，決不能容忍！」

此後，陸詒在民盟的好幾次集會上遇見史量才，「每談到保衛報人自由時，他必慷慨發言，堅決反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檢查制度。」

此外，《新聞報》的另一位記者顧執中也說，「當時最令我對之產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報》主人史量才的發言」。

由此，史量才與國民黨方面的矛盾也越來越深，並最終導致了兩年後的暗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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