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確為了謀取高官，製造了多起冤獄

蔡確為了謀取高官，製造了多起冤獄

北宋時期，曾發生了兩起轟動天下的文字獄大案。一起是發生在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的蘇軾烏台詩案，是時，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這起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所謂「烏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台」。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為「烏台詩案」。另一起是發生在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蔡確車蓋亭詩案，宣仁太后（即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後，重新起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元祐四年，任漢陽軍（今湖北武漢）知軍的吳處厚，指控前任宰相新黨領袖蔡確在游安州（今湖北安陸）車蓋亭時，所作詩中用唐上元年間郝處俊諫高宗傳位於武后之事，影射高太后，梁燾、劉安世等贊成此說。蔡確被流放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幾年後，死於貶所。宣仁太后曾對大臣說：「元豐之末，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訕上為名，逐之耳。」她還說辦蔡確之罪，「只為此人於社稷不利。」

同為文字獄大案，為什麼蘇軾的烏台詩案，卻得到不分黨派人士很多的同情與說情，甚至連太后都幫助說情；而蔡確的車蓋亭詩案卻鮮有同情者呢。蓋因蘇軾為人正派，官風清正；而蔡確為官卻有才無德，是趨炎附勢、姦邪狠愎之徒。這也是一報還一報的原故吧！

關於車蓋亭詩案，還得先從新舊兩黨的黨爭說起。

在哲宗朝，無論是元祐時期，還是哲宗親政後，最活躍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們。由於變法與反變法矛盾的延續，以及哲宗與高太皇太后的衝突，使得當時支持變法的大臣（新黨）與反對變法的大臣（舊黨）都無可避免地捲入激烈的黨爭，成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嘆息的悲劇。

在高太皇太后垂簾的八年中，舊黨不僅控制了整個朝廷，對新黨的打擊也從未放鬆過。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蔡確的車蓋亭詩案。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宋神宗時期，正在變法的王安石見蔡確頗有些才能，便推薦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確雖有才幹，卻長於見風使舵和陰謀詭計，當他見到神宗有疏遠王安石之意時，竟不顧知遇之恩，上書參劾王安石。

蔡確為了謀取高官，製造了多起冤獄。他從知制誥升至御史中丞、參知政事，均靠製造冤獄謀奪別人的官位而得位。因此，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確卻自以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時，蔡確與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顥或曹王頵為儲君，陰謀未成，反過來誣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廢哲宗之意，自謂有策立之功。這樣有才無德的小人遲早會遭到報應的。

高太后垂簾後，新黨勢力被排擠，蔡確也被貶出朝廷。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蔡確被罷相，命出知陳州（今河南周口淮陽）。次年，因蔡確的弟弟犯事，牽連到了他，再貶至安州。在安州遊覽車蓋亭時，蔡確寫下了《夏日游車蓋亭》十首絕句，詩被與蔡確有過節的吳處厚所得。也該小人遇到小人了。

吳處厚曾在蔡確手下為官，希望他推薦自己，但被蔡確拒絕了，由是怨恨不已。終於，斯時已任為漢陽軍知軍的吳處厚等來了報復的機會，他將蔡確的詩上呈朝廷，並指控說「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尤其詩中有「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之句是影射高太后的。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時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讓位給武則天，郝甑山上奏章反對。

吳處厚說，此處是將高太后比做武則天。而梁燾、朱光庭和劉安世等人贊成吳處厚之說，並以「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論進行彈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將蔡確貶到新州。呂大防和劉摯曾以蔡確母親年老，嶺南路遠為由，主張改遷他處，高太后卻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當時，被貶往嶺南，實際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蘇軾曾有詩云：「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蔡確被貶時，范純仁（范仲淹次子）對呂大防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他還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舊以沉默相抗議。

宋哲宗親政後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貶至嶺南，印證了范純仁當日的憂慮。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朋黨之爭中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獄。在蔡確被貶新州時，舊黨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他們將王安石和蔡確的親黨名單張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士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再加以重貶，並將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吳安詩和蒲宗孟等都降官貶斥。也難怪，這些人中，有不少人就上了《宋史》的奸臣榜。

隨著高太后的衰老和宋哲宗的長大，不僅舊黨成員，連高太皇太后也感到新黨將復起的政治氣氛。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時，她告誡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實際上高太后已經預感到哲宗準備起用新黨，要他們提前準備，儘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

後來事實證明，宋哲宗親政後，凡是高太后垂簾時，彈劾新黨和罷除新法的官員，幾乎無一人倖免，均遭到打擊報復。而車蓋亭詩案的新黨領袖蔡確，卻因無人同情，死於貶謫之地。

紹聖初，逢郊祀大禮，朝廷要頒布大赦詔令，通常連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請示哲宗，可否赦免貶謫的舊黨官員，哲宗回答得極為乾脆，決不可以。紹聖四年（公元1097），有人建議謫居嶺南的劉摯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氣」，宋哲宗卻說：「劉摯等安可徙！」連在嶺南附近做些調動也不允許。而對於王岩叟，哲宗指責他當初貶蔡確時，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自己，用心極險惡，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言行等於宣判了舊黨政治上的死刑，甚至連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倖免，成為黨爭的犧牲品。

《宋史》是這樣評價哲宗參與新舊黨爭的：「哲宗以沖幼踐阼，宣仁（即高太皇太后）同政。初年召用馬（司馬光）、呂（呂公著）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奸，枿去未盡，已而媒櫱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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