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億美元票房提名奧斯卡，《波西米亞狂想曲》為何反被質疑？
《波西米亞狂想曲》是講述皇后樂隊主唱弗雷迪·默丘傳奇一生的傳記片。
在收割了全球8.5億美元的超高票房、獲得金球獎最佳劇情片和最佳男主等莫大殊榮同時，「拖沓」、「全靠音樂支撐」的批評聲也不絕於耳。
諸多話題促使它成為奧斯卡頒獎季最熱門的影片。那麼，究竟是什麼魔力讓眾人甘心折服於「皇后」的桂冠之下？
傳記電影一直是各大藝術獎項鍾愛的題材，因為它可以工整、嚴謹，熔鑄著傳主的內心和創作者的思考，但它們同時也容易失於獃滯、死板。
去年的奧斯卡同時出現了三部傳記電影，卻以各自的風采避免了同質化的尷尬。
《至暗時刻》以復古、嚴肅地還原歷史見長，以完美的電影語言極大調動了觀眾們反抗霸權、永不屈服的鬥志，精緻如一座古舊的瓷器。
《我，花樣女王》採用了偽紀錄片形式，更打破第四面牆讓角色直接與觀眾互動，出人意表地展現出極佳的觀賞性。
《災難藝術家》單從電影本身弊端過多，但從「為爛片第一人拍傳記」的獵奇心態來看，一切又那麼順理成章，對夢想的嘲弄、對電影藝術的解構使這場鬧劇流露出一絲人生虛無的荒誕感。
《波西米亞狂想曲》本可以如它們一樣不囿於「傳記」的框架，如弗雷迪一般肆意張揚，但很可惜，它並沒有。
正如歌詞中唱道，」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A little high a little low」, 這位自亞洲遷徙至英國的拜火教徒，無論音樂還是生活，無論是背叛家族意願更名並走上樂隊之路，還是敢於享受來同性的愛情，亦或在曲風高度成熟的時期毅然選擇顛覆性地將搖滾與歌劇融合，都帶著一種彷彿與生俱來的隨意和張狂，視傳統與規則如無物。
也正因如此，他才配稱得上搖滾界的「皇后」，他是用生命的尖銳去不斷衝破、毀滅、重生。
《波西米亞狂想曲》卻只是一部中庸，膽怯，但求無過的電影，小心翼翼地躲在傳記片的經典框架里，呢喃著老掉牙的兒歌。
劇作上，它選擇了極為穩妥的兩條線——一條線還原皇后樂隊從籍籍無名到巔峰、從決裂到再度合體的歷程，一條線描摹弗雷迪從篤定真愛到性向覺醒到迷失墮落到醒悟回頭的故事。
兩條故事線中，自我衝突與外部衝突兼具，既有觀眾們津津樂道的好友反目成仇的八卦，又有同性戀等放之今日也頗為敏感的元素。
但編劇彷彿放不開手腳一般，讓這兩條線貌合神離，始終無法觸及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沒有詳略和起伏，缺少交匯和爆發。
具體到人物塑造上，更是堪稱災難：除弗雷迪一人外，所有其他角色都彷彿已被這部電影所拋棄。
無論是試圖反抗同妻生活但仍深愛著弗雷迪的妻子，還是皇后樂隊中另外三位同樣才華橫溢的成員，還是讓弗雷迪深陷自我懷疑與焦慮的同性戀人，他們都僅僅是沒有靈魂的空殼，是皇后的奴役，為促成弗雷迪人生的種種轉折和異變而服務。
我們在電影中只能看到皇后樂隊各大傳世曲目的誕生場面與弗雷迪的人生重大時刻疲於奔命地出現、交接、消失，卻感覺不到它們生命的存在。
因此，《波西米亞狂想曲》的成功似乎完全不在於電影本身，而在於它所描述的弗雷迪，以及皇后樂隊，還有永遠不滅的搖滾之心。
當弗雷迪在鋼琴上敲出《Bohemian Rhapsody》的第一個音節開始，它已然超脫了一部電影的意義，導演讓它失去的靈魂將由皇后樂隊的搖滾來賦予。
當每一次熟悉的旋律在靜謐的影院中重生，當重金屬的節奏與觀眾們的踢踏和歡呼構成一段奇妙的蒙太奇，當長鏡頭從Live Aid現場的無人機視角一直衝擊到弗雷迪躁動又略微些許緊張的臉上，觀眾的每一個毛孔、每一次呼吸都彷彿在為此戰慄，在震撼的搖滾中涅槃。
總而言之，《波西米亞狂想曲》固然難稱得上一部好電影，但仍值得每一位熱愛生命的人駐足，並以盈滿熱淚的雙眼致以崇高的敬意。這也許正是藝術的魅力所在吧，總有些感動，足以穿越時空，模糊邊界。文/Jo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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