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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醫療事情】和中國的醫學交流是我們的驕傲

——訪日本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理事長遠藤真弘


開業於2005年的日本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在心臟病領域有著極高的威望。憑藉著高效率的治療模式,現今該院已經成為日本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福地。

醫院理事長遠藤真弘先生是日本心血管疾病治療的先驅,曾在1973年成功確立了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法,後於1976年全球首次成功利用介入治療方法治癒了因血栓堵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塞。

日前,我走進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聽聽這位泰斗級的醫學大師對日本心血管專科醫院的思考以及對中日醫學交流現狀的看法。


日本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理事長遠藤真弘

其他醫院難以達到的高效率



蔣豐:

日本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以高效率的治療模式著稱,在日本國內外都受到了患者的擁護和醫生們的肯定。這種高效率的治療模式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能否給他院提供一些參考。

遠藤真弘

:我院的高效率主要是以大學附屬醫院為參照。大學附屬醫院和我們專科醫院的不同之處其實很好理解。舉例來說,冠狀動脈的造影CT檢查,如果在大學附屬醫院做只能預約一個月以後的日程。這類檢查,脈搏或者說心臟跳動的越慢越能拍出比較清晰的片子,因此需要使用β受體阻滯劑,像是倍他樂可等藥物來放緩心跳。於是大學附屬醫院就會開具一粒葯的處方讓患者前往藥店自行購買,並且還要求患者在一個月後的某月某日早上八點喝下,如此繁瑣的過程,對患者來說也是一種負擔。而我院則採取當天來當天吃藥當天檢查的方式,方便了患者,減少了不必要的程序。

驅動一生的三個目標

蔣豐:

您的一生都在潛心研究和治療心血管疾病,可以介紹一下您的經歷和成就嗎?

遠藤真弘:

我曾師從世界級心臟外科先驅榊原仟先生。榊原仟先生曾要求我完成三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開拓當時日本尚未擁有的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術;第二個目標是建立當時全世界都不存在的冠狀動脈外科,讓其成為獨立的醫學門類;而第三個目標是要求我去研究如何治療動脈粥狀硬化。

我自從1967年進入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心臟血壓研究所便開始著手研究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術,當時收集了800多份醫學論文文獻,並編寫了冠狀動脈造影教科書。這本書是日本在該領域的第一本教科書。

從專業來講,就是利用血管穿刺術,在動脈中刺入介入治療用針,再通過針孔將導絲放入血管,而後沿著導絲將導管插入血管,將造影劑直接注射至冠狀動脈處。今天只要提到冠狀動脈造影,內科醫生幾乎全都在使用這樣的方法,但這在當時還並不被世人所知。當時的治療方法還比較粗暴,要被外科醫生打開血管。

說起冠狀動脈介入手術,首次實施是1970年的2月8日,由日本大學的瀨在幸安先生主刀。瀨在幸安先生從患者的大腿動脈取下血管當做導管,置換大腿動脈的是名為大隱靜脈的表層靜脈。而我們在同年的6月使用了胸廓內動脈做導管成功實施了介入手術。同年9月份,神戶大學的麻田榮教授也使用腳部的大隱靜脈成功實施了介入手術。1970年可謂是日本的冠狀動脈外科的黎明期,從那以後這種治療方法便開始了爆髮式的發展。

全球首次利用介入治療溶栓成功


蔣豐:

您對栓塞導致的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實施介入治療手術溶栓,並獲得世界首次成功是在六年後的1976年吧?

遠藤真弘:

是的,當時在對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進行造影時,我發現右側的冠狀動脈完全堵住,血液已經無法流通。於是就將計就計使用介入治療法中的導絲,通過摩擦來打散血栓。這個手術是1976年進行的,但遺憾的是當時並沒有把這種治療方法寫成論文發表到全世界。三年後的1979年,美國一位名為Rentrop的醫生嘗試了同樣方法的治療,並用英語發表了論文。

現今這種介入治療法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還出現了球囊血管成形術。用球囊擴張血管,然後用金網製成的支架支撐血管,這可以讓完全栓塞的冠狀動脈被再次疏通,快速改善血液流通狀況。這就是現在的PTCA(冠狀動脈成形術),1977年由蘇黎世大學的德國醫生Andreas Gruentzig首次實施。從那以後血栓溶解療法便退出了歷史舞台。

順帶一提,在介入治療溶栓方法發明前,1974年我院的上松瀨勝男院長曾在日本首次使用大量尿激酶進行溶栓,使血栓溶解療法在日本獲得了成功並獲到普及。這也是日本心血管外科史上的一段佳話。

中日醫療的量級差異


蔣豐:

近年來,到日本旅遊的中國遊客逐年激增。尤其是富裕人群,非常青睞到日本優質的醫療機構進行體檢和治療。包括中國患者在內,能為我們介紹一下貴院在接待外國客人方面的實績嗎?

遠藤真弘:

我院距離東京羽田機場很近,距離JR山手線大崎車站也只有五分鐘距離,交通便利。大約從八年前開始,我們就接收慕名就醫的中國患者。最開始只有零星的一兩位,還不成規模。不過隨著患者們對實際就醫體驗的傳播,現在每個月都有約十位患者前來就醫。

蔣豐:

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醫療水平也在不斷上升,遠藤院長是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醫療人才與設施的呢?

遠藤真弘:

我認為中國醫生的資質水平都非常高,其中從美國學成歸國的醫生也不在少數。中國的總人口十倍於日本,醫院的數量也理應十倍於日本,然而現實是中國醫院數量不足。這就導致了中國醫生看病的時間比較短。例如心臟手術,日本醫生一般是一天做一例,而在中國的醫生們一般要一天做上三例手術。日本人口有一億三千萬人,心臟手術在全國500處醫療機構進行。如果包括冠狀動脈支架等手術的話,大約有1500家醫療機構可以開展心血管疾病治療。儘管中國擁有十三億的人口,但醫院數量較少,不成比例,所以同時使用十幾個手術室進行心臟手術,每年能夠做到一萬例手術的醫療機構也是存在的。我認為,這種量級上的差異是中國醫療和日本醫療的最大區別。

「診斷病人而不是診斷病」


蔣豐:

您有訪問過中國嗎?您心目中最為理想的醫生是什麼樣子的?

遠藤真弘:

當然去過,2017年我還前往中國進行了醫學交流。交流成果都展示在本院網站上,這都是我們的驕傲。

我院和上海的浦南醫院有著長期合作關係,我院的細川丈志副院長擁有將完全堵塞的血管回復原樣的高超技術。他曾經兩次前往浦南醫院集中對中國患者實施了這種血管擴張手術。浦南醫院的劉衛東院長也畢業自日本的醫科大學,擁有中日兩國的行醫執照,日語非常流利,醫術更是一流,是我們和中國交流的重要橋樑。

我認為和中國的醫學交流非常重要。我院還接受過從錫州的醫院前來研修的中國醫生們。對待心血管疾病的治療,我院的一貫做法是在手術完成的第二天便開始康復訓練。中國醫生們也想在中國複製這種康復模式,所以有很多人專程來到我院參觀學習。


「一切為了患者」,我認為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是對醫生來說最重要的事

。「診斷病人而不是診斷病」,這也是慈惠會醫科大學的創始人高木兼寬先生的名言,我這一輩子都時刻將這句話牢記在心。能做到以上兩點的,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醫生。

轉載自《蔣豐看日本:當代名醫訪談錄》
編輯修改:客觀日本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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