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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為什麼愛搶老鄉家裡的雞?竟有如此深層原因

來源:瞭望智庫 整理:驚龍軒

文 | 殷傑 王正興

編輯 | 黃俊峰 瞭望智庫

提起人們印象中的「日本鬼子」,想必少不了這樣一幅場景:

圖為喜劇電影《舉起手來》片段

這是文學藝術作品刻意「黑」日軍嗎?還真不是,歷史上真實的侵華日軍,的確就是對中國老百姓家的雞和雞蛋「情有獨鍾」。

(圖為把兩隻雞掛在脖子上的侵華日軍,他們見啥搶啥,但搶雞是其「最愛」)

而且,這個現象並非1940年百團大戰後,日軍對根據地實施「三光政策」之後才有,而是貫穿抗日戰爭始終。

那麼,除了日軍野蠻成性、見啥搶啥的因素外,這裡面還有其他必然原因嗎?

還真有!


1.「王小二過年」的日軍

儘管侵華日軍從一開始就在佔領區推行「以戰養戰」政策,瘋狂地對中國進行無情的經濟掠奪,並且對本國人民出進行變本加厲的榨取,但仍遠遠彌補不了戰場上的巨大消耗。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被迫追加實施第二次軍需動員計劃,並採取了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廢品,乃至降低產品規格的措施,希望用降低質量的辦法來滿足對數量的需求。儘管如此,日本在軍需物資的供應上仍捉襟見肘。1938年6月,日軍甚至將本國中學裡的教練步槍都收回加以利用。

而日軍從中國掠奪軍需供應的方式,也在變得愈加困難。

因為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敵後抗日軍民亦採取了一系列經濟鬥爭方式,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粉碎侵華日軍「經濟開發」、「以戰養戰」的戰略企圖。

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內,我軍民實行統制貿易,設置關卡,杜絕物資外流資敵;發行貨幣,禁止敵鈔流入。

在敵戰區,中共發動群眾破壞敵人的交通線和控制的工廠、礦山,抵制日貨,使敵人對中國經濟侵略的計劃破產,同時使它越來越多的財力、物力消耗在中國戰場。

正如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的那樣:

日本國度比較小,其國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使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

日本軍事經濟衰竭、戰爭財政拮据,這在侵華日軍的身上有著明顯反映,主要表現為後勤供給狀況惡化,日軍士兵生活待遇直線下降。

(圖為正在做飯的日軍)

侵華日軍士兵的月薪(日元)

從該表看,侵華日軍士兵的工資,從1937年7月至1944年6月的7年中,名義上有著兩倍以上的增長。但是,這個數據卻是具有欺騙性的。

侵華日軍內部實行強迫儲蓄制度,即「貯金」制。每次發薪水時,規定的貯金先被扣下,戰時不得支取。

侵華日軍士兵歷年貯金(日元)

簡單算一算就不難發現,僅扣除貯金這一項,就使侵華日軍士兵的薪水額仍停留在戰爭初期的水平上,所謂的「增長」不過是一種假象。

此外,物價不斷上張、貨幣不斷貶值,也直接影響了士兵的實際收入。而日本士兵的伙食費,是直接從到手的薪金里抽取,交給在聯隊里保管倉庫和負責出納的士官,或交給負責烹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統一採買主副食。剩下的錢才能由士兵個人支配。

日軍侵華初期,各部隊中隊以上均設有「酒保」。所謂「酒保」,就是專賣生活日用品的隨軍小賣部,為日軍官兵服務。其物價較市場價便宜,煙、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應,士兵有閑錢就可隨意購買。但從1940年開始,由於日用品供應不足,大隊以下的「酒保」均被取消。到1944年,隨著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始局部反攻,日軍實際控制區域不斷縮小,交通線受襲擾的頻率越來越高,導致日軍「酒保」供應品的售價像斷了線的風箏般扶搖直上。其中,麵包價格較1943年上漲了3倍多,紙煙的價格上漲了10多倍,白糖價格更是上漲了100多倍。

(圖為正在吃飯的日軍,戰爭前期,他們面對伙食還能笑得出來,越往後越笑不出來了)

具體的伙食,我們來看這麼一則資料。

1931年,日本陸軍頒布了修改後的《戰時給與規則》,首度將甜食列入軍人口糧當中。根據該規則,戰時陸軍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

主食:精米640克、精麥200克;代用品為精米855克,或麵包1020克,或餅乾675克。肉類:罐頭肉150克。代用品為帶骨鮮肉或鹹肉200克,或無骨鹹肉、帶骨幹肉150克,或雞蛋150克,或無骨幹肉120克。蔬菜類:干蔬菜110克,或新鮮蔬菜500克。漬物類:梅干40克或福神漬40克;代用品為糠漬醬菜或鹽漬醬菜60克(所謂「糠漬」,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來發酵腌漬蔬菜的方式)。調味料:濃縮醬油20克、食鹽12克、味噌粉40克、砂糖15克;代用品為醬油0.1升或味噌75克。飲料:茶葉3克。加給品:每人每天清酒0.4升或燒酒0.1升,甜食120克,紙捲煙20支。

看起來似乎還相當豐富,各種營養物質門類齊全,是吧?

然而,全面抗戰爆發後,這項規定其實就沒怎麼真正落實過。

(圖為日軍野戰伙食,飯盒裡除了米飯,就只有幾塊梅干佐餐)

前侵華日軍東史郎在其日記中多次提到,日軍的戰場後勤保障能力很差。在部隊出發的前幾天,還可以就士兵自帶的口糧過日子,然後就開始節食減肥。1天吃不到1合(1合約0.18升)大米,菜就是鹹菜什麼的,一點奶糖都是十分珍貴的,基本上看不到什麼動物食品。只有在部隊到後方休整時,才有可能吃能按軍部標準發放的基本伙食,或是部隊「就地徵發」——實際就是搶劫。

根據日軍戰史資料及倖存士兵戰後回憶,侵華戰爭初期,日軍官兵的主食中大米佔70%,後來遞減為50%(1940年6月後,日軍部隊普遍以麵條、饅頭為主食),主食中摻雜了大豆、小米與雜糧。供應量也由原來的每天6合減為5合(約700克)。每餐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應上,剛開始為豬、牛肉及雞、蛋等,後來逐步為生魚、腌魚、海帶等代替。至1943年後又代之以醬、蔬菜、南瓜、蘿蔔等。

士兵連飯也吃不飽。


2.軍官吃香喝辣,士兵飢腸轆轆

戰爭期間,供應緊張是常事,交戰各方往往都要面對相似的困難局面。但「缺糧」的問題在日軍身上表現得尤為激烈,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日軍中等級劃分森嚴,官兵在伙食方面極不平等。

原駐膠東的日軍獨立混成第5旅團第19大隊上等兵小林清,於1939年秋末在與八路軍作戰中被俘,經過教育後轉變思想,成了一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著名的「日本八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見庫叔此前推送的文章 )。

他對39年駐山東日軍的伙食情況有非常形象的回憶:

「在生活方面按規定每人每頓糧二合(約半斤),煮成飯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夠吃,如有演習或者長宮們舞弊,把糧食私自賣給日本僑民時,那麼士兵們就更加遭殃了。老兵還能想點辦法而新兵們卻餓得夠嗆,往往偷老兵們的殘羹剩飯。尤其是晚上站崗的時候,肚子餓得特別難受,一般都是兩人站崗,肚子餓時一個站崗,一個人到外面街上去找東西吃。」

(圖為日軍軍官用餐,日軍等級森嚴,軍官的伙食不是士兵們能比的)

「規定雖然是每頓二合糧,但是中隊長往往借口說:『打仗時,吃不飽肚子怎麼辦?為了做到在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也能打仗,平常就應該經常多練習練習餓肚。』為了練習餓肚子,中隊長便下命令把該發的糧食減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這就叫做實行『減食』訓練。另外,由於戰爭的延長我們的給養也越來越困難。過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現在因國內大米缺少,便給我們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細糧一半雜糧。即使打仗時,也不過吃白面、小米、高梁和土豆之類的東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圖為搗鳥蛋的日軍,到戰爭中後期,這種頑童乾的事,日軍也不顧體面地幹上了。為啥?餓呀)

「過去發的罐頭,裡面裝的是豬肉,牛肉以及魚肉和雞肉,而現在發的罐頭裡面裝的卻是豆類,要不就是那些既無營養又無滋味的『昆布』(海帶)。長官們平常都要吃好幾樣菜,不是日本的肴饌,就是中國的特產,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軍用飛機從日本運來的。與長官們相反,士兵們下飯的菜卻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湯、茄子湯、白菜湯。」

(圖為日軍進餐,可見碗中除了白飯,並沒多少菜)

「此外,長官們還經常會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會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費,這樣我們的伙食就更壞了。」

(圖為日軍打獵,為了填飽肚子,侵華日軍也經常干這獵人的活)

「在營房駐守的時候,一星期只有兩次大米飯和兩次白面,其餘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飯和麵條時,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饅頭時,一人兩個,根本就吃不飽。」

(圖為挖芋頭當菜的日軍)

而前面提到的「酒保」,供應的物品中,物美價廉的優先供應給軍官,質次價高的都由軍官下令強制士兵購買。

瞧瞧,這就是侵華日軍的伙食狀況,長官的大手大腳更加劇了士兵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是上峰沒有下達「三光」的命名,這幫子餓紅了眼的豺狼還不得見啥搶啥?

當年中國窮,雞是作為一種主要靠散養、可從自然界自行獲取食物、不太消耗寶貴糧食的家禽,自然成了農民養殖的首選。這些放養的雞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雞,那滋味豈是養雞場里被飼料催出來的速生雞所能比的?

而在當時的日本國內,因為品種及產量的原因,雞肉一直是奢侈品。按1921年的物價,一碗拉麵售價0.1日元,一條鯛魚售價0.15日元,而一隻雞卻賣到3.6日元。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過節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雞肉。

下鄉掃蕩見到土雞,焉有不搶之理?

3. 飢餓的日軍:槍炮換糧食、給中國人打工、認人當「爹」......

不過,搶雞的日子並沒能真正扭轉日軍的飢餓危機。

搶著搶著,到1944年及以後,日軍漸漸搶不動了。

這一方面是因為淪陷區百姓的物資給糟蹋得差不離了,另一方面侵華日軍不僅戰鬥力下降明顯,而且戰鬥意志也大不如前,加上長年半飢半飽,體力也跟不上,動手搶掠已經不像戰爭初期那樣信手拈來,十拿九穩。

那咋辦呢?肚皮餓著咕咕叫,總得想點辦法吧。於是在敵後戰場上的侵華日軍中,啥光怪陸離的事兒都發生了。

日本和平學研會曾採訪過200多侵華日軍倖存老兵,他們回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部隊伙食就已經很糟糕了。

為增加份量,吃搶來的麥子時經常不去麩殼,下地挖野菜、捉蛇捕蛙、上樹掏鳥窩的事屢見不見。青黃不接時,甚至連地里的青苗也不放過。

1942年1月18日的《晉察冀日報》報道:

在糧食給養上,敵人就更加狼狽了。據抓去的民夫談敵人每日三餐均吃雜米飯(即少許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當然吃不飽是事實,於是便只好出來搶劫。敵人曾經為了搶一個老太婆的窩窩頭和大豆而打起架來,而菜蔬則以搶來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藥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於肉,除了搶老百姓的羊牛雞外,一個月不見葷是常事。

(圖為正在做飯糰的日軍,但光見飯糰,沒見下飯菜)

抗戰末期,山西清徐居然誕生了一條新的歇後語:日本人吃茭子----沒辦法了!

所謂茭子就是高粱。當地日軍孤立的據點由於補給不暢,只能吃到高粱米,加上不會做麵食,結果小鬼子吃得面黃肌瘦,沒幾天就投降了。這一景象就成為了一句新的歇後語,用於形容窮途末路。

1944年,駐蘇南地區日軍每月發了肥皂牙粉,到點心鋪交換點心;

還有日軍拿軍大衣換地瓜吃;

山東諸城的日軍吃野菜糰子的照片,登上了日偽的報紙;

北平郊區有日軍向農民討要蔬菜果腹,狀如乞丐;

戰爭末期,侵華日軍里多了不少上了年紀的手藝人,這些人為解決吃飯問題,開小店,做買賣,修農具,出租軍馬換糧食,生意做得是風聲水起。

(圖為正在吃西瓜的日軍,八成也是從老鄉那搶來的)

這些行為可能稍顯滑稽,但還算相對本分。有些膽兒肥的日軍行為更加令人瞠目結舌。

1944年冬天,為籌集過冬的柴火和糧食,河北邢台的廣宗件只、核桃園,南宮高家寨、南便村、蘇村等地的日軍甚至不惜「通敵」,拿出部分槍械彈藥來和自衛團、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鋒隊)做交易。

不僅小地方的日軍,就連北平日軍也這麼干過。清華園附近的1個早點攤實際上是個交易所。雙方談判代表身著便衣同桌吃早點,吃著吃著就把交易談妥了。上到輕重機槍、擲彈筒,下至步槍、子彈,換多少多斤米面均可議價。交易雙方都只收實物,不要現金。

1945年農曆春節過後,駐河北冀縣的日軍集中了2個小隊外帶1挺重機槍,想打劫(偽政權)地方維持會長,「吃大戶,打牙祭」。這股日軍年齡段主要集中在14至16歲,以及45歲至50歲之間,是標準的老幼殘兵。加之長年營養不良,體力很差,結果幾十號人反被維持會長手下堵在院子里,用棍子好一頓胖揍。最後雙方經過「友好協商」,達成了用1挺重機槍換1頓豬肉水餃的協議。

交易完成,兩撥人各自歡天喜地回家

有強搶不成的,也有巧取成功的。

有些「腦筋活絡」的日軍官兵,整天為了當上中國地主、富農的「乾兒子」而努力奮鬥,說穿了就為了蹭飯吃。而一些中國地主、富農為了自家少受襲擾,也樂於這麼做。

其實,日本文化是極為鄙視「上門女婿」的。在日本,上門女婿必須改姓女方家的姓,公開聲明效忠女方家,與自己家斷絕關係。如有違反,全社會就會把這人當作不守信用之人,這在日本比死還難熬,絕對沒他的好。可河南商丘1個日軍中隊長不但自己倒插門,還派手下幾個鬼子到老泰山家當長工。老泰山吃飯管飽,還發些零用錢,結果沒被派上活的鬼子那個羨慕嫉妒恨,就甭提了。

不光是中國地主們開始僱傭日本士兵,1944年,淪陷區的中國工廠里出現了大量日本「工人」,其實都是來打工糊口的鬼子兵。

敵後戰場上曾經不可一世、四處劫掠如家常便飯的侵華日軍,最後混成了這副光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與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不斷觸發侵華日軍內部矛盾的激化與擴大,加速了其由強轉弱的衰敗進程。

現在有很多人十分關注戰場上與日軍的交戰情況,卻忽視了其他戰線上對日軍的打擊。無論是與侵略者浴血奮戰的國共戰士,還是在敵後戰場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千千萬萬的英烈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前赴後繼,付出了難以想像的犧牲,其豐功偉績自當永遠被後人銘記。

參考資料:

《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

《東史郎日記》

《舊日本陸軍伙食介紹》(《戰爭史研究》35期)

《八路軍回憶史料》(第3冊)

《新四軍回憶史料》(第2冊)

《敵後戰場》

《光輝的游擊戰》

《中國抗日戰爭史》第4卷

《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

(本文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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