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為什麼說紀錄片是社會的一面鏡子
編者按：當地時間2月24日夜，第91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宣布，最佳紀錄長片頒給《徒手攀岩》，該片導演之一的伊麗莎白·柴·瓦沙瑞莉得獎感言：「這部電影獻給所有相信不可能的人。」
第91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徒手攀岩》
在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男女主屢屢引爆輿論話題的時候，「最佳紀錄片」獎項對於國內觀眾來說卻仍小眾而陌生。
這其中自然有發行渠道和市場的原因：即使是每年最好的一批紀錄片，往往也僅能通過一些知名度並不高的電影節被發掘，進入北美、歐洲大城市獨立電影院、或網路平台如NetFlix與HBO上映。不同於好萊塢電影，有一套成熟的國內引進體系，這些優秀紀錄片極少有機會跟國內觀眾見面。
同時很重要的一點因素則是，國內觀眾對於紀錄片這一影像形式的接觸，與當下美國與西方所推崇的紀錄片形式仍然有著不小的區別：試想一下，提到「紀錄片」我們可能更多地想起《大國崛起》、《舌尖上的中國》這類含有大量歷史文化信息的主題式、旁白敘述式影像。然而在各大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受追捧的，卻更多是一種觀察、記錄式的，以人物、故事為驅動的紀錄片。
近年來，諸如《二十二》、《四個春天》這樣的優秀國產紀錄片已經逐漸採用了更多口述史和觀察視角來記錄真實生活，也讓國內觀眾看到紀錄片的更多可能性，進而培養了更多紀錄片受眾。
在這樣的發展中，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五部提名作品，可以幫助我們觀察當下的紀錄片都提供了怎樣的可能性。五部入圍影片，《黑爾郡的日和夜》、《恐怖分子的孩子》、《魯斯巴德金斯伯格》（以下簡稱《RBG》）、《滑板少年》和《徒手攀岩》，呈現出五種極其多樣的紀錄片創作形式和選題，但在敘事上又都達到了極高的水準。可以說，今年被稱為「奧斯卡紀錄片大年」，當之無愧。
作為一名紀錄片專業學生，我在幾個不同場合、地點觀看了這五部影片，見到其中數位導演和主創、並有所交流。我想，值得為這五部精彩的紀錄片做一個梳理和總結，作出我自己的簡單評價。
《徒手攀岩》：突破極限的拍攝手法與未能突破的倫理桎梏
《徒手攀岩》講述的是著名的無保護攀岩大師亞歷克斯·霍諾德挑戰美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內著名的「酋長岩」的故事。故事雖是關於亞歷克斯·霍諾德的驚險挑戰，但其實隱含著雙線敘事：一條線是霍諾德在最終挑戰這塊垂直落差超過900米的巨大岩體之前，長時間的訓練準備工作，以及過程中對愛情、親情的許多討論；另一條線則是攝製組本身對最終拍攝的籌備工作——可能沒有什麼紀錄片對攝影有如此高的要求，攝影師們需要掛著繩索吊在峭壁上，並設計好一整套拍攝點位，以求達到最佳拍攝效果的同時，不影響到霍諾德的挑戰。
從敘事上來說，因為觀眾很容易判斷最終的挑戰是成功的，使得前期所有的準備都不過有些故弄玄虛地增加緊張感。故事上唯一令人真正驚詫的是霍諾德的第一次挑戰——一切就緒、眾志成城之時，他卻在攀登了不到200米時感到「狀態不佳」，決定放棄。這一情節給全片增加了轉折和巨大緊張感。
這部電影的真正亮點卻在於攝影本身。本片的導演和攝影師金國威（Jimmy Chin）是《國家地理》的攝影師，也許是這個星球上最好的探險攝影師之一。正因他豐富的經驗和攝影調控，我們得以看到霍諾德在訓練以及最後挑戰之時非常細膩的影像。發力的手指節、臉上的青筋、越過一個危險區域後的爽朗笑容，都被這部紀錄片所精確捕捉。
但是攝影的優異卻免不了全片圍繞著「拍攝極限紀錄片」而產生的倫理博弈：如果霍諾德最終挑戰失敗，等待他的必然是萬丈深淵和死亡命運。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目睹並拍攝這一切的攝製組，該怎麼證明自己的拍攝不是影響到霍諾德並造成他的悲劇的最大因素？影片的很大一部分便是圍繞著這種倫理討論展開，但最終金國威和霍諾德兩人決定不顧一切，記錄真實。
我們可以看到，在霍諾德進行最終挑戰之時，本片設置了兩組攝影師，一組拍攝霍諾德，一組拍攝攝影師。每當霍諾德經過危險地段，直接拍攝他的攝影師都禁不住捂住眼、背過身，不想親眼見證有可能發生的悲劇。總的來說，這樣的呈現是很公正而倫理的。
但即使這樣，這部影片也並未逃脫觀影人的激烈批評，甚至我的另一位紀錄片教授表示這部電影「就不應該拍」，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拍攝者可以對被攝者的生命負責。
或許，這場倫理討論的答案需要觀眾自己去思考、判斷。
《黑爾郡的日和夜》：革命性的反敘事影像
「簡單、複雜而又充滿革命性，」這是《洛杉磯時報》為《黑爾郡》做出的評價。黑爾郡坐落在美國最窮的州之一——阿拉巴馬州的中部，人口幾乎全部由黑人組成，經濟基本由農業，尤其是當地特產的鯰魚構成。導演Ramell Ross並非職業電影人，因為結束了一個失敗的籃球生涯，而來到當地學校里當籃球教練，攝影也是他的愛好之一。他在這裡生活的幾年中拿起相機、對準了在黑爾郡生活的這群人們。
於是，穿插在這片破敗的、看上去毫無生機的土地影像中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瞬間：球館裡練習運球、汗水滴了一地的青年人；家裡繞著客廳跑了一圈又一圈的小朋友；廚房裡做著炸鯰魚的家庭主婦；草地上無所事事嬉笑打鬧的中年男人們。這一系列平凡的瞬間都純粹因為「黑爾郡」這個地方被連接起來。而導演本人則沒有對影片加以任何的敘事技巧、甚至沒有突出其中任何一個主要人物——看完影片，我甚至想不起任何一個人物的名字，或者任何一個連續性的故事情節。
但也許這就是導演的初衷：在這樣一片土地上，時間似乎是永恆的，歡笑與淚水將無限循環。《黑爾郡》作為紀錄片呈現出這樣一種暗示：如果這部電影放在十年前或十年後來拍，我們看到的影像可能仍然十分類似。這也便成為一種新的敘事，即這片土地似乎會永遠這麼貧窮下去，但這裡的人們也會永遠樂觀地生活下去。
這也是影片中穿插的許多實驗性的影像片段所昭示的：影片中有許多快進過的，乃至斷斷續續的日出日落景象、車子轉過一條街道進入另一條街道的景象，以及焚燒垃圾產生的濃煙遮住天空的景象。這些景象本身並不具有含義，甚至也說不上是多麼精美，但卻準確地勾勒出日復一日的生活與時間的流駛。
由於敘事語言本身的革命性，這部電影其實並未真正深入探討種族衝突或貧窮的問題。平淡而富有詩意，讓它能夠入圍奧斯卡，但也必然讓它很難獲得最後的大獎。
《恐怖分子的孩子》：直擊內心的真實和黑暗
本片導演塔拉勒·德爾基是敘利亞人，但成年後即移居歐洲。自從2011年敘利亞動亂髮生以來，他便回到故土，記錄槍林彈雨和恐怖主義盛行的家鄉發生的故事。《恐怖分子的孩子》便是他與創建了Al-Nusra（努斯拉）激進團體的一位「恐怖分子」Abu Osama一家生活了兩年半所記錄下的故事。
在這樣一個真正的浸入觀察式故事中，觀眾幾乎感覺不到拍攝者的存在，而被眼前一幕幕反常理的、暴力的場景所吞噬：Abu十二歲的孩子和兄弟一起虐殺了一隻小鳥，把它的頭扭斷後冷冷地說了一句「老爸你當年對那個人就是這樣做的」；兄弟一起自製炸藥，在荒蕪的沙地上接連爆炸，他們發出令人訝異的笑聲；父親出門尋找地雷，失足踩上，「嘭」地一聲，便失去了一條腿；孩子們前一秒還趴在父親床邊為父親的殘疾而痛哭流涕，卻在接受父親「這是上帝的旨意」的安慰後加入童子軍，提著衝鋒槍，眼中射出仇恨的光芒。
這一切敘事都存在在文明世界以外、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中，但導演用他不加判斷的審視眼光告訴你，這一切都是絕對的真實。這種深藏內心的對暴力的信仰，讓人比看到虛構的恐怖片還產生多出幾倍的顫慄。影片的敘事幾乎按照時間順序，並不多用剪輯技巧，而只是把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接續起來。這種簡單的處理讓我們看到恐怖分子的孩子們是怎樣成長，也為他們的未來感到深深地擔憂。
但是《恐怖分子的孩子》同樣也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種真實的邊界在哪裡？絕對的、甚至刺痛人的真實，是紀錄片導演的最終追求么？我在華盛頓舉辦的「雙重曝光」電影節最早看到這部影片，導演在場。在觀影后的問答環節，有一位來自敘利亞的律師觀眾憤怒地提問導演，為什麼要用很多簡單粗暴而不加闡釋的鏡頭去「醜化」敘利亞，為什麼不進行更多的思考而讓觀眾去理解這些暴力背後的背景和動機？
導演並未、也很難進行回應。記錄真實，也許就是他自認的最高信條。也正因為「真實」帶來的爭議，紀錄片能夠成為一個承載公共討論的媒介。
《滑板少年》：用美好敘述傷痕，揭露滑板背後的多樣人生
《滑板少年》的導演劉冰是一名美國長大的華裔、來訪我們學院時的那種沉靜和謙卑讓人敬佩。這部影片採取的敘事方法是我最喜歡的那種：即用一種藝術的、積極的媒介，如滑板，去承載背後故事中的種種沉重和不堪。2017年入圍聖丹斯電影節的紀錄片《社團》（Step），和美國紀錄片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紀錄片之一《籃球夢》（Hoop Dreams）都是這樣的敘事設定。
《滑板少年》以一組靈動、甚至絢麗的滑板片段開頭，板上的幾位少年個個消瘦，卻無比天真和陽光——這幾個少年正是劉冰本人和他的少時好友Zach和Kerie。然而這段引人入勝的滑板片段過去不久，我們便發現這幾位少年通過滑板真正尋求的是對各自生活的逃離：在他們青少年的成長中，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家庭暴力的影響，各自的種族（劉冰是華裔、Kerie則是黑人）以及他們居住的羅克福德小鎮不景氣的經濟，也使得讓他們常常顯示出脆弱和抑鬱的一面。
我不知道劉冰是怎樣擁有了這種勇氣，使得他在已經成為了一名常駐於芝加哥的優秀攝影師數年後，決定回到成長的小鎮。他找到他少年的夥伴們，記錄下他們過去十年的生活：Zach年少時放蕩不堪、不滿父親離家出走，讓女友年紀輕輕就懷上孩子卻一走了之，之後找到新女友決定做一個負責任的男人；Zeire找到了新的滑板夥伴，卻怎麼也無法忘懷過去幾年作為黑人隨時會遭遇的體制性歧視，他做著最平凡的工作，希望在社會中獲得最基本的尊嚴。
當然，還有劉冰自己。在影片進入到高潮部分時，場景突然變黑、安靜下來。接著，劉冰打開了攝像機，鏡頭裡，是他的母親和他自己。他決定和母親敞開心扉、回顧白人繼父對他們二人施加暴力的種種往事。這一段敘事節奏極其緩慢，他的母親數次落淚。而他，蹙眉凝神，接受了這一切、自我消解了這一切。
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會問題類紀錄片，往往強調兩點：一是社會問題調查的嚴肅性，即對所攝的社會問題的處理要客觀公正、乃至嚴肅而黑暗；二是拍攝者的觀察性，即最大程度地讓拍攝者/導演不存在於最終的影片中，以一個完全旁觀的視角呈現故事。
然而《滑板少年》完全打破了這兩點：它用拍攝者和被攝者極深的親密關係、和拍攝者主動揭露自己生命傷痕的方式，成就了一部極其豐滿真摯的回憶錄。面對人生的種種不幸，劉冰選擇了坦然面對、記錄。他用甚至更加美麗動人的一組滑板片段為故事作結，與傷痕告別。這甚至已經超出了紀錄片敘事技巧的範疇。
我想起《卡拉馬佐夫兄弟》里阿廖沙說的那句話，即使是一個大體不幸的人生，仍然值得祝福。過往的傷痕都讓它過去吧，我們仍可以記錄每一段真實的當下，來為未來祝福。
如果最終劉冰能成功奪奧，我不會驚訝。但同時我也希望我們拋去他是華裔的親切視角，真正看到這部紀錄片的優秀之處。
《RBG》：極度工整的人物類紀錄片敘事
《RBG》的兩位導演，一位是我紀錄片項目的直系老師，另一位也是學院內的老師。把自己的老師拍攝的紀錄片放在最有可能奪奧的第一位，這裡面自然有一點「以後可以沾光」的私心。但我認為，做出這樣選擇的更多的原因，則是這部《RBG》無論從人物話題度、社會問題敏感度還是敘事完成度上，都是以奧斯卡的標準來看幾乎無可挑剔的作品。
從人物角度來看，現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的金斯伯格是影片的主角。本是身居高位並遠離大眾文化的她，幾年前因為在公眾面前表現出的種種風姿而迅速地成為了文化偶像。各種關於她的文學作品、乃至流行文化產品，讓她成為了當代女性主義中「切格瓦拉」似的人物。
從社會問題上看，金斯伯格的整個職業生涯從五十年代開始，幾乎貫穿了美國女性對自身地位和權益發聲的整個歷史進程。而她本人更是用法律的武器引領了這個進程。在女權主義迎來新一波高潮的當下，她的故事是極具議題性的。
從敘事完成度上看，影片從金斯伯格的青少年時代講起，在兩個小時內以極其平穩的敘事節奏講述了她人生七十餘載的各個重要節點。這其中大部分節點甚至代表了美國法律史上的重大時刻。同時，影片還穿插了諸如愛情線和當下的「健身線」等諸多輕鬆愉悅的線性敘事。甚至，影片中許多動畫的運用都成為了導演老師特意在紀錄片課上用來分析拆解的材料。不得不說，兩位導演作為多年的新聞從業者，在敘事技巧方面可以算是爐火純青。
對於這種成熟的敘事技巧，有一點創作上的秘密值得分享：由於金斯伯格本人身居高位、事務繁忙，她在影片拍攝的初期曾經多次拒絕導演的拍攝請求。於是兩位導演從與她有關的人物開始一個一個走訪、拍攝，一圈一圈地接近圓心中間的金斯伯格。在最終金斯伯格終於同意抽出兩個小時的時間接受採訪之前，整個紀錄片的敘事框架已經搭好、剪輯幾乎已經完成，只需要用她的採訪來「填空」。對於時間十分緊迫的採訪，導演們便是這樣充分地準備好了他們需要獲取的內容、問出最恰到好處的問題，水到渠成。不得不說，這令《RBG》成為了一部在紀錄片工業流程上創造了新標準的影片。
至於這種極度工整的製作是否少了些許紀錄片作為當下記錄的趣味性，也許需要觀眾自行定奪。但至少，奧斯卡作為「學院獎」，定是十分青睞這種新聞學院教授出品的學院式作品。
豐富多元而具有啟示性，這便是我對奧斯卡最終入圍的五部紀錄片的總體評價，了解它們，能夠讓我們不光體驗一部部精彩的故事，更看到當今最優秀的紀錄片在怎樣講故事、在面臨著怎樣的問題。
紀錄片是社會的一面鏡子，也許通過奧斯卡紀錄片獎這一個小小的契機，我們可以更加認識到紀錄片的價值，人性和影像結合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