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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埠後的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猖獗一時的流氓和防不勝防的騙術

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11月17日,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規定,上海正式開埠,從此中外貿易中心逐漸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自此,外國商品和外國資本紛紛通進長江門戶,開設行棧,建設碼頭,設定租界,開辦銀行等等經貿諸活動紛紛舉行。

在開埠之初,上海城市人口大約有100,000多,10年後的1853年,上海人口達到500,000,1900年人口超過1,000,000,1930年代人口超過3,000,000,1949年初達到5,460,000,可以說在100多年中增加了2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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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測的上海城廂及租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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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舊照片

上海在開埠之前是一個普通的沿海城市,單從人口而論在全國排名在10名以後,但是到了1900年的時候就躍居全國第一,到1920年代,已經是一個特大型大都市。1919年,中國100,000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69個,其中上海以2,400,000人口穩居第一,比第二名1,600,000人口的廣州多800,000,比第三名人口900,000的天津多1,500,000,超過了第七名蘇州(600,000)、第八名重慶(525,000)、第九名香港(525,000)和第十名成都(500,000)等4個城市人口的總和。

上海國內人口的80%以上來自於包括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湖南、山東等18個省區,同鄉會是他們最為熟悉的組織,同鄉是他們之間最為親切親密的關係,基於同鄉關係的會館、會所,為旅滬人士尋找工作、排解糾紛、申訴冤屈、子女就學、看病就醫、辦理婚喪嫁娶之事,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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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姿百態的地方話、地方菜、地方戲成為各地同鄉彼此認同的重要標誌

作為一個五方雜處的特大都市,各種文化、政治、經濟因素相互影響,衍生出上海社會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諸如衣著、飲食之講究多樣,語言的南腔北調,娛樂的花色繁多,鴉片的泛濫成災,娼妓的畸形繁榮都已經為人們所熟知,流氓的猖獗一時、騙術的防不勝防,更是其中具有上海本地專屬特色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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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石齋畫報》為中國最早的旬刊畫報。光緒十年(1884)創刊,二十四年(1898)停刊。

如果要進一步強調上海本地特徵的話,猖獗一時的流氓活動和防不勝防的騙術當以拐帶婦孺最為突出。

拐帶人口、販賣人口,在當時被認為是凡是繁盛處所皆有之,而上海獨多,其中有從內地拐帶到上海的,也有從上海拐帶前往內地乃至於境外,被拐帶的對象有的被充作奴僕,有點被當做豬仔,其中婦女在流氓切口(俚語)中被稱為條子,很多被販運至東三省,小孩則被稱為石頭,被運至廣東、福建等省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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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以暴力或不正當手段 ) 劫掠(某人)去作水手; (以武力或武力威脅) 強行拘留。

在當時的上海,還有一些外籍人士開設酒館,僱傭舞女、娼妓招攬顧客,在酒中摻入蒙汗藥把人迷倒,隨後繩捆索綁裝入麻袋,賣給人販子裝上輪船運往國外,更有甚者,有時候還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將人強行拖走。而隨著這一類『販賣豬仔』事件的不斷發生,shanghai這個英文單詞,除了被當作『上海』地名解釋外,也有著『(以暴力或不正當手段 ) 劫掠(某人)去作水手; (以武力或武力威脅) 強行拘留;誘騙、拐賣、強迫(某人做某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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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正洲油畫作品《白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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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相人是舊上海俚語,對某一類人的稱呼。上海話里,「白相」就是玩,也就是在社會上玩的人。

開埠之後的上海作為商旅駐足的衝要都市,失業流離的人士觸目皆是,因此有人特別租賃房屋開設包括女傭薦頭店之類的職業介紹場所,讓失業或者有志於求職的男女將自己的年歲和所擅長的事項開列在一個單子上,到薦頭店報名挂號,薦頭店的工作人員將所收到的各行各業待僱傭者的信息公布在報刊上,有合用者立刻另覓保人推薦往用人廠商店鋪,薦頭店從用工薪酬中提取10%作為傭金。這一類機構使得失業求職之人和招工店鋪廠商都得到了商務上的便利,但是,拐帶婦孺的地棍白相人也利用這一類機構來實施騙術。

揚州、無錫、蘇州、松江等地的鄉女,因為上海的傭人僕役的工資相對老家來說較高,往往到上海來求職,她們甫到上海,往往選擇薦頭店報名挂號,而除了上述正規嚴謹的薦頭店之外,許多薦頭店就是拐帶婦孺的地棍白相人開設的行騙機構,他們往往以介紹為名,將鄉村女子引入位置偏僻的旅店,女子眼看環境人員陌生,十分無助,往往號哭求助,歹徒通常先用暴力毆打欺凌,並且威脅說:『你已經進入我們的陷阱圈套,不從就只有死。』另外還讓自己的同黨玷污她們,稱之為『滅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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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女子既被暴力威脅,又失身於人,逐漸喪失反抗的意志,歹徒卻還敲釘轉角,進一步在精神上控制她們——歹徒又安排另外的匪徒購其為妾,假裝是善良厚道的買家,詢問其家世來歷,女子自然哭訴自己的冤枉苦難,然後原來的匪徒便又把她捉回去暴打懲罰,如是一而再再而三,女子再也不相信所謂的『同情自己的善良的好心人』,此時地棍白相人再把女子攜帶到市鎮出賣,在此情形之下,受害人既不會報案,案件本身也就無從破起——除了直接從事相關犯罪活動的地棍白相人之外,汽船等交通工具上的船員、各處的警察和偵探,都與犯罪活動『通同保險』,這也是『絕無破案之事』的原因。

上海的地棍(流氓、白相人)據當時的報界人士不完全統計,有8,000多人,除了拐帶婦孺之外,他們還從事拆梢(指以非法之舉動、恐嚇的手段,借端敲詐勒索財物,也就是普通話的敲竹杠)、硬詐( 兔起鶻落、猝不及防地敲詐受害者的錢財)、擺丹老(強藉資產)、吃講茶(所謂下等社會在茶館以判曲直)、索陋規(收取煙館、賭場的保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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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是上海城市的靈魂,那麼其中自然不完全是井然有序、溫良恭儉讓

在上海崛起之前,中國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城市的規模、地位與城市的行政等級相對應,依次是都城(京城)、省城(省會)、府城、縣城,都城比省城重要,省城比府城重要,府城比縣城重要,幾乎無不如是。中國古代80%到90%以上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或者政治中心,上海的勃興則完全跳出了這樣一種模式,這座城市既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是依靠著買賣發展起來,買賣是上海發展的靈魂,所以上海跟中國傳統城市類型存在著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既然買賣是上海城市的靈魂,那麼其中自然不完全是井然有序、溫良恭儉讓,毋庸諱言,存在著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不和諧音符——本文所涉及到的猖獗一時的流氓活動和防不勝防的騙術,就是上海開埠之後自發發展和崛起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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