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軍的勁敵——梟雄贊吉的崛起
第一次十字軍到來後的半個世紀中，很少見到伊斯蘭世界堅決一致地回擊拉丁人的跡象。耶路撒冷——穆斯林世界中僅次於麥加、麥地那第三神聖的城市，依舊在十字軍手中。遜尼派伊拉克、敘利亞與什葉派埃及之間基本的分歧仍未彌合，曾經強大的塞爾柱帝國四分五裂。除去穆斯林偶爾的勝利（尤其是1119年的血田戰役），12世紀初期佔據主流的依舊是法蘭克人的擴張和進攻。但在1140年代，當摩蘇爾的阿塔貝伊贊吉（Zengi）與其家族（即贊吉王朝）高舉「吉哈德」的火炬時，伊斯蘭吉反擊的春天終於降臨了。
一， 死水微瀾
1099年十字軍攻陷耶路撒冷以來，歷經整整一代人的勵精圖治，拉丁人總算在黎凡特站穩了腳跟，碎片化的伊斯蘭世界無法作為整體對抗生機勃勃的西歐移民，但限於人口和實力的不足，中東的拉丁人同樣無力獨自發動大規模遠征。雙方呈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膠著態勢。
拉丁人是統治本地臣民的精英，但數量上居於絕對劣勢。語言差異似乎依舊是區分身份的因素。拉丁人使用的通用語為古法語（拉丁語作為書面語言），雖然一些定居者的確學習了阿拉伯語和其他東方語言（諸如希臘語、亞美尼亞語、敘利亞語、希伯來語），大部分人並未這麼做。許多拉丁人居住於都市和沿海的社區——因此與本地農業人口隔絕。在內陸鄉村環境下，來自西方的領主們通常居住於單獨的莊園宅邸內，很大程度上被切斷了與臣民的聯繫，但分享稀缺資源（例如水資源）的實際需要有時促成了接觸的增加。通常而言，小型鄉村居民點傾向於保持一致的宗教身份，以至於一個村莊可能由穆斯林組成，另個一個則是希臘人（在部分近東地區至今如此）。然而大型城鎮卻更加多元化。
因此，法蘭克人無疑統治了各式各樣的「東方」人民。拉丁人是置身於外，還是融入這十分複雜的環境？根據鮑德溫一世國王的隨軍教士沙特爾的富爾徹1120年代的記載，他們似乎迅速接受了高度的文化互滲：
「我祈求，思忖一下在我們的時代上帝是如何將西方人轉化為東方人的吧。因為我們西方人已經變成了東方人。這片土地上的羅馬人或法蘭克人成了加利利人或巴勒斯坦人。蘭斯或沙特爾人成了提爾或安條克市民。我們已經淡忘了自己的出生地。」
關於「海外之地」（十字軍諸國的統稱）生活的真諦，最引人入勝的資料來源恐怕是烏薩馬·伊本·蒙基德[1]（Usama ibn Munqidh）的《沉思之書》。這是一部由一位目睹了12世紀聖地戰爭的敘利亞北部阿拉伯貴族撰寫的故事和秘史集。烏薩馬的字裡行間充滿了對與法蘭克人打交道的評論（附帶著相關細節）以及十字軍國家的生活。他的興趣幾乎總在奇聞異事上，因此，他記載的材料必須謹慎使用；雖然如此，其著作依舊是一座資料寶庫。關於拉丁人的東方化問題，他寫道：「有一些法蘭克人已入鄉隨俗，並常和穆斯林打成一片。他們好過初來乍到的那些人，但只是特例，不能當作典型。」在其一生中，烏薩馬曾邂逅過熱衷黎凡特食物以及常去公共浴室（hammam，同時對拉丁人和穆斯林開放）的法蘭克人。
烏薩馬著作中最令人吃驚的記載之一是他與法蘭克人常態化的接觸。雖然有一些發生在戰爭環境下，但許多會面是友好、客氣的。這可能是烏薩馬高貴出身的作用，但拉丁人和穆斯林建立了友誼也是毋庸置疑的。例如，烏薩馬記述了「一位（富爾克國王帳中）受尊敬的騎士漸漸喜歡上與我相處並成為了我親密的朋友，他稱我為『兄弟』。我們二人情同手足。」雖然如此，《沉思之書》的許多故事中依舊存在弦外之音：一種與生俱來的對穆斯林文化和才智的優越感。以他的騎士朋友為例，當法蘭克人提出帶著其14歲的兒子回到歐洲以便讓男孩接受適當的教育並「獲得理性」時，這種優越感便浮現了。烏薩馬認為該提議荒誕不經，顯示出「法蘭克人」缺乏智慧。
另一段烏薩馬·伊本·蒙基德看似不太可信的交往是他與聖殿騎士團的親密關係。據烏薩馬說：
「當我拜訪耶路撒冷的聖地時，我將前往阿克薩清真寺，它的旁邊矗立著一座小清真寺，已經被法蘭克人改建為了教堂。當我步入阿克薩清真寺——那裡我的聖殿騎士團友人將對小清真寺清場，以便讓我能在此祈禱。」
1135年的近東局勢
許多對穆斯林臣民待遇的歷史爭論集中在禮拜權力、經濟盤剝等日常問題。在這方面，伊比利亞穆斯林旅行家、朝聖者伊本·朱巴爾[2]（Ibn Jubayr）提供的證據令人頗受啟發。在1180年代早期的偉大旅行中（包括北非、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伊本·朱巴爾穿越耶路撒冷王國，在乘船前往西西里前到訪了阿卡、提爾。在途經加利利西部的旅程中，他寫道：
「沿途是連綿的農田和井然有序的村莊，其居民皆為穆斯林，他們與法蘭克人和諧共處。真主讓我們抵住了誘惑。在收穫季節他們將一半收成上繳法蘭克人，並支付1第納爾又5克拉特（qirat）作為人頭稅。除此以外，他們未受到過多干預（除了一筆較輕的果樹稅）。他們能夠完全支配自己的房屋和財產。」
這份文獻似乎表明一大批本地穆斯林人口在繳納人頭稅（伊斯蘭統治者也對其非穆斯林臣民徵收類似的人頭稅）和農業稅後，相對和睦地居住在拉丁巴勒斯坦。現存的關於同時期伊斯蘭政權稅收水平的證據表明，法蘭克人治下穆斯林農民的處境並不更糟。實際上，伊本·朱巴爾甚至暗示，穆斯林更有可能在法蘭克地主處獲得公正待遇，而在同一信仰的地主那兒遭受不公。伊本·朱巴爾還記述說，在阿卡和提爾，穆斯林臣民擁有使用清真寺和禮拜的權利。依據如此片段性的證據，無法明確地表明生活在海外之地的全體穆斯林均享有類似的宗教自由。大體而言，海外之地法蘭克移民的既得利益是讓他們的本地臣民保持循規蹈矩、心滿意足，並且當地東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生活條件並未造成普遍的內亂與遷徙。以同時代西歐或穆斯林東方的標準，生活在十字軍國家的非法蘭克人大概沒有遭受明顯的壓迫、剝削或凌辱，相反，還體現出了一種共存共榮的趨勢。
產於12世紀據說鑲嵌著來自聖地真十字架碎片的聖物匣十字架
讓黎凡特法蘭克人與穆斯林變得親善的一種交往模式是貿易。在拉丁人移民的頭100年，這裡有明確的跡象表明商業活動生機勃勃。來自威尼斯、比薩、熱那亞的義大利商人在此過程中成為主角，于海外之地主要的港口和沿岸城市建立了飛地並創造了一道跨地中海的複雜貿易網。這些連接近東與西方的商業動脈，令黎凡特的物產（例如甘蔗、橄欖油）和來自中東、亞洲的珍貴貨物得以抵達歐洲市場。到目前為止，源於東方的大宗貿易仍然經由埃及，然而即便是這樣，海外之地的經濟發展顯得格外有利可圖：它為諸如威尼斯這樣的城市演變為中世紀商業強權鋪平了道路；通過稅收，它也幫助安條克、的黎波里、耶路撒冷充實了國庫。這並不意味著東方的拉丁居民點應被當做歐洲剝削性的殖民地。他們的建立與生存或許部分地仰仗諸如熱那亞這樣的國家；但他們最初並非是作為經濟冒險而創立的。他們同樣不為「西方故土」的利益賣命，因為這種情形下產生的財政收入傾向於留在東方。
從穆斯林世界到法蘭克黎凡特的地中海港口的貨物通道不僅僅對拉丁人舉足輕重。它也成為了更廣闊的近東經濟中的關鍵一環：與經營東方商隊的穆斯林商人的生計息息相關；對伊斯蘭大城阿勒頗、大馬士革的收入至關重要。這些共同利益產生了相互依賴並促成了謹慎而有規則（因此本質上「和平」的）的交流，甚至在政治、軍事衝突升溫的時代也是如此。最後，即便正處於聖戰中，貿易也因過於重要而無法被中斷。
歷史學家們常常將1120年當做黎凡特的危機、緊張之年。畢竟，血田戰役殷鑒不遠，同年的納布盧斯會議規定嚴懲跨文化的親善行為。然而，1120年，鮑德溫二世也著手大幅削減耶路撒冷的商業稅。據沙特爾的富爾徹（他當時正居住於耶路撒冷）記載，國王宣稱：「基督徒和薩拉森人將擁有來去自如、在任何時間向任何人販賣商品的自由。」依據穆斯林方面的證據，大約在同一時期，伊爾加齊（血田戰役的勝利者）廢除了阿勒頗的過境稅並與法蘭克人締結了停戰協定。在兩位假定的敵人之間，其親善程度已無從判定，但雙方顯然都在竭力地試圖刺激貿易。實際上，拉丁人與穆斯林商業往來的進程與範圍似乎很大程度上未受到伊斯蘭世界中「聖戰」熱潮的影響。在許多十字軍顯貴看來，與穆斯林商隊互通有無，顯然比在戰場上刀兵相見更加有利可圖。而許多伊斯蘭教徒，似乎也將拉丁人的存在視為了理所當然。
就在這波瀾不驚的氛圍中，一個名叫伊馬德丁·贊吉（Imad ad-Din Zengi，1084-1146）的突厥人，卻激起了陣陣漣漪。
一， 初露鋒芒
贊吉大約出生於1084年，其父為塞爾柱帝國蘇丹馬利克沙阿麾下的突厥埃米爾桑庫爾·哈吉卜（Aq Sunqur al-Hajib，1087年被任命為阿勒頗總督）。中世紀傳說他的母親為奧地利的伊達（1055-1101，奧地利藩侯利奧波德二世的遺孀），但這顯然屬於穿鑿附會。1092年馬利克去世後，桑庫爾青睞馬利克次子巴爾基雅魯克（Barkiyaruq），反對馬利克的兄弟圖圖什一世，於1194年被後者以謀逆的罪名斬首。年幼的贊吉由摩蘇爾總督凱爾波加撫養，成人後陸續為摩蘇爾的統治者效力。早年家庭的悲劇想必在他心中留下了陰影，使他篤信人性本惡，而在摩蘇爾總督凱爾波加處寄人籬下的生活，又培養了他陰沉、狡詐的性格。據說，年輕時代的贊吉「相貌英俊，有著棕色皮膚，雙目迷人」。一位穆斯林編年史家如此敬畏、冷峻地描繪道：「他的個性猶如豹子，他的怒氣好像獅子，不放棄嚴苛，不心懷憐憫……其突襲令人恐懼，其粗野令人避之不及；好鬥，無禮，將死亡帶給他的敵人和臣民。」1114年，他在摩蘇爾總督伊爾布素齊（il-Bursuqi）麾下，與羅姆蘇丹馬利克沙阿之子馬蘇德（Mas"ud ）一道參與了對埃德薩的圍攻，歷時兩月，未能攻克，但贊吉作為一名「聖戰鬥士」，第一次嶄露了頭角。
巴爾基雅魯克
1126年末，阿拔斯王朝第29代哈里發穆斯塔爾希德（Al-Mustarshid，1092-1135）準備利用塞爾柱王朝四分五裂的機會，擺脫塞爾柱蘇丹的掌控徹底獨立。正外出狩獵的塞爾柱蘇丹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 of Great Seljuq，1105-1131）派遣他信賴的將領贊吉前去平叛。經過短促的戰鬥，贊吉於瓦西特擊敗了哈里發的軍隊，迫使哈里發不得不表示退讓屈服。雖然在這張衝突中，穆斯塔爾希德淪為了贊吉的手下敗將，但後者顯示出了極為高明的手腕。贊吉對哈里發禮遇有加，令穆斯塔爾希德心存感激。不久後，伊爾布素齊去世，摩蘇爾總督一職出缺。原本馬哈茂德二世心儀的是貝都因人迪貝斯（Dubais），但穆斯塔爾希德成功地使他相信功勛卓著的贊吉是最佳人選。1127年，年幼的王子阿爾斯蘭被任命為摩蘇爾總督，贊吉擔任其阿塔貝伊（atabeg），他在同年秋天正式上任，終於大權在握，成為一方諸侯。1128年春，他利用阿勒頗的內亂向該城進軍，借口是阿勒頗曾經也是伊爾布素齊的領土。市民們已厭倦了無政府狀態，欣然迎接贊吉入主。6月28日，贊吉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式，並迎娶了昔日阿勒頗統治者里德萬（Ridwan）的女兒，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為了避免樹敵過多，贊吉旋即與埃德薩伯爵喬斯林一世締結了一份為期兩年的和平協議，以便有時間在穆斯林諸侯中拓展勢力。
阿勒頗老城
1130年初，贊吉俘獲了哈馬統治者巴哈丁（Baha al-Din）以及大馬士革統治者塔傑·穆盧克·布里（Taj al-Muluk Buri）的一個兒子，並因此奪取了哈馬。他亦想趁勢攻佔霍姆斯，但因守軍殊死抵抗未能如願。同年，他從法蘭克人手中奪取了阿塔勒布（al-Atharib），並對馬爾丁（Mardin）和希森卡伊法（Hisn Kaifa）的阿爾圖格王朝發動攻勢。1131年，塞爾柱蘇丹馬哈茂德二世駕崩，他未成年的兒子達烏德（Dawud）宣布繼位，然而，馬哈茂德的三個兄弟圖格魯勒（Tughril）、馬蘇德以及塞爾柱沙阿（Seldjuk-Shah）也紛紛對王位提出了要求。達烏德得不到臣民與哈里發的支持，很快被迫退位。在三位兄弟之爭中，哈里發穆斯塔爾希德青睞塞爾柱沙阿，而贊吉卻選擇與馬蘇德站在一起。他從摩蘇爾起兵向巴格達進發，在提克里特附近，面對穆斯塔爾希德、塞爾柱沙阿的聯軍，遭受了平生第一場慘敗。贊吉的部隊幾乎損失殆盡，如果沒有提克里特總督阿尤布·伊本·沙迪（Ayyub ibn Shadi，未來阿尤布王朝的先祖）冒死相救，他險些重蹈父親桑庫爾·哈吉卜的覆轍。塞爾柱王朝手足相殘的亂象再度鼓舞了穆斯塔爾希德，他希望藉此擺脫塞爾柱家族，重獲自由。這一次，贊吉作為塞爾柱家族的擁躉，宣布起兵勤王，他與貝都因酋長迪貝斯聯合攻向巴格達，雖然初嘗勝績，但很快被身先士卒的哈里發逆轉了局勢，被迫退回摩蘇爾。第二年春天，穆斯塔爾希德集結了一支大軍，意氣風發地殺向摩蘇爾，看上去他即將恢復阿拔斯王朝昔日的榮光了。但贊吉狡黠地選擇率領主力撤出摩蘇爾城，利用騎兵的機動，以游擊的方式騷擾穆斯塔爾希德的營帳，破壞他的補給。哈里發人數上的優勢反而成了累贅，三個月後，不得不狼狽地退兵。阿拔斯王朝的「復興」於贊吉面前不過是曇花一現。第二年，得到贊吉支援的馬蘇德捲土重來，決定性地擊潰了哈里發的部隊。穆斯塔爾希德遭到放逐，並在馬蘇德默許下被刺殺。馬蘇德與贊吉進而廢黜了穆斯塔爾希德之子拉希德二世，另立其兄弟穆克塔菲為哈里發。穆克塔菲與馬蘇德競相拉攏贊吉，給予他各種高貴的頭銜，這令他免除了後顧之憂，可以全力應對西部的威脅。
贊吉野蠻、冷酷甚至專橫、暴虐的名聲開始慢慢為人熟知。為了確保臣民忠心耿耿，為了讓敵人望風而降，他篤信極致恐怖的力量。一位阿拉伯編年史家承認，這位阿塔貝伊利用恐懼來控制軍隊，他寫道：「他像個暴君，會不分青紅皂白地魯莽行事。」他評論說：「當他對一個埃米爾感到不滿時，會殺死或流放他，雖然饒過其子女但是會閹割他們。」
1134年，贊吉在阿米達（Amida）附近重創希森卡伊法軍隊，但未能攻取該城。大約與此同時，贊吉被布里之子沙姆斯（Shams）邀請進入大馬士革以調停諸子紛爭，但當於第二年1月他領兵進入城外時，沙姆斯已經被殺，他的兄弟謝哈布丁·馬哈茂德（Shihab ad-Din Mahmud）取而代之。贊吉以為沙姆斯報仇為名與謝哈布交戰，互有勝負，最終巴格達的哈里發要求贊吉退回摩蘇爾，贊吉不損臉面地藉此抽身而去。贊吉旋即重新對法蘭克人用兵，攻佔了澤達納（Zerdana）等地。稍後他再度圍攻霍姆斯，但聽聞伊拉克後方不穩後，只能班師回國。
阿勒頗大清真寺，由贊吉之子努爾丁擴建
1135年12月，由於擔心贊吉新一輪進犯，霍姆斯統治者將它獻給了大馬士革統治者。1136年春，大馬士革馬穆魯克禁衛軍領袖巴扎瓦什（Bazawash）通過政變掌握了實權，他旋即對的黎波里伯國發動了攻勢。第二年，在當地對法蘭克人不滿的基督徒嚮導之下，巴扎瓦什的軍隊出其不意地出現在的黎波里伯爵龐斯（Pons）的駐地。基督教軍隊被徹底擊潰，龐斯遁入深山，卻遭到一位基督教農夫出賣，落入了穆斯林手中。巴扎瓦什下令將他立即處決，他並不奢求吞併伯國，大肆劫掠一番後，便帶著豐厚戰利品返回了大馬士革。
拜占庭皇帝約翰二世
新任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二世年僅22歲，血氣方剛，急於為父親報仇雪恨。他不敢將矛頭指向強悍的大馬士革，便把怒火傾瀉在國內的基督教叛徒身上。伯爵領軍掃蕩了幾個據說幫助過穆斯林入侵的村莊，將男人屠殺殆盡，婦女兒童則淪為了奴隸。這樣的倒行逆施不但沒有給伯國帶來穩定和安全，反而讓伯爵人心盡失。同年夏天，贊吉正率領摩蘇爾、阿勒頗的部隊圍攻霍姆斯，但久攻不下。此時他聽說了雷蒙德二世率軍開拔的消息，誤以為伯爵準備對己不利，便立即解除了對霍姆斯的圍困，前去迎擊雷蒙德。伯爵懾於贊吉的威名，選擇了避戰，贊吉的回應是將的黎波里伯國重要的蒙費朗（Montferrand）城堡圍得水泄不通。雷蒙德的兵力不足以解圍，被迫向宗主耶路撒冷國王富爾克求救。富爾克徵集了所有部隊，以急行軍的速度馳援的黎波里伯國，但勞師遠征，進入蒙費朗附近山區時，人困馬乏，已是強弩之末。贊吉原本已經撤圍而去，聽聞斥候帶回的情報後，突然又出現在十字軍營地四周。富爾克與雷蒙德殊死抵抗，但已是徒然。十字軍大部分陣亡，雷蒙德二世被俘，富爾克與少數親兵幸運地逃入蒙費朗城堡據險死守。國王在贊吉合攏包圍網前一刻派出了信使，他們分別奔赴耶路撒冷、埃德薩和安條克，請求它們伸出援手。留守耶路撒冷的宗主教威廉徵集了王國幾乎每一個適齡男子，他親自高舉著真十字架，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埃德薩伯爵喬斯林二世、安條克親王雷蒙德也是精銳盡出。適逢拜占庭皇帝約翰二世正駐蹕在安條克城內（他希望能將安條克這座昔日拜占庭的重鎮重新置於掌控下，並以自己為領袖發動對異教徒的遠征），他也決定率領主力為富爾克解圍。一支陣容空前的基督教聯軍在貝卡谷地集結，這令贊吉如坐針氈——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獵手贊吉竟有可能淪為拜占庭皇帝的獵物。幸運的是，城堡中的富爾克國王同樣度日如年。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均被切斷，對援軍的情況一無所知。贊吉決定發動心理戰——他下令打造了十台投石機，擺出了強攻的姿態。富爾克果然中計，他秘密派出使節，向贊吉詢問投降的條件，這正中後者下懷。贊吉表示願意允許國王和全體守軍平安離開，並釋放此前俘獲的拉丁貴族，包括的黎波里伯爵，作為交換，他要求獲得蒙費朗城堡。考慮到贊吉以往心狠手辣的名聲，上述條件可謂宅心仁厚。不明就裡的富爾克立即表示同意。國王與衛士們被帶到摩蘇爾阿塔貝伊帳前，後者不但信守承諾，釋放了全體戰俘，對待富爾克也十分恭敬，甚至親手送給他一件華貴的長袍。眼前的伊馬德丁·贊吉是如此陌生，想必富爾克與雷蒙德都有如墜五里雲霧之感。直到他們恍恍惚惚地抵達貝卡谷地，與約翰二世等貴胄相逢，方才恍然大悟——又中了贊吉的計。
[1]烏薩馬（1095—1188）為著名穆斯林詩人、作家、騎士與外交家。他原是夏薩（Shaizar）埃米爾的繼承人與侄子，但後來遭到放逐。作為朝臣先後侍奉過烏努爾、贊吉、努爾丁與薩拉丁，也為埃及法蒂瑪王朝工作過，還同至少兩任耶路撒冷國王私交甚篤。他的足跡遍布阿拉伯世界，其代表作Kitab al-I"tibar （即《沉思之書》）是那個時代關於伊斯蘭世界與十字軍國家的重要史料。
[2] 伊本·朱巴爾（1145-1217）是來自安達盧斯（Al-Andalus）的地理學家、旅行家、詩人。1183-1185年他曾從伊比利亞半島啟程前往麥加朝聖，隨後從海路經西西里回國，並將沿途所見所聞著述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