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先生千古 | 不可低估的中國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
導讀：在當時的疑古思潮中，曾出現過一種極端的說法，叫作「東周以上無史」論。過去說中國有5000年歷史文化，一下子縮短了一半，以上部分通通成了空白。
李學勤（1933—2019年），當代中國傑出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與古文獻學家。他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有極深造詣。針對宋代以來低估中國古代文明的思潮，他高瞻遠矚，提出「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繼往開來，以地下出土古文字、古器物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引領人們追尋中華文明的源頭，揭開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真相，打開了中國早期文明世界的大門，展示了先民創造的經驗、成就與智慧。2013年度榮膺「孔子文化獎」學者。
下面內容是《孔子文化獎學術精粹叢書·李學勤卷 》摘編。
"清華簡"對談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疑古思潮最盛的時期，而疑古則有著相當久遠的根源。各個時期的疑古之風，其歷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絕不可一概而論。
疑古之風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慶曆以後，學風丕變，如王應麟《困學紀聞》所云：「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新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士梗。」宋儒之學的一般特點，是以義理之學取代漢唐的註疏之學。
疑古之風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學，而於辨偽書方面則繼續了宋人的統緒。他們所辨古書，每每同反對宋學有關。例如閻若璩等指摘古文《尚書》，宋儒津津樂道的《大禹謨》十六字心傳便失了依據；胡渭等批評河圖洛書，也是針對周敦頤以至朱熹的學說。清人崇尚門戶，先以漢學反對宋學，接著以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劉逢祿作《左氏春秋疏證》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經學與變法維新的進步思想結合起來，這一趨向，在龔自珍學說中已見其端倪。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說：「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
康有為的著作對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疑古思潮有頗大影響，可是兩者的思想性質實有根本的不同。康有為和其他今文經學家一樣，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後來力倡建立孔教，20年代的疑古思潮則與此相反。
顧頡剛先生1924年在一則筆記中說：「我們今日所以能徹底的辯論古史，完全是沒有崇拜聖人觀念之故。這崇拜聖人的觀念須到今日倫理觀念改變時才可打消」。這與康有為的孔教剛好對立，有很不同的歷史背景。無論如何，龔自珍到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和20年代興起的疑古思潮，都起過重要的進步作用。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確實把信古打倒了。凡細讀過七冊《古史辨》的人，都會看到這一思潮的成績。疑古的學者不僅總結了宋、清以來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偽的方法和理論。這一思潮的基本學說，如顧頡剛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至今仍影響著海內外的學術界。
可見，疑古思潮的真正出現，是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疑古思潮從起源上說，可追溯到19世紀末，也就是晚清的時候。當時人們正向西方尋求真理，對舊的傳統觀念，包括對中國上古歷史的看法，產生了懷疑，開始採取批判的態度。
實際上，這種疑古的思想不僅在中國出現，差不多在同一時刻，日本和歐洲也都有人對中國的古史表示懷疑。他們的見解，對中國學者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到了辛亥革命以後，疑古思潮在中外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外國的例子，如日本的白鳥庫吉有「堯舜禹抹殺論」，是很有名的。
從中國當時的思想史來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其積極進步的意義的。因為這一思潮的興起，有利於衝破封建思想的羅網，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不過，我們今天加以回顧，也有必要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處，就是說，對於古史，對於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過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歷史文化的空白。
在當時的疑古思潮中，曾出現過一種極端的說法，叫作「東周以上無史」論。過去說中國有5000年歷史文化，一下子縮短了一半，以上部分通通成了空白。
疑古思潮在20世紀20年代的興起，應該可以說是社會變遷對時勢的呼喚。從世界範圍來看，在現代社會以前的社會，都有信古的觀念。西方中世紀的人們就認為古代好，認為創世紀時的天堂伊甸園的極樂世界最好。即使文藝復興後，他們也認為希臘、羅馬人的哲學和理想是最好的。把這種觀念顛倒過來是現代化的結果，是現代社會的呼喊，而不是古代流傳一貫的思想。
有不少中國人，19世紀前葉還在讀經書。只是到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特別是到了19世紀晚期，由於西學的興起，時勢的發展，才迫使極力維持科舉的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廢科舉、興西學，建立京師大學堂，用新興的學科取代讀經。
因為當時如不這樣，我們的國家就不能自立，我們的人民就不足以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對古代的認識必須有所改變。這樣做，必須打破古代的偶像，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能衝決舊的羅網，不足以立新學，不足以使人們接受世界的新知識。從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加以考察，不難看出，疑古思潮之所以興盛於茲，乃勢之必然也。
對於疑古思潮的作用，我曾做過如下三個方面的概括：
第一，是進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黃金時代」這一傳統觀點。眾所周知，歷史的發展雖然有許多曲折，但歷史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傳統觀念之所以認為古代是黃金時代，是因為有些人認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經書的內容是萬古不變的教條，為了維護經書的尊嚴，就要堅持古代是黃金時代的觀點。現在古史辨學者指出古代有些東西並不是進步的，而且存在許多問題，這有助於衝破羅網，解放思想，促進學術的正常發展。
第二，是古史辨學者對許多古代文獻，甚至是幾乎所有的古代文獻進行了重新審查，這和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對以《聖經》為代表的所有文獻進行審查一樣，為繁榮文化事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第三，由於古史辨學者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對傳統的古代觀進行了一次大掃蕩，從而為建立新的古代觀開闢了道路。這也正是現代考古學之所以能在20世紀20年代疑古思潮最洶湧澎湃時進入中國，並為中國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
在傳統觀念中，中國人最痛恨「偷挖墳墓」，因此在傳統的中國刑法中，對挖墳的人都要處以最高刑罰。可由於疑古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崇拜進行了大掃蕩，因此以發掘為主要內容之一的現代考古學能傳入中國。在這一點上，我們對疑古思潮的作用是要給予充分肯定的。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疑古思潮的一些副作用。
疑古是晚清今文經學一派率先倡導的一種思潮，反對古人對文獻一味尊信，要求就古史普遍做理性的審查。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起過很大的進步作用，但因懷疑過度，難免造成古史的空白。由於這一思潮的深遠影響，要對古代歷史文化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不能不擺脫有關觀點的約束。
我們在肯定疑古思潮歷史作用的同時，必須指出其不足，或者說不利於中國古代研究的一面。不迷信書本，「疑義相與析」，這是推動與促進學術研究發展的動力。
《古史辨》肇端於1923年在《讀書雜誌》上進行的長達九個月的古史討論，隨之一個階段的論爭主要是環繞古史問題。後來討論的範圍漸趨擴大，涉及古代的很多方面，特別是古書的真偽問題更是突出。現在看來，疑古思潮的影響表現最顯著的，正是在古書的辨偽問題上。馮友蘭先生專門提出的史料審查，也是這個問題。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無論做那門學問，總須以別偽求真為基本工作。因為所憑藉的資料若屬虛偽，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偽，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了。中國舊學，十有九是書本上學問，而中國偽書又極多，所以辨偽書為整理舊學裡頭很重要的一件事。」
自宋以來，學者疑古，首在辨古書之偽，其成效昭著，為人所共見。但是他們的辨偽，每每議論紛紜，難於折衷，並且擴大化，以至於如梁氏所說偽書極多，漢以前古書幾乎無不可疑，所謂「東周以前無史」的觀點於是產生。
由於古史辨學者在疑古時，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因此他們對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過頭，對一些本來不應懷疑、不該否定的內容也加以懷疑和否定，結果在辨偽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說是很多冤假錯案。
而如果對古書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麼古代就沒有什麼可講的了。中國古代也就沒有什麼歷史、學術了，中國也沒有什麼傳統和文化了。如胡適就曾發表《東周以上無史論》一文，認為東周以上沒有歷史。他認為《史記》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前就沒有什麼可信的記錄了。而《詩經》《書經》《周易》《周禮》等都不可靠，《左傳》中所講的東西全是假的。這樣一來，東周以上就沒什麼可講的古史了。
流風所及，有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就寫了一部名為《中華二千年史》的中國通史，把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一下子砍了三千年。這在國際上也造成了重大影響，如現在國外最權威的研究中國史的書，就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中國史》，而這套書的第一卷就是秦漢史。
為何如此，《劍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序對此曾有說明，他們提到，在籌劃編著這部巨著時，本想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可是中國的考古日新月異，把中國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歷史面貌幾乎徹底改變了，而現在還沒有能把嶄新的考古材料與傳統的文獻記載融會貫通而成公認的成果，因而全書只好從有大量可靠文獻依據的秦漢開始。在這本書中，中國照樣被砍去了三千年的文明史。
當然，現在一些外國漢學者的這種觀點正在改變，他們已完成了一部《劍橋中國古代史》（按我們傳統的說法就是《劍橋先秦史》）的初稿編寫工作。
李學勤先生在觀察舜帝陵廟遺址出土的文物
疑古學者的辨偽，其根本缺點在於以古書論古書，不僅不能跳出書本上學問的圈子，而且擴大化，漢以前古書幾乎無不可疑，「東周以前無史」的觀點就是這樣產生的。顯然，無論是「無不然之」，還是「無不可疑」，都無助於中國古代研究。正因如此，疑古思潮顯然衝決了「非聖不法」的羅網，但難以挑起重建古史的歷史重任。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實際已經開始了。這裡當然要提到王國維先生，他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王國維先生早年治哲學、文學，1911年冬東渡日本後始轉攻經史小學。他研究經學，既不是康有為那樣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樣的古文家。實際上，他對於清代以來的今古文之爭並非漠視，而是做了很多切實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他在1916年開始研究漢魏石經，尤其注意魏石經的古文，這一工作隨著石經陸續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還在繼續。
李學勤向總理贈送《民心惟本,厥作惟葉》捲軸
最近這些年，學術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籍。大量發現的這種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們有可能對過去古書辨偽的成果進行客觀的檢驗。事實證明，辨偽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錯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過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夠進一步了解古書在歷史上是怎樣形成的。
我們還體會到，漢晉時期的學者整理、傳流先秦古書，會碰到怎樣複雜的問題，做出多麼艱辛的努力，後人所不滿意的種種缺點和失誤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經說過，疑古思潮是對古書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們應該擺脫疑古的若干局限，對古書進行第二次大反思。
今天的學術界，有些地方還沒有從「疑古」的階段脫離出來，不能擺脫一些舊的觀點的束縛。在現在的條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時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孔子文化獎學術精粹叢書·李學勤卷 華夏出版社
目錄
第一編不可低估的中國古代文明
走出疑古時代與古史重建
一、走出疑古時代
二、通向文明之路
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
一、被低估了的中國古代文明
二、中國古代文明的長度
三、中國文明的連續性
四、中國古代文明的廣度
五、中國文明發展的高度
重寫學術史
一、學術研究的「發現時代」
二、出土文獻與古籍整理
三、對古書的反思
四、辨偽的檢討與新認識
五、簡帛佚籍與學術史
第二編孔子儒學與傳統文化
孔子之「集大成」
一、儒學植根於中華文明的沃土
二、孔子與古代學術的新時代
三、儒學是中華文化的主流
出土文獻與早期儒學
一、先秦儒家典籍再認識
二、出土文獻與早期儒學史研究
孔子思想的傳承與傳播
一、孔氏家學與漢晉時期的儒學
二、對宋明理學及清代樸學的比較研究
三、國學與當前的「國學熱」
四、國際漢學研究
編選引用參考文獻
李學勤先生學術年譜
編選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