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攝影師穆埃：我是如何拍攝總理默克爾的？

他或許是跟默克爾最「親近」的人， 他記錄了德國總理身邊的點滴細節，他的鏡頭反應出這位德國領導人不為人知的一面，他用圖片去解開一段歷史的密碼。

穆埃喜歡將這些上層人士置於一個更大的場景內，留下他們的側面或者背面。這些人通常情況下會采勸「不許拍照」的立場，但一旦接受拍攝又「必須被人認出」。而穆埃卻偏偏不拍攝他們的臉，只是讓他們成為自己所構建的故事的其中一角，而非全部。

在一張靜謐的田園風景照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側身站在一旁的大樹下，頭微微向後扭，觀眾無法看見她的表情和目光。

拍下這張照片的是安德里亞斯·穆埃，德國最重要的當代攝影藝術家之一。「那是2008年拍的，那天天氣很好，默克爾的心情也很好，很享受那一刻。」

他拍攝過大量默克爾的照片，包括她的辦公室和她的居所，因此德國有一些媒體將穆埃稱為「默克爾的御用攝影師」。

安德里亞斯·穆埃

為了擺脫這個標籤，他後來拍了一組照片，叫「一次德國旅行」。照片中，一個看似默克爾的女性坐在車內，轉過頭，背對著鏡頭，看著窗外不斷變換的風景。

照片一經發表，德國媒體和攝影圈立刻嘩然——在德國，大家都知道默克爾是不接受在汽車內部拍攝她的，據說是因為默克爾覺得這裡是自己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唯一的私人空間，甚至連保鏢都只能坐在別的車裡——那別的媒體就投訴了：為什麼穆埃可以這麼拍，我們不可以？

最後默克爾辦公室只好發了一個聲明：坐在車裡的不是默克爾本人。

是誰呢？穆埃終於出來說話了：那是我媽。他讓自己的母親戴上假髮，穿上默克爾風格的衣服，假扮默克爾，拍了這組照片。

《默克爾在樹下》

9月11日，安德里亞斯·穆埃在中國的首個個展在北京紅磚美術館展出。策展人瓦爾特·斯邁林說：「穆埃這次展出的65件作品講述了東德和西德之間的故事，從文化身份、政治歷史及當前社會現實出發，藝術家細緻入微地洞察了德國的過去和現在。」

• 名人不再是照片的中心

「我不是某個國家的總理，希望從默克爾這裡得到什麼東西，不是她的粉絲，也不想成為她的朋友，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拍一張好的照片。」穆埃說，「她知道我不會希望從她這裡得到任何其他東西，所以她會對我比較信任，也會比較放鬆地表現自己。」

他拍攝了默克爾的肖像，也拍攝了她的辦公室和私人別墅。默克爾的辦公室是由上一任德國總理施羅德設計的，辦公桌後那面牆上掛的那幅畫是二戰後第一位西德總理的作品。

穆埃介紹說，實際上默克爾本人從來都不會坐在照片上那張辦公室中心的桌子前面辦公，默克爾每天工作的地方是鏡頭背後的一套很小的桌椅，「她每天就好像一邊看著之前的兩位總理一邊工作似的」。他也拍攝了默克爾的居所，看起來就像任何一個普通中產階級的房子一樣。

因為讓媽媽戴上假髮假扮了默克爾，所以後來穆埃再拍攝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的肖像時，媒體又開始猜：那是不是假的科爾？

但事實證明，那就是真的科爾。坐在輪椅上的前國家領導人面對著勃蘭登堡門，只把自己的背影留給觀眾。穆埃喜歡將這些上層人士置於一個更大的場景內，留下他們的側面或者背面。這些人通常情況下會采勸不許拍照」的立場，但一旦接受拍攝又「必須被人認出」。而穆埃卻偏偏不拍攝他們的臉，只是讓他們成為自己所構建的故事的其中一角，而非全部。

《勃蘭登堡門前的科爾》

• 擺拍納粹

穆埃1979年生於德國南部的卡爾·馬克思城（BezirkKarl-Max-Stadt）。1989年柏林牆倒塌、東西德統一之前，卡爾·馬克思城屬於東德，之後被改回原來的名字：開姆尼茨（Chemnitz），其城市格言是「有頭腦的城市」。

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穆埃還只是一個十歲的小男孩。「我在東德上小學一直上到四年級，課堂上被教了很多的政治正確的理念，等東西德合併之後卻被宣布這一切都是錯誤的。」

從那時起，德國的歷史進入了他的生活。2004年，穆埃開始研究和拍攝一系列跟東西德歷史、政治尤其是納粹時期的歷史相關的作品。

《未知43之一》

穆埃還讓模特重新模擬了那些納粹軍官的姿勢，在強烈的聚光燈下，他們就像是蠟人——作為「拷貝」，他們有其「原型」。

比如有一張是模仿海軍上將鄧尼茨的。當時這個場景是鄧尼茨正在接受他作為海軍元帥的頭銜，但是在穆埃的照片里，看不到旁邊的人群，也看不到希特勒，只能看到的是身後有一個黑影。鄧尼茨的這個姿勢在當時肯定是效忠的姿勢，但是現在看來像是在「謝罪」。

• 最不政治的一代

作為一個當代攝影藝術家，穆埃難以被簡單歸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通常使用大畫幅膠片相機進行拍攝——後者在表現光影和畫面細節上有著巨大的優勢，並擅長「用光來雕塑作品」，因而其作品常常具有戲劇性的美學特徵。

「他對環境氛圍的探索、與知名人物和當代歷史的相遇全部以誇張的方式形象地呈現在作品當中，有力地喚醒了記憶。」瓦爾特·斯邁林說，「穆埃通過這些構圖完美的影像令人讚歎地表現了現代德國，他的照片記錄了過去和現在。」

從構圖上，穆埃可以說有一點杜塞爾多夫學院派的風格，畢竟貝歇夫婦對後世攝影師的影響實在太大；但也可以看到兩者的明顯區別——貝歇夫婦是冷靜客觀甚至無情的，穆埃卻在作品中保留了一份源於對歷史的哲思而散發出來的微妙情感。

《運動》

這種感性美學，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另一位德國先賢：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風景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雷德里希。兩者都對德國遼闊、空曠、靜穆的自然風光進行了描繪，只是穆埃更多的是在探求詩情畫意背後的神秘，從而具有更為豐富的可解讀空間。

穆埃的父母是德國很有名的電影和戲劇演員，所以從小到大，他見證了德國戲劇文化以及電影這個大的文化場域裡面發生的種種事情，所以他認為攝影作品只要它是一幅好的作品，那它一定就是藝術品。

「我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一張照片是如何發生作用的，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一個作品的時間線，一個人的私人生活和歷史是如何相交的，過去和未來是在哪裡相遇的，我們的時代正在發生什麼。」穆埃是很篤定地想用攝影去表達自己的觀點的。

在採訪中我告訴穆埃，我在柏林很少看到政治符號或政治標語，唯一看到的一處還是一張海報，上面的標語大概的意思是：怎樣不去談論政治。因此，我問穆埃，德國的年輕人是如何看待政治的，政治的重要性是不是正好體現在它的「不政治」上。

作為兼職翻譯的助理策展人徐丹這樣轉述了穆埃的回答：「他覺得現在普遍的現象就是年輕人變得很自私，每天總是圍繞著自我在生活，完全缺乏一種對社會、對大環境的責任感。」

在數碼時代，每個人都在拿著手機看自己，或許在看自己喜歡的東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慢慢疏淡。穆埃認為現在的年輕一代是最不政治的一代：「大家都說我們的生活很自由，什麼都可以做，但沒有界限的自由創造出來的——比如說朋友之間要約見個面都定不下來，大家總是說『或許吧』『再說吧』——就連一點小事，這一代年輕人都不敢做決定，也不願意做決定了，因為不做決定，那就不需要承擔做決定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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