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與西北師範學院

顧頡剛一生兩次去甘肅，第一次是1937年9月29日至1938年9月9日（其間兩次赴西寧約20日），考查甘、青兩省教育。第二次去甘，是受蘭州大學校長辛樹幟之邀，於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赴蘭大講學。在蘭大講學期間，西北師範學院學生常去聽課，顧頡剛也多次到師院演講、授課，師院尤其是史地系師生，受惠於顧頡剛者頗多。顧頡剛書信、日記所記他與西北師院的交往，既是他個人歷史上重要的一頁，也是西北師大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筆。西北師院的發展，既離不開那些將一生精力貢獻於此的一代代學人，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那些因旅行、躲避戰亂等，在師院作過短期講學的鴻儒碩學。

筆者先將《顧頡剛日記》所記西北師院逐條列出，以說明他和西北師院交往的具體細節，然後對其相關的人事背景做一分析與介紹，以說明這些事件背後的因緣。

《顧頡剛日記》中的「西北師範學院」

1948年6月19日：「與（王）樹民同乘汽車到西北師範學院，晤林冠一夫人、何樂夫夫人，易院長邀至三友飯店吃飯。」

6月22日：「易靜正來，同車到師院，飯於三友飯莊。與孫培良游保安堡。」

6月26日：「與樹幟、易靜正同到師院，講『邊疆教育與社會教育』一小時。參觀全校，靜正、何樂夫導引。到三友飯莊，赴宴。」

7月15日：「樹民在西北師院，為劉熊祥所齮齕，學校迄不肯改專任，不專任則八、九兩月無薪，無以存活。樹民性格，得食則逍遙，事急則求人，宜其有此厄也。」

7月31日：「到辦公室，為師院學報寫《漢代的西北》千餘字。」

11月15日：「今晨接靜秋書，知上海恐慌彌甚，買米買油以及什物均須排隊，而每次所得甚寡，米一升，肥皂一方而已。車票須三天前買，而又不能必得。恐一家餓死而不為我所知，囑我務必早歸。因定下星期即到師院上課，十二月十日前行。」

11月22日：「王樹民來。與樹幟乘公共汽車到十里店三友飯莊赴宴。飯畢，到師院大禮堂上課（巫術時代與王官時代）。」

11月23日：「與樹民同到十里店，到宋家飯。到師院上課二小時（諸子時代）。晤王蕙。與國鈺同到院長室談。漢濯、樹民送上站，到李化方處小坐。」

11月24日：「劉熊祥來。到師院，上課二小時（經學時代），到院長室，賀立義、夏增惠來訪問。漢濯、樹民送至車站。」

11月25日：「與樹幟同到十里店赴宴。在師院上課二小時（經學時代）。到國文系。到十里店，於傅曾來，同到樂夫家小坐。」

11月27日：「到師院，上課二小時（理學時代，未畢）。到國文系，與樂夫、王樹民、張鐶、田葆瑛談。樂夫、樹民送上車。」

11月29日：「與胡國鈺同乘車到師院，講二小時（二程）。到樂夫處小坐。漢濯、樹民送至站。」

11月30日：「接家電。即至電局發急電。乘車到十里店飯。在師院上課二小時（朱、陸）。到樂夫處。漢濯、樹民送至站。……今日上午接上海家電，靜秋早產且難產，囑速覓機歸。我諸事纏身，為之憂悶甚。」

12月1日：「乘劉參謀長汽車到師院，上課二小時（經學時代，畢。史學時代）。到王樹民室，為人寫字七件。……今日無家電至，不知靜秋如何，為之心驚肉跳。而出入交際場中，猶強為歡笑，上課，猶強作鎮定，真苦事也。」

12月2日：「身體大不適，即歸卧，服阿司匹林。……予此次之病，實由蘭大與師院兩處授課，奔波太勞所致，而所以兩處同時授課者，則以京滬恐慌，家人函電交促之故。否則蘭大課畢，再到師院兩星期，生活並不累也。」

12月7日：「昨日本當理物，以客多，字債多，直至晚十時半始理清（尚有師院學生囑書字八十件帶歸寫），摒擋各事，直至昧爽始得就緒，即登車矣。飛行中頗打盹，然疲倦迄不解。夜即失眠，以太累也。」

以上日記所記西北師院主要人物：

易價（靜正）（1896—？），湖南湘鄉人，1917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46年7月至1949年7月繼黎錦熙後任西北師院院長。

李化方（1898—1978），河北淶水人，曾留學日本學習教育學。早期中共地下黨員，時任西北師院公民訓育系教授，1949年8月起代理西北師院院長。

何士驥（1893—1984），字樂夫。浙江諸暨人。清華研究院畢業，時任西北師院國文系教授、系主任。

胡國鈺（1894—1984），河北大興人，1916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任西北師院教育系教授。

劉熊祥（1910—？），湖南衡山人，時任西北師院史地系教授。

王樹民（1911—2004），河北文安人，顧頡剛北大任教時的學生，1938年曾隨同顧頡剛在甘、青考察教育，時為蘭州大學和西北師院合聘的講師。

宋漢濯（1913—？），山東鄆城人，時任西北師院國文系講師。1948年8月27日與楊寶珍（王樹民夫人楊鳳居的妹妹）在蘭州勵志社舉行婚禮時，顧頡剛為主婚人。因宋漢濯與王樹民有此等親戚關係，故他們二人常結伴為顧頡剛送行。

林冠一（1907—？），山東濱縣人，時任西北師院國文系副教授。

顧頡剛到西北師院講課的經過

1948年春，顧頡剛答應赴蘭大講學，4月，蘭大給顧頡剛寄去路費，6月17日成行。在蘭大邀請顧的過程中，得知消息的西北師院也搭便邀請。所以，顧頡剛抵蘭後第三日（6月19日）即去西北師院。

西北師院這次為了請到顧頡剛來講課，用足了功夫。顧頡剛6月26日給夫人張靜秋的家信里說：「飯局終辭不掉。……至西北師範學院的易靜正院長則請了三次，為的是要我去演講幾次。」顧頡剛此次到蘭不久，他遠在蘇州且懷有身孕的妻子張靜秋，接二連三地函電催歸，但顧頡剛為了兌現他的諾言和學問上的成功，他向妻子百般解釋不能拒絕西北師院講課的請求。他7月25日的家信里說：「此地的課真無辦法。校外校內，學生先生，天天擠滿一大講堂，下雨也不減少，使我雖欲偷懶而不能。蘭大與西北師院向來交換教授，故師院要我前往講二三星期。但蘭大學生聽到，就聯名寫信給辛校長，拒絕此事。所以現在只有請師院學生來城，住在蘭大，吃在蘭大，來聽我的講。所以，現在我必得一氣呵成，把豫擬的題目講完方可走動。」但西北師院的師生，並不就此罷休。他在信里給妻子又說：「西北師院，校長和學生時時來邀，必須去一兩星期。」邀請者如此殷勤，顧頡剛也無法拒絕：「西北師範學院，既已答應人家，當然要去幾天，到那邊講的，就是蘭大所講的節本，所以不需更作準備。」在妻子的再三催促下，原定12月初開始，兩個星期的課程，壓縮至一個星期，且提前在11月22日開始上課，他當日的家信給妻子這樣彙報：「師院功課已往上，天天乘公共汽車往來。十三里路，行十五分鐘，尚不為勞。我對他們說明，看票期定於何日，我即早一二天輟講，不是一定兩星期。」於是，為了提前離開蘭州，在這最後的十多天，顧頡剛將蘭大和師院的課同時進行，以至於連寫家信的時間都沒有了：「自廿二日後，為了上午在蘭大上課，下午又到師院上課，真太忙了，所以只發了兩個電報。」

從11月22日開始，到12月1日結課，顧頡剛在西北師院共講了8次課，這連續十天在蘭大和師院同時開課，把他也累得大病一場。

顧頡剛所欠西北師院的「字債」與「文債」

顧頡剛這次來甘，在將近半年時間裡，雖然力摒俗務，專心講學和整理學問，但少不了各種應酬——赴宴、寫字、演講。顧頡剛對此不無自豪地說：「蘭州人當我一尊神佛，人人想對我燒香，固然出足風頭，然而亦感痛苦。」

他1948年8月14日日記寫道：「此次來蘭，每一雜誌要我寫一文，每一機關要我講演一次，每一人要我寫一兩張字，如何不忙！」西北師院對他也有這三項要求，在這三大任務中，顧頡剛於6月26日到師院作了「邊疆教育與社會教育」的講演。其餘兩項任務，均未完成。他雖於7月31日開始「為師院學報寫《漢代的西北》千餘字」，但最終沒有交差。不僅他日記中沒提到給師院學報交稿的事，《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學術季刊》第3期（1949年7月出版；創刊號和第2期分別出版於1942年3月和1945年12月）未刊顧頡剛此文，《顧頡剛全集》也未收錄此文。《顧頡剛年譜》認為此文遺失。

顧頡剛雖多次到師院，也偶爾為人寫字，但他在西北師範學院講課時，由於時間太緊，沒有滿足部分學生求字的願望，以致他帶著所欠西北師院學生的「字債」離開了蘭州。1948年12月5日，即臨行前兩日的日記這樣寫道：「今日本不當工作，以將行，所欠字債不得不還，乃借汽油燈，夜以繼日為之，亦可憐也。」6日又記：「終日寫字約一百五十件，直至夜十時。」12月7日，回到上海的顧頡剛這樣記述他與甘肅之間沒有了結的字債：「昨日本當理物，以客多，字債多，直至晚十時半始理清（尚有師院學生囑書字八十件帶歸寫）……」

以顧頡剛的處世原則，若是太平年代，這一篇「文債」和八十件「字債」，肯定會還清的。但在當時，這字債卻是沒法還清的。但這也給他與西北師院的故事留下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尾，一段令人遺憾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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