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政治正確」的奧斯卡：《綠皮書》如何抹殺黑人電影
撰文丨鹿卡卡
編輯丨奈奈醬
文娛價值官解讀：
儘管在91屆奧斯卡上獲得了最佳影片獎，但並非人人都鐘意《綠皮書》（Green Book），著名導演斯派克·李（Spike Lee）更是在該片獲獎時以一次未遂的離場來表達自己憤慨的立場，
不止是他而已，去年大熱的《逃出絕命鎮》（Get Out）導演喬丹·皮爾（Jordan Peele）同樣也拒絕鼓掌以示抗議。
《綠皮書》本身是一部講述不同膚色、階層的兩人打破彼此隔閡故事的電影，然而，卻遭到兩位黑人導演不約而同的杯葛。
斯派克導演顯然有著自己充足的理由來抱怨，畢竟在三十年前，正是同樣題材的《為黛西小姐開車》（Driving Miss Daisy）擊敗他反映揭露黑人社區亂象的《為所應為》（Do the Right Thing）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到了2019年，斯派克的《黑色黨徒》（BlacKkKlansman）再次因為《綠皮書》這樣一部展現謳歌黑人與白人和解的電影而與最佳影片失之交臂。
在《綠皮書》中，粗魯、饕餮、狡黠的義大利裔白人迫於生活壓力受雇於自視甚高、能夠與時任司法部長肯尼迪通話的社會精英黑人鋼琴家，兩人結伴周遊南方為白人表演。無論是文化背景還是生活習性、性格，兩人之間都有著極大的差異。
如果以類型片和好萊塢成熟工業機制的創作規律來揆度，《綠皮書》乍看上去就是一部在精神內核上和法國電影《觸不可及》（Intouchables）幾無二致的作品，故事無非是兩個人彼此對對方有著成見的人如何化解矛盾和偏見最終結下友誼的過程。
事實上，《綠皮書》的劇情的確是這樣的，但是，其中又有些微妙並讓人感到諷刺的不同。
在電影中，白人利普（Tony Lip）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扮演著黑人謝利（Don Shirley）博士保護者的角色，孔武有力的他在在不同場合下維護解救著謝利。而博士的鋼琴演奏天賦及幫助利普給妻子寫情書的熱心逐漸拉近了兩人的關係。
從某種意義而言，利普和謝利之間階層的差異實際上遠遠大於其膚色的差別。無論是對KFC 的熱衷還是堅持要求更換符合博士演奏要求的鋼琴，利普在路途上的表現更像是有著白人皮膚的社會底層，反而是謝利博士身上不時流露出與自己種群大相徑庭的習性，而這種反差和不適應又讓謝利的身份顯得更加混沌和矛盾。
兩人雨夜中被警察攔下，一名警察出言不遜貶斥利普具有黑人血統遭到後者反擊，利普和謝利因此被拘捕，博士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人際關係聯繫上肯尼迪最終才得以釋放。兩人的第一次重大衝突就在此時爆發。
此前包括對當時流行的黑人音樂都不甚熟悉的種種表現讓利普質疑謝利的黑人身份認同，而博士自己同樣也悲愴於因為膚色不被白人接受、因為身份不被黑人認可、因為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又不被社會大眾接納的尷尬立場。
直到此時，《綠皮書》的內涵和野心才暴露出來。
儘管在一開始甚至將黑人飲過水的杯子扔進了垃圾桶，但是，利普卻能自得其樂地和黑人司機一起跪在地上打牌，而謝利看到這種場景卻詫異不滿於前者為了賭錢就能不顧整潔。顯然，博士自始而終就有意無意地將自己隔離在黑人的文化和身份之外。
無論是聲稱自己不吃油炸食物最終還是扭捏著享受 KFC 還是對自己動用和司法部長的人情感到的懊惱羞愧，黑人身份從來不在謝利考慮問題和處境的維度內，他優先思考的方式是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規範和共識。
所謂「規範」和「共識」，就是主辦方對謝利博士禮待有加讚賞不已，但是當黑人演奏家提出要借用衛生間時，白人禮貌示意謝利去屋外草坪上的簡陋茅廁解決，沒有絲毫猶豫，沒有任何妥協餘地。謝利第一次惱羞成怒，堅持回賓館如廁，但這已經是他表達抗議的最極端方式，在趕回去的路上，他念茲在茲的仍然是能否在半個小時內趕回去繼續表演。
謝利博士被有意設計成了一個近乎透明的角色。對黑人來說，他的階層和背景讓他無限趨近於白人而近乎透明，而對白人來說，他天生無法改易的膚色又讓大家遵循社會規則不斷拒絕著他，除了表演的時候，他在白人眼中的存在感近乎透明。
謝利最大的苦惱和悖論在於，他越是迫切希望向白人示好以此促進黑白融合，他便離黑人越遠，但與此同時，他和白人之間的距離卻也並沒有因此拉近，反而讓膚色區別對待在階層融合的過程中越發刺眼。
儘管藉助伴奏者之口，利普及觀眾了解到謝利面對這樣的處境依然願意冒大不韙在南方巡演的勇氣和原因。電影最終給了謝利一個擺脫這種困境的折中方案，在餐廳禮貌拒絕他進入用餐後，謝利第一次決絕地表示拒絕演奏。他和利普到了一家黑人酒吧，並在那裡奏樂和自己同樣膚色的普通人一起眾樂樂。
《綠皮書》講的是一個黑人實現自我身份認同的故事，隨著劇情的發展，利普和謝利的身份立場逐漸發生了驚人的逆轉。
利普的「保護」不止局限在物理層面，實際上他越來越多地成為謝利精神上的倚助。這個故事的結尾尤其弔詭，這種認同竟然需要通過和白人共處才能完成和證明。
當最終歷盡風雪在平安夜趕回紐約之後，彼此告別回家後，謝利最終還是不請自來到了利普家裡，在兩人友誼和相互理解在此時達到最融洽地步的同時，我們發現，謝利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代入到了白人立場之中，他沒有給自己久未聯絡的哥哥打電話，沒有黑人可以一起過節，唯有短短兩個月共同經歷的利普可以和他度過這個寒冷孤獨的夜晚。最諷刺的是，就在謝利進門前不久，利普的家人還在言談之間貶稱黑人。
《綠皮書》的故事和角色設置實際上有意無意地給出了這樣的暗示，沒有利普這個白人，謝利或許並不會覺醒而拒絕為白人演奏，或許也不可能擺脫自己的精英階層偏見而附身與黑人大眾接觸。可以說《綠皮書》是一部徹頭徹尾和黑人無關的電影，裡面的黑人角色甚至無法獨立存在，而需要依附於白人才能樹立起來。無怪乎謝利博士的親屬指責本片對其的刻畫描述是「謊言的交響樂」，也無怪乎喬丹·皮爾等人的態度如此激烈。
《逃出絕命鎮》的設置與此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反差，這部恐怖懸疑電影的內涵是白人羨慕覬覦黑人而利用各種詭異手段強行奪走，背後既是對黑人白人歷史和衝突的隱喻，同時又表現了傳統敘事中白人至上的強烈反諷批判。更不用說提名今年此次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黑豹》（Black Panther），通過虛構和誇張的方式構架起了一個完全凌駕於外部白人世界的黑人烏托邦。
結語：
讓人意外的是，在所謂「政治正確」已經成為陳腔濫調的今天，在黑人文化已經在美國娛樂工業體系里無孔不入的現在，依然有這樣一部實際上非常政治不正確的電影誕生並大獲成功，這或許是黑人族群最大的悲哀和實際處境的最逼真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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