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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觸摸了人的靈魂


郭玲春大學畢業沒幾年就逢文革,文革期間做「逍遙派」在頤和園


Feb.


25


灼見(微信號:penetratingview)


她是新華社的金子招牌。



作者 | 操風琴


來源 | 有風來無聲(cfq461682)

01

追悼會新聞竟獲全國好新聞獎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剛從嚴冬中蘇醒,而春天也還沒有真正到來。



草色遙看近卻無,新聞依然沉悶呆板,新華社播發的一則追悼會新聞卻讓人們耳目一新。


這是藝術家金山的追悼會。



幾百字的新聞,卻如一部微型電影:開頭是攝影式特寫,用輓聯概括逝者的一生:「雷電、鋼鐵、風暴、夜歌,傳出九竅丹心,晚春蠶老絲難盡;黨業、民功、講壇、藝苑,染成三千白髮,孺子牛亡汗未消」,再層層推進,到逝者的作品、生平,直至縱深到全景。弔唁者名單放在最後,打破常規。



這條新聞下筆先聲奪人,切入角度新穎,語言自由洒脫、文風清新別緻,有場景的描繪,有情感的交融。它獲得1982年全國好新聞獎,也是獲獎的唯一會議新聞。



消息的作者叫郭玲春。



改革開放之初,郭玲春以鮮明的個性趟出新聞新路。「新華社記者郭玲春」幾乎不是指代一個具體的人名,而是新華社一塊金字招牌。




02

「你在新華社還待得下去嗎?」


郭玲春祖籍福建閩侯,在上海出生、長大,1963年復旦大學中文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文化部電影劇本創作研究室。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她調到新華社,半路出家當了記者。



到新華社,她寫的第一篇消息叫《京劇〈平原作戰〉上演》,她自認為已努力向當時的要求看齊了,但稿件送到編輯部,還是被改成大花臉。審稿者說,稿子怎麼沒結尾呢?加上一句吧:「沿著戰無不勝的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郭玲春老父親從上海到北京看女兒。解放前他是上海一家證券公司的經理,解放後經歷大了大小小的「運動」。看到女兒的稿件被紅筆刪改得幾乎一無是處,他憂心忡忡地問女兒:「你在新華社還待得下去嗎?」


郭玲春沉默著,沒有正面回答老父親的問話,她想:難道新聞就該如此乾澀枯燥?



她回想起自己少年時——



上作文課,寫母親。同學們都寫母親如何慈愛,郭玲春卻把自己家庭的變故作為主線:抗戰勝利後,父親告發了漢奸,反被蒙冤入獄,母親奔波營救,雪天的傍晚,郭玲春和妹妹在家裡守在冷灶前,苦苦等待著母親的歸來……



寫春遊,郭玲春不肯寫遠足踏青的泛泛之游,獨選一段以往的經歷——



春天,她帶著小侄子在上海葉家花園遊園,見到一樹盛開的櫻花,她想起與日本小女孩的一段殘破的友誼:日本小女孩答應回國後給郭玲春寄家鄉沖繩晒乾的櫻花瓣。後來,女孩的家鄉被美軍征作空軍基地,女孩自己和父母也被迫離開了家鄉,再也不能給郭玲春寄春天的櫻花了……



從少年時,郭玲春就愛獨立思考,勇於創新。人到中年,面對老父親的擔心,郭玲春只能無奈地沉默。



1970年在河北「五七」幹校,左三為郭玲春 


好在時代的春天終於到來。作為半路出家的中年記者,郭玲春開始嶄露頭角。



郭玲春當時在新華社國內部文教組,與政治組等相比,這不是出重彩的大舞台。她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跑會」,俗稱「會議記者」:展覽會、座談會、茶話會、紀念會,追悼會,人民代表大會……



會議新聞,好寫,又不好寫。


拿到會議主辦方發給自己的材料,把每個人的發言擇其要羅列上來,一篇會議新聞就可以交稿了。「精明」點的記者,甚至連會議現場也不去。



郭玲春說:這樣寫,記者是輕鬆了,可是讀者卻乏味了。記者寫的稿件,如果連自己也不想看第二遍,讀者願意看嗎?



郭玲春寫新聞稿,哪怕只是一條最普通的消息,裡面也會有人物背景、有情節、有細節。動手寫之前,她一定做到:會議事先看資料、演出事先看綵排,追悼會事先看唁電……。我從郭玲春這裡,第一次知道「預採訪」這個詞。



她說:「我動用了並不富裕的積蓄,包括淺淺的人生經驗和文學儲存。在看似轟轟烈烈或冷冷清清的會議上,常常故作輕鬆,實則全身警戒,我捕捉著每一句發言,乃至每一聲感嘆。我觀察大的背景,也不放過一個瑣碎的細節,以至於與我的知己朋友閑談,還別有企圖地想摳出點『意料之外』來。」



同事張繼民的辦公桌曾與她相鄰而安,他感慨說:「當年郭玲春寫稿子,那可是痛苦的掙扎,我看到她在辦公室里打草稿,打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改稿,只有她自己能認識。」




03

「咬破了身上的繭,外面的天地是何等開闊!」



她的努力,獲得了新華社當時領導人的肯定。



《金山追悼會在京舉行》的新聞發出後,新華社內部有不同意見,認為她壞了「規矩」。新華社社長穆青說:「我看郭玲春寫得不錯嘛!為什麼我們總是板著面孔寫稿呢?」



是啊,為什麼總要板著面孔寫稿呢?郭玲春說:從來沒有規定過新聞必須只能這樣寫、不能這樣寫呀,為何要作繭自縛呢?



而高超的寫作技巧、獨特的切入角度背後,是一名記者的赤誠、一名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和擔當。



一篇《金山追悼會在京舉行》,短短几百字,但是郭玲春跑了金山生前所在的戲劇學院,翻閱了幾百份悼念他的唁電,看了許多介紹金山的文章,還採訪過曾採訪金山的記者,背後付出多少辛勞,才凝聚成幾百字的新聞!



著名新聞人子岡離世,郭玲春寫下800字的追悼會消息《向子岡告別》。子岡的家人給郭玲春寫信,說:朋友們都以為這個新聞出自親人之手,那麼情真意切!



這是對一個記者最高的讚賞了。



報道沈從文追悼會,郭玲春專程去了沈從文的家,與他的妻子交談,從中體味著一位生前不被理解的作家的落寞與痛苦。



寫完沈從文追悼會新聞沒多久,文化部召開一個會議,郭玲春去晚了,匆匆坐下。文化部長王蒙在主席台上看到她,向她招手,大聲說:「郭玲春!我讀了你寫沈從文追悼會的消息,我差點流淚了!」



她不是為了報道追悼會而報道追悼會。她看到了追悼會的背後,看到了逝者的背後。她首先觸摸人物的靈魂,再讓讀者跟隨她的筆,觸摸筆下的那一個個靈魂。



很多年後,王蒙在其回憶錄第二部開頭寫道:「新華社有個文筆極好的女記者郭玲春…..」



同樣一個會議,採訪的記者可能數以十計、數以百計,可審美感很強、獨具特色的「郭體」新聞總是不脛而走。



全國新聞界都知道:新華社有個名揚四海的跑文教的記者。新聞界一時搶著寫會議新聞、搶著寫追悼會新聞,以模仿「郭體」為榮。



郭玲春說:「我並不以別人模仿我為榮。在我被指不會寫新聞時,我並不妄自菲薄;在我後來外出講課被年輕學子簇擁著求籤名時,我卻自覺慚愧,自已做得遠遠不夠好。」




上世紀八十年代郭玲春(右一)與新聞同行探討




她說,最大的羈絆,是自己,是否敢去碰撞?還是像蠶兒一樣,將身子緊緊裹在自己織的繭里?



真正的突破,是突破自我。郭玲春把自己的創新比作吐絲築繭的蠶,「當你咬破了身上的繭,外面的天地是何等開闊!」



在事業上奮鬥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步步遵循前人,將事情做到淋漓盡致,這是事業的匠人:另一種人,不僅繼承前人的經驗,而且善於發現,有所創造,打破前人的窠臼。郭玲春,就是第二種人。



她寫通訊《一代名醫張孝騫》,長達五千字,《人民日報》用通欄形式刊登。結尾她寫了一段「記者的話」——「我願說一句心裡的話:代和代之間,如同鎖鏈的環與環緊緊相扣,其中任何的一節都有自己的位置、作用,這才構成了一部完整的中華民族史。」



過了一段時間,錢學森出席一個會議,他在會上鄭重向與會者推薦:「最近新華社記者郭玲春有篇文章《一代名醫張孝騫》,我希望你們看一看。」



這篇新聞打動了與郭玲春並無交往的錢學森,讓這位大科學家感受到一名記者對一代知識分子深沉的敬意。



1986年採訪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馮牧



而郭玲春采寫的長篇通訊《一顆燃燒的心——訪作家巴金》,至今被認為是寫巴金的經典新聞作品。



1979年,郭玲春首次採訪巴金。在這之前,她周末的晚上獨自讀巴金的《隨想錄》,讀到巴金回憶愛人蕭珊的文章,一個人坐在新華社上海分社的資料室里失聲痛哭。



投入全部身心寫完通訊《一顆燃燒的心》後,郭玲春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突然聽到鬧市上響起「巴金、巴金」的喊聲,她一驚!才想起這是無軌電車鈴聲。



正是郭玲春自己也有一顆赤子之心,才寫出了巴金的「一顆燃燒的心」。




採訪巴金




郭玲春回憶:她後來問巴金:「巴老,之前您與我並不熟悉,我也沒有寫過您多少新聞,您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巴金說:「因為我看了你寫的文章。」



至今提起來,郭玲春依然很感動,感動巴老的赤誠、善良,也遺憾自己當初沒有更多地探索這位知識分子豐富的內心世界,後悔自己粗心,當年感覺到巴老可能還有心裡話要對她說,但她忽略了他的欲言。



一次她書面採訪巴老,巴老後來說:「我給你寫了兩頁紙,你只用了兩句話。」郭玲春說:「我材料夠了。」郭玲春至今引為心中莫大的憾事。



她說:一篇真正的新聞背後,必定維繫著豐厚的時代內涵。




04



「我很幸福,通過寫稿能遇到這麼多的知音」



1988年,謝晉導演的《芙蓉鎮》在捷克斯洛伐克獲卡羅維發利電影節大獎。



但郭玲春並不滿足於發一條消息,她寫下《新聞點評:水晶球的折光——電影〈芙蓉鎮〉獲獎及其它》,講《芙蓉鎮》拍攝過程遇到的挫折,從獎盃水晶球的折光里,看到了中國電影過去的「左」,文章層層遞進。最後寫道——



「面對發展的世界電影藝術,還有不合時宜的自我膨脹。那些年不參與國外比賽,不加分析地說別人腐朽、沒落,分明是自己落後,卻還洋洋自得。那是一種思潮,在華夏泛濫多年。大潮之下,多麼有才華的也難以施展手腳。」



一則寥寥數語就能打發的獲獎新聞,郭玲春卻把它由表及裡、從動態向縱深挖掘。



她說:「新聞是有溫度的,那麼為什麼不去深挖呢?我通過自己的觀察,融合自己的思考,把自己想說的話說進去,寫出這個時代的聲音。這樣的新聞,才能寫出味道。」



這篇消息從頭至尾沒有提到謝晉兩字,謝晉也畢生未與郭玲春謀過面。十幾年後,上海文藝記者開會,邀請謝晉與會,他發言的第一句話就是:「寫文藝新聞,我最佩服的就是新華社記者郭玲春!」



上海新聞界同仁向郭玲春轉述時,郭玲春已經退休了,非常感動。她計劃著什麼時候回上海探親時向謝晉當面表示感謝,誰知那次她到上海剛下火車,廣播中卻傳來謝晉在家鄉去世的消息!



時隔多年,郭玲春依然抱為憾事。她說:「通過寫稿能遇到這麼多的知音,他們都是從文章中認識我,從新聞中認識我。但往往連感謝他們的機會也沒有。」



郭玲春從沒有擔任過一官半職,但連續三次獲得全國好新聞獎,並被推選為全國記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常務理事。推薦的人,是全國各大省報的老總,郭玲春並不認識他們,他們基本也從未見過郭玲春,是稿件,讓他們認識了郭玲春。




郭玲春與巴金



感恩、感謝,是郭玲春常說的話。她說,自己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多「貴人」,給予了自己無私的幫助和鼓勵,有的是自己的頂頭上司,有的她素昧平生。



上海《文匯報》總編輯陸灝看到她寫的《八十一歲俞振飛登台演〈醉寫〉》,撤掉了自己報社記者寫的專稿,採用了郭玲春寫的通稿。



郭玲春一次回上海探親,陸灝專門把她請到家中,一片赤誠告訴她:「希望你能多寫,你不要辜負自己的才華。」甚至為她制定寫稿計劃,建議她一個星期至少寫一篇能拿得出手的好稿子。而在這之前,陸灝從未見過她,與她「八杆子打不著」。



郭玲春說,我遇到的這些「貴人」,都是把新聞當成自己的生命來熱愛。



正是因為共同熱愛新聞事業,他們才如此認同、愛護和提攜郭玲春。她說:「我收穫的,比我付出的多得多。」




05



「我捍衛自己職業的尊嚴」



郭玲春體型嬌小,看似弱不畢風,但人道、平等、和博愛,卻深深融入了她的血液中。



採訪高層領導、社會名流,郭玲春不自我矮化,採訪基層最普通的人,她平等待之。


郭玲春始終捍衛著自己職業的尊嚴。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美作家座談會」在上海召開,內地的記者不讓進會場,香港的記者卻獲得貴賓待遇。不久後,全國作協一位主管外事的負責人在京西賓館一次會議上再次提及此事,在大會上公開說:「記者有什麼必要住賓館、吃宴席呢?」



1984年採訪中美作家會議 



郭玲春坐在在會場上,聽到這話,啪地站起身,眾目睽睽之下,走出會場。她認為:這句不盡公允的評價,是對記者群體的傷害。她罷會不參加了!



郭玲春收拾行李,不再住京西賓館,但是記者的職責,她依然忠實履行。會議開到尾聲,總書記胡耀邦要接見與會者。郭玲春從單位與作協在京西賓館會合,坐上大巴車,去了人民大會堂。



總書記接見與會者後,要合影留念,作協也許是出於歉意和補償,這次特意專門給記者們預留了合影位置。



郭玲春說:「總書記接見的是作者,我就不掠美了,等以後總書記專門接見記者時,我一定會很高興地參加。」



然後她走到一邊,為參加合影的記者同行們照看衣服行李。



就這樣,這張總書記接見的珍貴照片上,沒有郭玲春。



但中國作協反卻很敬佩郭玲春,與她的關係從此拉近了。



後來作協開一次大型會議,會後的告別宴上,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率黨組成員走到記者席,向郭玲春敬酒。郭玲春為之感動。——那杯被詩人艾青稱作「火的精靈」的酒,沉澱著作協對一個記者的理解、信任和默契。



回憶往事,郭玲春說,那是文藝勃興的年代,能參與其中並盡一份綿薄之力,「是我的幸運」。



出於對郭玲春的認可,中國作協主動邀請她加入,給她寄來了申請表格,並電話告之評審已通過。面對這一難得的榮譽,郭玲春非常感謝作協的信任,但婉拒。她說:我從未寫過一篇文藝作品,怎能不勞而獲接受這份厚禮呢?



60歲生日這一天,郭玲春自己收拾好辦公室里自己的物品,不再來上班。



好心同事勸她:「聽說很快就要加工資,上面批准你退休的書面批複還沒下來,你何必自己主動打道回府?等加了工資再退吧。」



她說:「我到退休年齡了,還是及時給年輕人騰位子吧。」




06



「人生在世,情義比名利重要」



郭玲春在新聞界聲名赫赫,新華出版社一直想出一本她的作品集,最終她答應出書,但是給出版社提了幾個要求:



定價要低,普通讀者也買得起(自然她自己的版稅收入相應就減少了);不給任何領導贈書(郭玲春說後來發現這一點還是沒做到)。



《郭玲春新聞作品選》》於1991年出版,郭玲春記親自搞發行,自己拉著個小板車,裝滿一包包的書,拉到長安街上的郵局,給各地的買書人寄去。





這本書的稿酬有四千多元,郭玲春高興壞了,是她有生以來拿到的最大的一筆錢。這筆錢,她全部寄給了遠在上海的母親,供她生活和看病吃藥。那一年,母親已九十三歲。



郭玲春的父親解放後沒有正式參加過工作,母親一輩子都是家庭婦女。她對父母懷有很深的感情,父母正直、善良,用一生告訴女兒:「人生在世,情義比名利重要。」



郭玲春大學畢業後,56元工資拿了二十多年,後來又漲到79元、漲到一百多元、兩百多元。無論拿多少工資,她都給父母寄去工資的大頭,只給自己留下飯錢。



她一生沒有子女,她就是上海那個有著七個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最堅強的經濟支柱。



為母親慶祝九十大壽(右為郭玲春)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人到中年,剛開始擁抱遲到的時代春天,丈夫卻患病去世。當時,她的手頭同時有一筆現金和一筆債務——



現金是丈夫的大學同學為丈夫治病捐的款,共幾百元,還沒有動用;債務是丈夫生病之前家裡買了台黑白電視機,借了外債四百元錢。



郭玲春把這些未用完的捐款一一寄還給丈夫的同學,並給每人寫了一封表示感謝的信:「人雖去世,但你們真摯的情誼我永遠記得。」



同時她把自己的生活費再壓縮,再節流,收入分成三部分:寄給父母的錢、飯錢、還債的錢。每月還一部分,四百元的債務終於還完。




07

赤子之情滲進血肉



郭玲春一再謙虛地說:自己不是個稱職的記者。她說:可能是因為一直跑文藝科教領域,在自己的新聞里,很少聽到來自民間的聲音。



但事實並非如此。



2013年,新華社招待所,郭玲春帶著三個濃濃鄉土味的中年人,辦好手續,住下。三個人對郭玲春一口一個親熱的「姐姐」!



同事很奇怪:郭玲春從小生活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畢業後就到北京工作,從沒有聽說她在北方的鄉下有親戚呀。



那是1964年的冬天,郭玲春跟隨文化部同事,從北京到山西搞「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她被分到山西省昔陽縣建都大隊,吃住在村裡最窮的一戶。



這一戶,是一個夫家姓王的大娘帶著三個未成家的子女過活。郭玲春與大娘和大娘的女兒合睡一張炕,一起生活了近一年。



來這裡之前,郭玲春以為全國人民都是有米飯吃的;來到這裡之後,她脫胎換骨。



與村裡從小就上山下田摸爬滾打的農婦村姑一樣,郭玲春這個「洋小姐」、」洋學生」,瘦弱的身子每天要挑百把斤的重擔。一天農活干下來,她的肩膀紅腫了,磨破了,她不敢言語聲張,傷口發炎流膿了,她還是硬扛著。



夜晚,她一言不吭地躺在床上忍著。大娘煮了綠豆湯,輕輕拍著她:「俺知道……俺孩受累了,俺孩受罪了。」郭玲春的淚水,奪眶而出!



78歲的郭玲春肩膀上,至今還有當年挑擔子留下的磨痕,深深地刻進了皮肉。



到後來,郭玲春磨練到可以和村裡的文盲婦女們一邊捉衣服上的虱子,一邊閑聊拉呱。



她與大娘一家,更是結下了親人般的情誼。大娘的大兒子撮榮,是個老實的放羊娃,一個字不認識,郭玲春看著他風裡來雨里去放牛放羊,十幾歲的半大小夥子,連雙鞋都從沒穿過。撮榮和弟弟與這個大城市來的「姐姐」形影不離。



一年後,「四清」結束,郭玲春要回北京了,臨走時,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把所有的隨身物品,全部留給了這貧窮而善良的一家。



幾十年後的今天,郭玲春提起這一家人,依然熱淚流淌,內疚、思念……



她說:回北京後,與大娘一家一直保持聯繫。過了幾年,大娘來信,說家裡窮,娶媳婦難,好不容易一個姑娘願意嫁給老大撮榮,人家別的條件都沒提,只想要一台縫紉機。大娘沒有辦法,只好向遠在北京的郭玲春張了口。郭玲春四處託人,但還是沒有搞到縫紉機票。



郭玲春不好意思對大娘交待!而自己又沒有多餘的錢寄點給大娘。慢慢地,她與大娘一家失去了聯繫。



2007年,郭玲春輾轉通過山西省昔陽縣公安局,打聽大娘一家的消息。公安局電話里告訴她:大娘已經去世,那個老大王撮榮,打了一輩子光棍!



郭玲春說:當時她的心,就往下一沉!



大娘後來患了糖尿病,去世時眼睛已瞎了。郭玲春追悔莫及:如果沒有因為內疚而斷了聯繫,也許能把大娘接到北京來看病,也許她就不會死得那麼早、那麼慘。



2008年元旦,郭玲春沒有提前告訴他們,一下子出現在山西昔陽的那個小山村裡。當年的放羊娃撮榮已是蒼老的中年漢子,見到姐姐,驚喜壞了。



在那裡,她與撮榮三兄妹一起過了個年,她把他們帶到市裡,給他們買了最好的鞋,在最好的飯店請他們吃飯。臨走時老大撮榮說:「姐,我想去北京,看看!」



好!來北京!



郭玲春回北京後就著手安排這事。她買好兄妹仨的來回車票,親自到北京站接,走時再送到長途汽車站。前後整整八天。



她先是帶著大弟撮榮去她事先預約的協和醫院,看他半身不遂的病。看完病,她又帶著兄妹仨游遍北京所有能走到的景點。



大弟腿腳已不好,她就親自推著他坐輪椅,天安門城樓、大會堂、北海公園、故宮、鳥巢、水立方……全程陪著。到第八天,七十多歲的郭玲春實在累不動了。




郭玲春(後排中)與山西農村三兄妹在北京鳥巢




離開北京的那天,郭玲春又是大包小包買禮物,又是跑上跑下買站台票,又是一句句叮嚀撮榮的弟弟:



「你要對你哥好,你哥可憐一輩子,一天書沒念,從小放羊勞動,你才能讀了初中。



我看他現在在你家裡,是看你媳婦臉色行事的,連塊豬頭肉都不敢夾到碗里。你自己,也不要再到礦里下井了,太危險,家裡錢緊張,我寄……」



候車的其他旅客,迷惑地看著這三個農民和一個氣質完全不同的老太太家長里短說不完的話,問他們:「她是你們什麼人?「



「是我姐!」大弟響亮地、驕傲地回答。



2017年,沒等郭玲春給他聯繫安排好養老院,「撮榮就去世了」。



郭玲春在北京遙對著山西方向哭了一場,給他的外甥女寄去錢,交待:代我買瓶酒,灑在他墓前,做個花圈,寫上:「撮榮,姐想你!」



這些,也許與郭玲春出色的新聞事業生涯沒有直接關聯,但我還是含淚把它寫進這篇文章。



一個記者之所以優秀,不止是因為有高超的寫作技巧,不止是因為有敏銳的新聞觸覺,不止是因為才華和勤奮。



更是因為他(她)真正腳踏在這片古老、苦難的熱土上,是因為他(她)對這片土地上的人的赤子之情,就像肩上那條條磨痕,滲進了血肉!




晚年郭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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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見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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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公眾號有風來無聲(cfq461682),作者:操風琴。灼見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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