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爭霸：中國第四經濟大省，是如何崛起的？
在中國，做一個省會城市很難，常常要面對各種挑剔的眼光。
要麼被嫌棄當省城的歷史不夠悠久，十足暴發戶。比如
鄭州
（點我）
，比如
合肥
（點我）
。
要麼被嫌棄經濟體量配不上一哥地位，首位度不夠。比如
南京
（點我）
，比如
濟南
（點我）
。
杭州，作為中國第四經濟大省——浙江省的省會，不存在這兩種問題。它當省會的歷史甚至比浙江省的設立還早，目前的經濟體量也在省內穩居第一。
但杭州應該有其他的煩惱。
2018年，中國經濟四強省份。
一
歷史上，浙江省誕生過在全國叫得上號的
三大商幫
。新時期，他們被統稱為「浙商」（浙江商幫）。然而，這三大商幫沒有一個以杭州命名。
浙商中最早發跡的一個群體，是
龍游商幫
。龍游縣，地處浙江西部山區，現屬衢州市。如今早已泯然眾縣之中，毫不顯眼。但在明清兩代，從這裡走出來的商人，無遠弗屆，被稱為
「遍地龍游」
。即便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不得不佩服這樣一個神奇的商幫。他們既無政治背景，又無宗族勢力，卻能與晉商、徽商爭雄商界。
隨後崛起的是
湖州商幫
，這已經是晚清了。湖州商人主要靠生絲出口貿易發大財。1843年，上海開埠，浙江生絲由之前的廣州出口改由上海出口，運費成本銳減，出口價格跟著急劇下降，但湖州絲商卻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這就叫，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大約1876年前後，湖州商人達到鼎盛時刻。
當時有一句流行語，
「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
，用動物的形體來形容他們的財富。財富超過100萬兩銀子的是象，50萬到100萬兩的是牛，30萬到50萬兩的是狗。其中，湖州商幫「四象」之首，即首富，是家產超過2000萬兩的劉氏家族。劉家與張氏、龐氏、顧氏家族，合稱「四象」，堪稱江南財富四大家族。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湖州商幫跌倒之處，正是
寧波商幫
崛起的地方。湖州商人身家暴漲之後，盯上了上海及其周邊的房地產，一個個搖身變成滬上的炒房客。
而
房地產跟朝代更替一樣，也是存在周期律的。
當地價狂跌的時候，坐擁千萬房產的湖州富商群體再也坐不住了，很多人宣告破產。他們賴以發家的主業——生絲貿易，隨著日本蠶絲的崛起，和人造絲的面世，也早被衝擊得七零八落。
湖州商幫鎩羽而歸之時，有一個寧波人反向操作。他在上海蘇州河北岸，買下大片地皮。
有個地皮商笑他發神經，買這種荒僻冷落的地方撐市面，是把銀子往黃浦江里扔。
熬過了低潮期，地價又開始突突大漲。於是，他變賣這塊地皮，把錢拿去投資實業，盤下了一家英資輪船公司。
這個寧波人，就是後來被稱為「上海第一聞人」的
虞洽卿
。
虞洽卿一度是寧波商幫的頭號人物。
寧波商幫是中國十大商幫中崛起最晚的，鼎盛於晚清民國。
清朝滅亡後，其他商幫紛紛衰亡，只有寧波幫成功實現了轉型，從傳統的沙船業、錢莊業，轉向輪船業、銀行業。
20世紀初葉，上海擁有4家錢莊以上的家族，僅有9個，寧波幫就佔了5個。
寧波商幫的鼎盛時期，是與政治搭上關係又保持適度距離。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挺進上海，當天就召見虞洽卿，商議籌餉事宜。
席間，蔣介石意欲許諾財政部部長一職給虞洽卿，虞洽卿以「在商言商」為由婉拒了。
第二天，虞洽卿等在滬富商巨賈結隊去見蔣介石。蔣介石投桃報李，發表答謝詞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立功了，你們不用擔心勞資關係問題，我會很快頒布保商條例。
得此保證後，江浙財團為蔣介石提供了近700萬元的經費。
虞洽卿說過，
商人不問政治，無以把握商業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則會被時政所害。
他與蔣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為了維護浙江財團的利益和個人經商的便利，進退有據，從不貪圖一官半職。他唯一接受的正式政府職務，是由蔣介石親自圈定的中央銀行監事。
以虞洽卿等人為代表的浙江財團，通過投資蔣介石，實現金融資本對政治的干預，反過來促進了浙江幫的繁盛。
1949年為界，地域商幫一去不返。
時代車輪滾滾，浙商重啟，已是近40年的事了。
浙江經濟三強：杭州、寧波、溫州。
二
這一次，依然沒有杭州什麼事。
1980年代，浙江乃至整個中國的經濟焦點，不在杭州，而是在
溫州
。憑藉敢闖敢做的精神，溫州商人在計劃經濟體制剛剛被打破時，就率先吃起了螃蟹。
1970年代末，溫州樂清的柳市鎮，五金電器業一夜繁盛。當地人
劉大源
敏銳地嗅到商機，專攻螺絲配件。劉大源跑到當時的工業中心上海，從國營上海標準件廠大量購入螺絲產品。他曾花一個星期在上海收集到300公斤螺絲，一個人分成四擔挑。挑一擔走一程，又返身去挑下一擔，這樣「接力」走到碼頭，總共走了十多公里路。
到後來，劉大源經營的螺絲，據稱是當時中國最為齊全的，足足有1.7萬種。他被人稱為
「螺絲大王」
。當時柳市還有幾個跟劉大源齊名的私營個體戶，他們被合稱為
「溫州八大王」
。螺絲生意順風順水的劉大源，1977年成為柳市鎮第一個裝上電話的人。1980年，他又成為柳市鎮第一個買摩托車的人。
然而，僅僅兩年後，他就被盯上了。
1982年8月的一天，劉大源早起上街，看到街上貼出
「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
的大幅標語，懷疑運動又至。猛一回頭，發現自己被兩個人盯梢。他反應神速，趁人不備鑽進小巷，回家取出7萬多元來到河邊，跳進一隻機動小木船，開始潛逃天涯。這一潛逃的決定，使他成為「溫州八大王」中，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那個時候，因私人企業的野蠻瘋長，國民經濟出現過熱，計劃體制下的物資流通秩序大亂，國家遂以
「投機倒把」
為罪名，展開嚴厲的經濟整肅運動。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
「溫州八大王」被當成了典型大案，轟動全國。除劉大源在逃外，其他七人均被捕入獄。
計劃經濟的反撲，讓人措手不及。想要騰飛的溫州民企，一時折了翅膀。到1984年，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還在感慨，
「八大王案不翻，溫州經濟搞活無望」。
最終，被打壓的「溫州八大王」，迎來了他們的出路。溫州組織了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卷進行複查，得出結論：「除了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符合中央精神。」
「八大王」從而鹹魚翻身，成為改革先行人物。
「溫州八大王」中的螺絲大王劉大源。
重獲生機的溫州人，以家庭作坊為單位，形成了帶有地域性的專業市場，在製鞋、服裝等行業衍生出細緻的分工。他們生產的衣服、鞋子，曾經統治了大半個中國。
1985年，《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有關溫州家庭工業的文章，並將其總結為
「溫州模式」
。隨後，溫州成為全國炙手可熱的經濟高地，前來考察參觀的官員絡繹不絕，導致從杭州、寧波連接溫州的兩條公路上經常堵車，事故頻頻。
溫州出盡風頭，儼然是浙江全省經濟的風向標。
從1978年到2004年，溫州年均GDP增速14.1%，位居全省首位，創造了膾炙人口的增長奇蹟。
拐點，在溫州風頭最勁的時候已經預埋下了。
自稱「刁民」的劉大源，蹉跎了四五年，事實上早就從樂清首富的位子上泯然眾人矣，徒留「螺絲大王」的名號，供改革事業研究者使用。
他是一個胡雪岩迷，對胡雪岩的家世了如指掌。
胡雪岩因政治而興，一度做到晚清帝國首富；又因政治而敗，成為政敵整他的靠山左宗棠的一枚棋子，最終貧病交加而死。臨死前，胡雪岩將子孫們叫到跟前，囑咐他們說：「白老虎可怕！」
劉大源應當熟悉這段典故。
他有三個孩子，沒有一個經商的。「我不讓他們做生意，等將來環境好了，也許可以讓孫子孫女繼續做生意。」
而在「溫州八大王」之後崛起的溫州民營企業家，膽子比前輩們更大。只是，這種「大膽」，不是用於突破體制，而是用在了制假和炒作上。
從1990年代末起，溫州人已經不屑於干實業，而開始了讓全國人民「聞風喪膽」的
資本炒作
旅程。素來以「抱團」著稱的溫州人，通過在一個城市內大量買房，快速改變當地樓市的供需狀況，造成恐慌性緊張，待房價升高後轉手套利，這就是所謂的「溫州炒房團」。這一炒作模式還被他們複製到了新疆棉花、山西煤礦、雲南礦產等其他投資標的上。脫實向虛，溫州人依然有錢，但用於炒作的資金已經掏空了溫州的實業。據媒體報道，2004年之後的10年間，溫州GDP增速下降，財政總收入、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多項增幅指標一度在全省墊底。
如今，溫州的經濟體量止步於全省第三，跟老二寧波的差距越來越大。2018年兩市的GDP比較，溫州（6006億）大約僅為寧波（10745億）的55%。也就是說，要
兩個溫州才拼得過一個寧波
。雖然坐穩了浙江第三城的位置，但溫州人也在反思：如果不是蹉跎了十年的發展時光，溫州何至於此！
隨之失落的是，曾經風靡全國的「溫州模式」，早已成為歷史名詞。
「溫州模式」失落。
三
取而代之的當紅名詞，是
「杭州樣本」
。無論從經濟質量、城市水平，還是從G20帶來的國際地位、即將舉辦的2022年亞運會，杭州都被認為是
最有力的一線城市角逐者
。當下的杭州，應該是這座典型的江南城市自宋代以後達到的另一個歷史巔峰。
歷史上，杭州的真正興起源於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建都於此。吳越王
錢鏐
勵精圖治，在大動亂的年代裡，難得地為杭州爭取了數十年的穩定發展時間。迄今，西湖邊還有錢王祠，表達杭州人對錢鏐家族的紀念。北宋，杭州成為兩浙路的路治。當時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被譽為
「東南第一州」
。到了南宋，趙構定杭州（臨安）為臨時首都，一時間全國精英會聚於此。杭州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經濟水平，至此達到歷史高峰。元明清以後，杭州在浙江省內一哥的位置當仁不讓。但這位置總是坐得有點揪心，尤其是近代以後。
以開闢商埠的時間為例，寧波是1842年，溫州是1876年，杭州是1895年。這雖然有被動開埠的屈辱成分，但也意味著杭州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分別比寧波、溫州晚了半個世紀和二十年。
論浙江近代工業的發展，寧波也比杭州早。全省第一家近代工廠，1887年創辦於寧波。直到1949年前，杭州以省會優勢奪得省內工業總產值的頭籌，但總體而言，跟寧波相比，優勢不大。
1949年後，因為國家城市規劃和政策傾斜，杭州在全省確立經濟中心地位。但到改革開放後，真正比拼城市活力的時候到來，杭州的相對優勢被漸漸縮小。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五六年間，寧波的經濟體量一度追到了杭州的
86%—87%
之間。當時，杭州被定義為
輕工業城市
和旅遊城市
。這座省會城市的經濟吸引力，不僅落後於寧波這座港口城市，也落後於善於突圍創新的溫州。在寧波勢頭最勁的那幾年，浙江省內的政商學界都在熱烈探討
浙江建立經濟雙中心，甚至經濟中心從杭州向寧波轉移的可能性
。討論的大致結論有三個：第一，
解放後，國家確定杭州為全省經濟建設重心，是一種失誤。杭州最重要的資源是歷史、山水與人文，經濟中心可以打造，西湖景區卻無法再造，不能以發展經濟去增加其環境負擔。
第二，
相比杭州，寧波發展經濟的特色和優勢更加明顯：具有優良的深水港航資源；濱海的重化工業優勢；人才優勢，尤其是寧波商幫的作用十分搶眼。
第三，
浙江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空間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過於集中在杭州，造成地域上的發展失衡。如能在省內形成另一個全省性的經濟中心，來分擔乃至取代杭州的地位，將有利於改變這種單中心、集中式的空間布局。
寧波一度有取代杭州之勢。
這些討論及其設想，在2000年以後，基本銷聲匿跡。
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時任杭州市委書記
王國平
，在國內大城市主政者中很早就提出「經營城市」
的理念：一方面
打開西湖圍牆，拆除西湖周邊違建，並對西湖景區實行免票制，杭州的知名度和遊客數達到頂點。在其任內，西湖和西溪成為杭州旅遊的兩張名片。
另一方面
堅持政府做地、企業做房，用大項目帶動土地開發，規劃並啟動了數個新城項目，為城市發展擴容。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杭州城市發展與山水人文保護的矛盾。
恰好在這十年間，杭州與互聯網新興經濟同呼吸共命運。
早在阿里巴巴創辦之初，王國平帶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到阿里巴巴視察。聽完馬雲的彙報，省委書記問馬云：「你希望這個公司將來做到多大？」
馬雲脫口而出：「我希望它會是一家市值
五億到五十億美元
的公司。」大概這樣的數字與阿里巴巴的現狀委實太過遙遠，所以王國平出來打圓場：「張書記，小馬可能說的是他要把公司做成五億到五十億人民幣的公司。」
但馬雲停了一下，還是堅定地說：「不，我說的是五億到五十億美元的公司。」
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2008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在考察完阿里巴巴之後，回上海提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上海出不了馬雲？
如今的阿里巴巴，平均每天為杭州市餘杭區納稅一個億，成為一台超級印鈔機。
杭州在互聯網經濟產業升級中，擺脫了寧波、溫州的窮追猛趕，跑出了「杭州速度」。2015年，在全國城市中，杭州拿到了
「GDP萬億俱樂部」
的第十張入場券，成為彎道超車的「杭州樣本」。
杭州的崛起與互聯網經濟息息相關。
四
但是，隱憂也伴隨快速發展而來。
當杭州在通往一線城市的大道上狂奔的時候，人們開始擔心，這座自古就以獨特的山水景觀和人文底蘊聞名的江南城市，變得與國內的其他大城市越來越像，越來越
同質化
。一樣的高樓大廈，一樣的高房價，一樣的快節奏，一樣的加班文化，一樣的激烈競爭。
相比新賦能的國際會議與互聯網科技，杭州傳統的宜居環境優勢正在逐步丟失。儘管我們不願看到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的古諺越來越名不副實，但這恐怕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下，杭州城市氣質的改變，並不因文人墨客的詩詞吟詠桃源夢而中止。
此事古難全，當杭州的城市競爭力越來越強的時候，它的舒適度就會越來越低，幸福感也會越來越弱。
與此同時，就浙江全省而言，曾經討論熱烈的
經濟雙中心
格局，因為杭州這一極的不斷膨脹而逐漸落空。在一個省內，如果出現一極獨大的省會城市，對全省來說決非好事：一來可能造成省內地域發展的極不平衡，二來不利於將全省的體量做大做強。
目前全國經濟體量前三的省份，都有一個共同點：
省內至少形成了經濟雙中心，而且在體量上，非省會中心均超越省會中心，成為最強的一極。
其中，廣東省內，深圳超越廣州；江蘇省內，蘇州超越南京；山東省內，青島超越濟南。
浙江排在全國第四，但經濟體量與前三省份相比，差距不小。造成差距的原因肯定不止一個，但杭州在省內的相對優勢太大導致均衡共享、協同發展難以落實，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間的上位之爭硝煙遠去，塵埃落定，對全省並非幸事。我們希望，剛剛跨入「GDP萬億俱樂部」的寧波越來越好，溫州重拾往日雄風，甚至紹興、台州、嘉興都有更大的發展。
杭州在省內的地位越不安穩，浙江的未來就會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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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湯琴&葉長一.溫州「八大王」沉浮錄.中國企業家.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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