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吳佩孚失望的蔣百里在孫傳芳的麾下處境如何？

1926年5月20日，李濟深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奉命入湘，廣東國民政府正式作出了援唐北伐的決定。21日，國民政府委任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北伐前敵總指揮，兼長湘省民政，劉文島為第八軍政治部主任。6月5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公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組織大綱》，規定總司令悉率國民政府所屬的全部陸海空各軍及政治訓練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航空局、兵工廠等等。

圖：蔣介石

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軍官主張推舉蔣百里為總參謀長。劉文島拜見總司令蔣介石時，蔣曾說：「百里先生如果參加革命，則革命的進展必更快。他是老成持重的穩健派，他如果插足革命陣線，必使國人更認識革命的重要性。」劉文島將蔣介石之言轉告軍中各要員，願意推舉名望和資歷都很相稱的蔣百里先生為總參謀長的人就更多了。

然而，蔣百里自長沙回到上海後，由於經年奔波勞累，加上事業受挫，精神沮喪，引發了較為嚴重的肺病，並發高燒，不得不延醫治療。5月15日，蔣百里東赴日本，進行診治和療養，於21日給北京的梁啟超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行蹤和身體狀況：「在滬在京，迭經醫生檢驗，謂左肺炎有痰征，此時不治，則將來一勞即發，故決意休息二三月，力行戒酒。自十五日東行後，午後業已無熱度。」

梁啟超因患尿血症，在北京協和醫院做了割除右腎的手術，正在休養中。蔣百里在信中表示了挂念之情，並說如果鐵道暢通，歸國時他將繞道朝鮮入東北，一則探望梁啟超，一則到北戴河避暑。

然而，由於奉軍、吳佩孚軍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北方打得不可開交，蔣百里只得由日本直接返回上海，未能按計划到北方拜會梁啟超。

他在上海聽到了廣東方面歡迎他參加革命軍並有意推舉他任總參謀長的消息，他沒有給予響應，原因有二，一是他雖贊成與兩廣軍隊聯合對付奉系張作霖，但無直接加入兩廣軍隊的想法；二是他剛辭去吳佩孚的參謀長，即轉而就任吳的對立面的總參謀長，難免引起外界議論，把他視為朝秦暮楚、反覆無常之人，所以他寧願以顧問名義留在孫傳芳幕府中，敦促孫傳芳在吳佩孚和國民革命軍之間保持中立立場，藉以實現他自己的打算。

當時在孫傳芳門下奔走的蔣百里的同道還有丁文江、陳陶遺、陳儀和劉厚生，他們形成一個小團體，其目的在於聯合兩廣的國民革命軍，共同討伐吳佩孚和張作霖，在東南開創一個新局面。丁文江任上海督辦公署總辦，陳陶遺任江蘇省長，陳儀任浙軍第一師師長兼徐州總司令，劉厚生位居客卿。

丁文江，字在君，江蘇泰興縣人，曾留學日本和英國，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1918年，梁啟超組團赴歐洲考察，丁文江與蔣百里隨行，二人結為至交。1926年5月，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制定了建設「大上海」的計劃，自任淞滬商埠督辦，擬請蔣百里做督辦公署總辦，負具體責任，但蔣百里歷來研習軍事，對城市建設素無興趣，便推薦好友丁文江做了督辦公署總辦(相當於上海市長)。他們幾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孫傳芳的決定，但在最關鍵的問題上，他們也是無能為力的。

在國民革命軍緊鑼密鼓地準備大舉北伐時，吳佩孚、張作霖和孫傳芳均未給予高度重視，更未制定出統一的應對之策。實際上，吳佩孚根本未將兩廣的北伐放在眼裡，他將大軍北調，與奉張合力圍攻馮玉祥，使兩廣軍隊得以從容準備，漸次展開。

早在1926年4月15日，馮玉祥的國民軍即在直奉聯軍的壓迫下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奉軍入京，組成直奉聯合政府，段祺瑞被迫下台。5月13日，由顏惠慶組閣，同時，奉直聯合進攻南口，發生南口大戰。6月22日，顏惠慶內閣集體辭職，由海軍總長杜錫珪兼任國務總理。28日，吳佩孚和張作霖入京會談。之後，吳佩孚親赴前線督師，發誓不拿下南口，絕不罷休。

（杜繼東：《蔣百里傳》，中華書局，2018年版）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蘇子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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