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戊戌：刑部主事唐烜為何痛罵工部主事康有為？

作者：金滿樓

多年前，學界對梁啟超是否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一事爭議頗大。最終，清史學者孔祥吉通過新發現的史料《留庵日鈔》解決了這一問題。

2017年，鳳凰出版社以《唐烜日記》為書名出版了這部《留庵日鈔》，這也讓更多的研究者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到這一難得一見的史料。

唐烜，字照青，直隸鹽山人，生於咸豐五年（1855年），光緒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順天鄉試舉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二甲第九十四名進士。

戊戌年時，唐烜為刑部主事，充山東司正主稿。

當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維新。

不過，唐烜在日記中並未提及此事，而只是記載了這段時期的一些人事變動，如剛毅、崇禮、翁同龢的進退，倒是一個不漏。

五月初五日（6月23日），唐烜從邸抄上諭上看到「停止八股，改試策論」，不禁「為之惘然」。

五月三十日（7月8日），一直對新政漠不關心的唐烜突然在日記中大發感慨：

「近日中朝政教，一切改用西法，力革舊制。月內恭讀邸抄上諭，幾於三令五申。渙汗之頒，倫綍之出，幾於無月無之！」

其中，唐烜頗為詳細地列舉了幾項新政：一是成立京師大學堂；一是廢除武科，改試槍炮，裁冗兵、改洋操；三是停止八股，廢時文、改試時務。

新政之外，唐烜對這一時期的人事爭端更為關注，而其中大者，即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參禮部尚書許應騤「守舊愚謬、阻撓新政」。

事後，光緒令許應騤明白回奏，許不僅力辨自己絕無阻撓新政，反而對宋、楊背後的康有為排擊甚力，並請旨將康罷斥。

接著，唐烜用了近六百字的篇幅描繪對康有為的觀感，說：

「此人才氣極大，好議論，尤喜談西學。在籍為孝廉時，即自命為孔子而後一人。……

又遍謁大僚，餂以富強之策，咸以為宣尼復出。其弟子輩，亦多以四配十哲自命者，若漢唐宋明諸大儒，視之蔑如也。」

對於康有為自命「聖人」之舉，唐烜極其反感，其在日記中稱：

康有為「原名康祖詒，字長素，即祖述堯舜之義，長素雲者，孔子為素王，而伊之神聖則又過之。……都下士大夫識與不識，或目為奇士，或斥為妖人。」

對於康有為在戊戌年的突然發跡，唐烜也記錄頗詳，稱其由內閣學士徐致靖專折保薦，奉旨召見後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而「康所望甚奢，私意破格超擢，比旨下，頗失望。……（其）揚言於眾曰：章京不過奔走之差，我決不為也，竟不到任。」

對於許應騤與康有為一派人的矛盾和爭鬥，唐烜給予了重點關注，其認為：

康有為因為許應騤「素薄其無行，且因其在廣東會館立會一事，飭館役驅逐之，銜次骨」；

而許應騤此時為總理衙門大臣，「必不得任所欲為，遂暗嗾宋、楊兩御史，聯銜參許，意在將許罷斥，或撤出總署。」

戊戌年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聯合李盛鐸等在京師粵東會館新館開會討論「保國會」事宜，人數眾多，影響甚大。

按當時慣例，會館事務向由同鄉京官職位最高者負責。之後，許應騤與侍郎楊頤認為康有為等「惑眾斂錢，行為不正」而令會館人員「嚴加斥逐，不準再開」。

按大清律例，結社集會一向「懸為厲禁」，如從謹慎從事的原則考慮，許應騤、楊頤作出這一決定也無可厚非，但康有為算是與許應騤結下樑子了。

接著，唐烜又十分詳細地介紹了御史文悌對宋伯魯、楊深秀及康有為的彈劾案，其記載如下：

「有滿洲侍御文仲弓悌者，……此人向在戶部有聲，閻文介深重之，學問亦淹雅絕倫。

上月中旬，專折糾參康有為暨宋伯魯、楊深秀多人，折中備言：

康某為人，有才無行，語多不法，曾託人向文侍御先容，往來數次，具見底里，而宋、楊以風憲官，受其指使，可為無恥。洋洋數千言，語極痛切。」

唐烜所說的「閻文介」即晚清名臣閻敬銘，其描述的文悌和目前的主流敘述可謂大相徑庭。如清史學者孔祥吉即認為文悌是隨風轉舵、兩面三刀的投機者。

唐烜對文悌及康有為的看法大概也代表了一般京官的看法吧，在他們眼裡，康有為等近乎政治暴發戶，其激進主張亦悖於常理；

倒是文悌的看法，「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梁棟毀折，且將傷人」，倒有可取之處。

從唐烜日記中也可以看出，當時京中官員大體保守或說穩健，多數人以文悌為「是」而以康有為等為「非」，大概也是一般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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