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誠：我和江紹原先生的治學交往

回想60年前，我在北大讀書時，畢業論文選了中國民間文學。我的這個偏門選題得到了系主任、我的導師曹靖華先生的認同。為了準備寫這篇論文，我常常到北大圖書館所屬民主樓的小閣樓上那個很少有人光顧的藏書室里去查閱收藏的北大歌謠研究會和《歌謠》周刊時代的舊雜誌和舊報紙。在那裡，我不僅了解了最早提倡歌謠和傳說故事的周作人、劉半農、沈兼士、顧頡剛等的業績，也對25歲就成了北大教授、稍後又榮任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最早成立的民俗學會——風俗調查會主席、著有《發須爪——關於它們的迷信》（開明書店1927年版）、《現代英吉利謠俗及謠俗學》（中華書局1932年版）和《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等著作的江紹原產生了仰慕和崇敬之情。江紹原先生是1957年我踏入社會第一個結識的著名學者，那時他才59歲，是中國科學出版社的編審。

江紹原先生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出生於北京，青年時期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預科，不久去美國加利福尼亞求學，後因病回國。1917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作旁聽生。192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宗教學著作《喬達摩底死》。同年，去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比較宗教學，1922年在該校畢業後，又在伊利諾伊大學研究院哲學專業學習。1923年回國，到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授。1927年，江紹原應魯迅之邀赴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院英吉利語言文學系主任、教授，兼任國文系課程，開設了「迷信研究」課程。1930年夏與鍾敬文、錢南揚、婁子匡等聯合發起成立中國民俗學會，創辦《民俗周刊》（在杭州出了40期），先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最近民俗研究範圍與傾向》《民間的疾病傳染》《寧波端午老虎畫集序》等文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山西大學英語系教授、中國科學出版社編審、商務印書館編審和顧問。

我在中國民研會研究部工作時，職責是翻譯蘇聯和其他國家（包括歐美）的民間文學資料，聯繫「五四」時代的民間文學專家，組織學術活動。我陸續翻譯了一些蘇聯民間文學研究的資料和文章，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和《民間文學》編輯部主任汪曾祺的幫助與支持下，在內刊上和《民間文學》上發表。江紹原也在全力關注蘇聯民間文藝學界的學術動態，其專業方向也從民間俗信研究與比較宗教學轉移到了民間文學上，原本熟練掌握英語等多種外語的他，又自學了俄語，陸續翻譯出版了一些俄文版的民間故事集，如《塔吉克民間故事集》（1952）、《哈薩克民間故事》（1954）、《印度民間故事》《西非神話寓言動物故事集》（1957）、《鸚鵡講的故事》（1958）等。同時還翻譯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與蘇聯民間文學理論，出版了蘇聯民族學家的多人合集《蘇維埃人種學譯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以「文種」的筆名翻譯的布賓諾夫等著《資產階級民族學批判譯文集》（三聯書店1956年版）等。當他在雜誌上讀到我翻譯的波米蘭才娃的《蘇維埃民間文藝學》、契切羅夫《民間文藝學》（為《蘇聯大百科全書》所撰詞條）和《蘇維埃民間創作的歷史材料》以及古雪夫的《論俄羅斯民間文藝學史的研究》等當時蘇聯著名學者寫的民間文藝學文章後，對我這個初登譯壇的年輕人倍加註意，開始引為同道。我也開始常去拜訪求教於他。他把所譯之《資產階級民族學批判譯文集》一書籤名贈送給我。他的活動範圍大致只有三個地方：一是他的家。他借住在好友周作人西城區八道灣11號住宅的北屋裡，只有一間住房，很狹窄，室內一張大床上躺著常年卧病（癱瘓）在床、懂俄語能翻譯書稿、被稱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的兒子江幼農。二是文津街北京圖書館的閱覽室，他經常到那裡借書看書查資料和伏案翻譯外國學者的著作。三是朝陽門內大街117號科學出版社的編輯室。就是在他的編輯室里，他要我把已經譯成中文的蘇聯學者的文章合編為一集，他要幫助出版，這就是我和妻子馬昌儀合譯、索柯洛娃等著《蘇維埃民間文藝學四十年》（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我約他撰寫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民間文學觀的文章，他把一篇研究恩格斯的《德國民間故事書》的論文《恩格斯論德國民間傳說中的龍鱗勝和》交給了我，經我的手在《民間文學》1961年第9期上發表了。這大概是這位25歲就當上北京大學民俗學和比較宗教學教授、為中國民俗學的理論奠基作出了很大貢獻的學者，在《民間文學》上發表的唯一的文章。

1962年8月23日，我受命在國際俱樂部主持組織了民間文學界「專家交誼會」，重點邀請了一些在京的「五四」時期的民間文學專家到會，有顧頡剛、魏建功、江紹原、常惠、容肇祖、楊成志等，還組織他們在頤和園乘船游昆明湖，在聽鸝館用餐，並全體留影。

那些年，我常去他的府上求教，和他成了忘年之交。他對後學的無私教誨和傾情幫助，使我永誌不忘。後來他調到商務印書館任編審、顧問，我則先後到新華社和《文藝報》工作，來往就少了。1983年9月，我應文藝界老領導之召，從中國作家協會調回到年輕時供職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主持研究會的日常工作。哪想剛剛到任沒幾天，江紹原先生就逝世了。噩耗傳來，我非常悲痛。鑒於我與江先生的交情，他又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顧問，商務印書館的領導要我在他的追悼會上致悼詞，我在悲痛中接受了這一委託。冥冥中我意識到，我和江先生的相識結緣，也許是一種緣分吧。

他逝世後，我派王文寶同志去就他的藏書進行溝通，他的家屬將其捐贈給了中國民研會。民研會圖書資料室成立之初，無論是藏量還是珍藏，在全國文聯所有協會研究會的圖書資料室中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曾先後接受過許多文化名人的捐贈，如疑為劉半農的《綏遠民歌集》手稿，周作人的《紹興童謠》手稿，容肇祖的《粵謳》《迷信與傳說》《二荷》與《歌謠》周刊，程硯秋的寒亭年畫，公木的《陝北信天游》等一大批捐贈品，當時又增添了江紹原先生的包括《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在內的「五四」時期民間文學報刊私藏，這在那時甚至現在，都是很珍貴的。我作為研究會的負責人，特批了五百元人民幣給家屬，作為報償。後來王文寶從他的遺存書刊材料中挑出幾種，與他的女兒江小蕙女士一起編成《中國禮俗迷信》（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古俗今說》（上海文藝出版社）等出版了。

江先生一生追求進步。抗戰時不忍離國他去，不任偽職，過著清貧的生活。抗戰勝利後，參加1946年的地下黨組織的反對選舉偽國大代表的中山公園音樂堂大會，並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拚死爭自由》的文章。商務印書館起草由我宣讀的《悼詞》中說：「江先生在國家民族遭受嚴重危難時期，追求真理，不畏強暴，表現了民主革命精神、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氣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對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充滿信心。」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追求和情操，表現在學術研究上，就是他的創新和開拓精神。我在青年時期同江紹原先生結下的學緣，前後經歷了漫長的26個春秋，他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為人品德和治學精神一直鼓舞和激勵著我。

（文章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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