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民國學術批評的源流及其命運

由於個人閱讀興趣的緣故，我也習慣去翻看一些西文學術過刊的書評，比如《古典語文學》（Classical Philology）的書評專欄，比如還有《古典學評論》（The Classical Review）這樣專門的評論性質的雜誌。中世紀文史和文藝復興時期研究的專門雜誌，乃至西方漢學雜誌，都往往有重要的書評欄目。布林茅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在網上辦了一個古典學書評的郵件組，訂閱後就會每天給你發全球學者關於幾種主要的西方語言寫成的古典學著作書評。這些書評往往都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是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依據。前不久，我才收到一封信函，說是突然發現某個書評人和所評書籍的主編有著明顯深厚的專業關係（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於是宣布此書評不予發表，並重申了他們在出版道德（publication ethics）方面的至高標準。

這讓我想到，我們中文學界的書評現在還很不足，主要一點是，寫書評的人很多都是捧臭腳的門人弟子，否則也是沾親帶故的朋友。因此，我很好奇，我們很多學者為何總是懼怕、厭惡別人的批評？如果說出版社編輯會不滿，顯然是覺得擋了財路。但是學者往往靠稿費，銷量並不必在意。別人指出你的問題，其實是對自己也是有幫助的，難道不說問題就不存在了嗎。顧炎武所謂「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至現代傳媒興起後，權威獨尊的作者是根本不存在的，書評使得成書的著作可以進一步完整，形成某種對話。更何況，文本一旦問世，即與作者本人失去關係，作者哪能像父母護孩子一樣不準別人議論這個書呢？

我想考察一下，在中國近現代社會，報刊等大眾傳媒問世，現代印刷業興起，大學建立，知識分子職業化，這些條件具備之後，我們的學術批評曾經有什麼樣的作為？後來又發生了什麼變化。時間關係，在此只能簡單地列舉一些現象，並做一些評述，也許論證邏輯還不夠準確，部分例證有些片面，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教。

清末雜誌如《國學叢刊》所謂「書平」欄目里的文章，題目上往往寫作「序」或是「敘」。序跋會附著在所評書籍上一同刊布，故有些內容可不必介紹。舊學人物都顧及面子，不肯真講批評的話，當然也可以婉轉表達一下自己的意思。如果是批評性的書評文章，和書籍一起出的，倒是類似解放後所謂供批判的毒草書籍上附帶的序跋有此性質。中國並非古來沒有學術批評的傳統。比如「書後」這一文體，有點兒區別於序跋，序跋多少是替作者道其苦衷的意思，乃呂祖謙所說的「隨事以序其實」（陳澧在《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曾提出朱子晚年尊重東坡的觀點，錢鍾書考察說，依據不過是朱熹文集中的題跋，所謂「夫題跋東坡遺墨，斷無上門罵人之理」。題跋和序跋不太一樣，但這裡應該是一類文體。可見呂祖謙所說的實，也只能是檯面上的客套話，不能真的實話實說的。補：實際上朱子語類中另有證據，可見朱熹對蘇軾的義理之學有稱讚處，那更有說服力。這裡錢鍾書只是指出陳澧的引證有問題。）；書後用姚華在《論文後編》里形容的，是「意必抽於前文，事必引於原著」，是更貼近文本的。晚清人的集部裡面有很明顯帶有批評原書學問意味的書後體文章，比如陳澧《東塾集》卷二「書《海國圖志》後呈張南山先生」，指出《海國圖志》的若干問題；還有如劉師培《左盦集》卷八「讀《全唐詩》書後」的上下兩篇，好像應該是第一篇對《全唐詩》整體的編纂問題進行歸納總結的文章。陳、劉文集的書後這類文章都類似書評，其風格體式與今天我們習見的書評寫法很接近。類似的文章比較著名的，還有何啟、胡禮垣的「《勸學篇》書後」、梁啟超的「讀《日本書目志》書後」，等等。當然唐宋以來學者也有許多其他的學術批評方式，比如書札、日記、筆記、詩文、評點、註疏等，甚至還包括了小說戲曲。清代人像葉燮《汪文摘謬》，對於汪琬的文章選九篇逐一批評，其價值不下於《原詩》；錢謙益的《列朝詩集》、黃宗羲的《明文授讀》，也都在按語中有不少批評學問的內容，當然這些批評大多並非針對於專書而發。

依照桑兵在《近代中國學術批評》前言所說的意思，中國現代學術批評中的書評是和歐美漢學有直接關聯的，他舉出一前一後即伯希和與楊聯陞兩位「學術警察」的例子。此外日本學者對中國學者的書評也有示範作用。我覺得民國以來的書評也受到傳統述學文風的影響，包括序跋和書後兩體。但桑兵先生的意思是說，書評形成氣候，變成一種公開發表不同意見的學術批評方式，當是受到海外學者的影響才開始的。胡適寫了一些書評，位數不算多，有人編他的《書評序跋集》其實是以序跋為主，他主張書評不應以批評為主，1926年在《現代評論》發表《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開篇就說：

近來雜誌上的「書評」，似乎偏向指摘謬誤的方面，很少從積極的方面紹介新書的。

照胡適的說法，戰前中國學界的圖書評論，就往往等同於指摘謬誤，這被他看作是不積極的。其實我們要記得梁啟超當年批評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發表了還要去公開演講，胡適私下責怪其不通人情。說起來梁任公倒是在這一點上比胡適更激進。他在書評中說：批評不等於介紹，介紹講出好處和要點就夠了。批評，則要對原書別有貢獻，胡適的書好處大家都看到了，因此我只說欠缺的或不對的。今天我們看來，梁啟超的說法更有價值。因為書評的主要功能就該是批評，而非出版社媒體做的廣告，那隻管一味吹噓、過度褒揚；或是熟人師友的讚譽及談其背景，其實應該歸於序跋一體中。還有人讀書記錄其中的要點、新材料、新觀點，這其實是札記的功能，如果公開發表，其實類似於圖書信息的通訊報道。還有的是封面黨，沒看內容，就發一番感慨議論，那更是書話或是隨筆散文了。書評當然也可以寫以上這些內容，但主要還是應該做一些批評。梁任公身體力行，他自己就有這種接受批評的氣度。張蔭麟讀書時為梁啟超給胡適寫的書評作反書評，質疑其「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梁啟超對此非常讚賞，「吾輩當善加輔導，俾使成史學界之寶」。張蔭麟年輕時寫了不少書評，他出國前還有「評郭沫若譯《浮士德》上部」一篇，列舉譯文的種種錯誤（說郭譯無頁無之，全列出來篇幅要超過原書）。郭沫若顯然沒有梁啟超的風度，他以沒有心情為由，過了近二十年才譯了《浮士德》下卷。

蕭乾在1935年出版了一本題為《書評研究》的小冊子。其中引美國圖書館學家的話，謂書評大抵可分為四種：其一就是學者專家寫的書評，這種書評很專業，但也易於有派系門戶之見，喜歡吹毛求疵，不顧全局。另外三種，還有欣賞、謾罵和報紙上的趣味書評（旨在追求熱鬧，而不重批評基礎）。他認為現在這四種書評都在中國萌芽成長了。蕭乾當時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和《國聞周報》先後出任編輯，這兩個刊物都有書評專欄。因此他頗為注意書評這個文類，小冊子後面有一節「理想的書評」，摘錄了很多英美雜誌的書評欄目編輯的要求，一共十七條，然後他總結為：不說廢話，不說空話，文字不能笨拙，但俏皮華麗了也等於是空話。我很注意學術著述的文學才能，我想蕭乾這裡對於一種比較廣泛意義上的書評的要求，其實也可以拿來作為對於學術書評的要求。

1937年初有個書評雜誌《書人》創刊，第一、二號有三位學者著文專門談他們對書評的看法。吳世昌的《中國目前需要書評》、朱光潛的《談書評》、王力的《做書評應有的態度》。朱光潛主要談的是文藝批評，我們在此不談；吳世昌主要談的是學術書評，他的意思是學術思想的盛衰系乎國運，書評雖非顯學，卻是切實有意義的工作。為什麼呢，他說當下圖書出版最大的問題就是抄襲，而名流學者喜歡對中國人講西學、對外國人講漢學，犯了虛浮的毛病，嚴肅的書評可以對此進行抨擊和糾正。吳世昌還說中國人有鄉愿的老毛病，提倡嚴格的批評，可以減少人情的毒害。王力雖然認為書評不一定要給對方挑錯，但他主要談的其實都是那種會得罪人的書評，因此開篇說：一個人讀了書有意見可以發表，「又何必學那些『閱世深、趨避熟』的人們，只顧『獨善其身』呢？」後文他區分書評有對人對事兩個方面，比如對人，他提出要署真名、不避名望高低和交情深淺，有一點很重要，他說「曾經批評過你的人，尤其是曾經以不正當態度批評過你的人，他的作品你不必批評」，我讀此言深有感觸，覺得今天很多學者都沒有王先生的這個見地高明。對事他談了六點，我覺得值得一提是第一點，「沒有價值的書有時也可批評」，因為這種書有時會博得廣大讀者，因此要指出其錯誤，「以正天下之視聽」。前幾年，高山杉和劉錚幾位的書評時常見報，就有學者抱怨說晚上睡不好覺，夢見高、劉諸公寫他們了。我想就是這個道理。王力還談到書評不要使用諷刺挖苦的語氣和反詰修辭，這都是認為有刻薄為文的確定，影響到他所提倡的「質而寡文」的境界。這也可供今天我們來參考。刻薄狹促的諷刺譏嘲之批評也並非完全要否定掉。這要看批評者的出發點為何。假如目的是為了抬高自己，有名利可圖，自然是為人所不齒。但是假如並無功利上的追求，造一些「精緻典雅的淘氣話」，那倒是痴氣旺盛的表現。

戰後書評雜誌和學術書評的恢復，除了桑兵提到的楊聯陞在史學評論方面的貢獻外，還有一些別的線索。比如錢鍾書在1946至1948年間出任南京中央圖書館英文館刊《書林季刊》的編輯。圖書館館刊發表書評是民國這類刊物常見的事情，這裡特別之處是他寫了四篇英文書評，評論英法文的漢學著作。批評西方漢學家的失察和誤判，可以說是把楊聯陞所謂的「漢學警察」在中國設立了個分局。錢鍾書寫過的書評也有不少，范旭侖先生曾對《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中的錢鍾書未署名書評加以稽考，光這一個刊物就至少有二十篇（《錢文二十首》）。他讀書時批評過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和沈啟無的《近代散文鈔》，這裡面按照張麗華的研究，幾乎就是錢鍾書平生論文學史的核心出發點。周作人後來在別的文章里不動聲色地有所回敬，但其實已經是敗下陣來的。（畢樹棠《螺君日記》1932年12月5日：「晚間錢鍾書君來訪，議論風生，多真知灼見。論文學史，分『重要』與『美』兩種看法，二者往往為文學史作者所纏夾不清，其說極是。」按此即錢鍾書所批評周作人之關鍵。可見其《論復古》（上篇）所提的問題：「文學進化」是否就等於「事實進化」？）但是默存先生後來就也不再直接發言，我們對照他1958年公開發表的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書評和他札記中對錢萼孫學問的譏嘲，就可知一二，在此不必多說。

民國時代很多著名學者的書評，都力圖追求切實直率的文風。像水天同1935年批評茅盾書中對但丁《神曲》的介紹、羅念生評鄭振鐸譯《希臘神話》，像李長之評張君勱《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像穆士達、馬玉銘等人批評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還有像馮承鈞評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以及張的反書評，我們都可從中看到學者求真的尊嚴。這種學術風氣，倒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有些變化，我不是說民國時代的書評都是如此，到了新中國便都不是如此。而是說，不同功能和態度的書評都還存在，但是存在的方式有了些不同。我們舉出幾個例子來：

1951年傅雷寫給宋淇的信中說，錢鍾書告訴他，燕京有一狂生（吳興華？）給蔣天佐譯狄更斯《匹克威克外傳》校出三千多條錯誤，寫成稿紙四百頁寄《翻譯通報》，以「態度不好」退回。為什麼是「態度不好」？後來蔣天佐這譯本在1961年出了修訂版，後記說得到錢鍾書的屢次指教。這當然是態度好了。蔣天佐在50 年代初是上海文化界黨總支書記，公開逐條批評他，當時是態度不好了。

而另外一種情況，這種態度不好的書評又被得到鼓勵。李學勤在1957年《考古學報》發表「 評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曹道衡在1958年的《文學研究》發表「對《宋代詩人短論十篇》的意見」，即是對錢鍾書《宋詩選注》抽樣本的批評，這都是青年學者拔白旗的典範。李、曹兩位晚年各生悔意，前者我們可從何偉的《甲骨文》中看到，後者可由曹老爺子文集不收此文而知。還有鄧之誠的例子。我們看他1959年的日記，說日本「小鬼」批他的《東京夢華錄注》，耿耿於懷，半年後去世。入矢義高的言辭非常激烈，但這時候就不顧其「態度不好」，反而要譯成中文，在《古籍整理出版動態》上發表了。後來鄧之誠日記又記於《光明日報》上看見鄧廣銘等人批評他的文章，就襲用日本人的語句，「蓋賞其能罵我也」。

學者的尊嚴，不應受到體制的限制和拘束。學術成果除了規定的那些標準之外，學術著述有很多周邊的衍生物，日記、書信、註疏、翻譯、題跋、筆記、札記、掌故、隨筆，還有書評。在政治空氣緊張的時代，學術批評被放在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處理上，自然不主張針鋒相對；但在批判樹立的標靶時，激烈的書評就成為了一種利器。這種批評模式在今天看似早已消泯，其實往往仍被保存為一種敵我對立的思維。如果我們談理想的學術批評環境，當然希望書評者秉持公心，抱著如梁任公所說為原著做貢獻的目的，來匡正指摘；被批評的作者也應當有氣量接受非議甚至不夠善意的諷刺。實際上我們發現雖名曰現代學術，但在中國依然往往還是以人情、地位等外在因素為主導。民國時代雖有很好的學者書評作為示範，但僅此是不夠的，只要學者的求真思想、信念和人格還未健全，學術體制自身所應有的、不是外來權力制定的那些規則和尊嚴還未建立，我們隨時還會倒退回起點去。

摘自張治《蟻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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