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通知遠：從碎片化到整體史研究

【編者按】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中國史學研究的繁榮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無論是學術生產的數量和質量、研究隊伍的規模和水平，還是研究成果的梯度傳播形態和社會影響，都得到了顯著提升。同時，史學研究的領域分化越來越細密，從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不斷拓展到公眾史、微觀史、環境史、醫療史、城市史、書籍史、情感史、婦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口述史等不一而足，展現了生機勃勃的學術圖譜；史學分析的視角和方法論建構亦越來越多樣化，尤其是近年來跨學科綜合、全球史視野、大數據方法的接續興起，更是助推史學研究不斷拓展進學術繁盛的新階段。毫無疑問，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史學走進全面繁榮發展的40年，是學術成果積累呈現繁花似錦的40年。然而不可否認，史學領域在諸多著述紛繁的映照下，也在客觀面臨著一些新現象、新問題與新挑戰：隨著史學領域的不斷「深耕」引起碎片化現象，學者如何正確把握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研究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創新性定位和具有可持續性的整體發展？網路自媒體的勃興和非職業史學「觀察家」的立說，將給史學研究傳統造成哪些不同程度的衝擊？面向未來的史學研究邏輯建構，史學研究者應如何進一步開展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學術工作？在有效深化學理研究的實踐進程中，史學工作者需要具備哪些優良的學術技藝與思想素養，才能有機融入新時代史學繁榮發展的學術洪流？基於此，我們有針對性地選取了中國社會科學網編髮、轉載的重點史學研究成果，旨在依託紮實嚴謹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論，回顧2018年迄今中國史學發展進程中的學術熱點，力求形成富有時代特色的學術啟示，為更好地推進中國史學研究創新發展助力。

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歐美史學界出現了語言學轉向與後現代史學的「理論自覺」，導致整體史寫作路徑遭到越來越專業化與碎片化的史學研究傾向的「新批判」。與此同時，社會史、新文化史與微觀史等專題研究的不斷深化，進一步加深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趨勢。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的專著《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及其中譯本的出版，更是引發中國史學界對碎片化問題的熱烈討論。[1]近幾年，隨著網路媒體和自媒體的興起，「短閱讀」蔚然成風，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再次成為學術關注的焦點之一。

「碎片化」引發強烈關注

2018年，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現象引起學界廣泛關注。注重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從來都是史學研究寬廣視閾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論要求之一，這深刻源於二者是構成歷史過程在「尺度」意義上的伴生關係。然而，歷史發展的宏闊進程不能代之以宏大歷史研究與微觀史學研究的簡單相加。其中，作為一種西方史學研究潮流，微觀史學儘管具有國際性特徵，但是它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手段帶來的卻是史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和建構功能的「碎片化」消解，甚至會導致史學學科空洞化、邊緣化的危險。對此，高翔指出：「史學研究領域存在著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現象，這不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2]究其實質，任何社會歷史文化現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對宏大歷史的微觀研究並不等於對細微現象全部進行簡單還原的「微觀實證」積累，也就是說，歷史決不是雞零狗碎的聚合物。缺乏大時代與大思想、大關懷與大問題、大聯繫與大序列、大理論與大闡釋的研究形態，只能導致論題與價值的特殊化、個別化甚至邊緣化的存在形態，歷史也就成為彌散化的、零散的社會物象以及缺乏意義關聯的片段或碎片。這必然造成歷史構成要素之間的弱連接關係，走向無節制的隨意闡釋或強制闡釋的境地，歷史的碎片化脫離了社會變遷的真實面目，嚴重消解了歷史主體與歷史主流乃至歷史主題的應有實踐形態與價值形態。於是，與之相關聯的碎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頑固走向小論題、個案化、深度描述的盛行。這種現象正如李紅岩所形象描述的：「伴隨著繁榮發展，生髮了一些令人擔憂的新現象。突出表現是：研究內容碎片化、研究主題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學化。」[3]侯建新則提出：「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現象，原創力度不足。」[4]錢乘旦明確認為：「在歷史研究的認識論方面有一個嚴重問題需引起高度重視，就是『碎片化』。」[5]楊國強也談到碎片化趨勢的危害性：「九十年代以來，這三十年的史學研究推崇史料，走到極端，就可能會使我們看不到整體的中國歷史，推崇理論，走到極端，就可能會使我們只看到各式各樣的理論，而看不到貫通的中國史。這種偏失，造成了九十年代以來由否定宏大敘事開始的歷史研究越來越趨向碎片化。」[6]

面對碎片化問題，有的學者認為應當拒絕，[7]也有的認為不必擔憂。[8]那麼，什麼是碎片化？筆者贊同鄭師渠對碎片化現象的兩種區分：「一層是指將物體打破，使之化為碎片；二是指先將物體打碎，使之成為待鑄新體必需的材料或過程……一是放棄總體性(總體史)，導致了『碎片化』；二是堅持總體性(總體史)，但在新舊更替之際，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趨向多元化，一時也會呈現某種『碎片化』現象，那是學界醞釀新突破、新綜合的必要過程。」[9]很顯然，我們應該堅決拒絕第一種碎片化，而努力將第二種碎片化「串」起來，正如楊國強所言：「其實就整體研究總是要分解開來才能深入而言，碎片亦是應有之義，但分開之後總還要回歸到整體，否則被分開的片斷既無來路，又無意義。」[10]

從碎片化到整體史

面對史學的碎片化趨勢，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又當如何做呢？高翔強調：「必須立足中國的土地，說中國話，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研究範式，推出體現中國思想、中國精神、中國風格的鴻篇巨製。」[11]毋庸諱言，「碎片化」傾向蓋由微觀研究路數衍生而來，正是所關注的研究對象及其問題化走向細小瑣碎，導致本應具有整體性或系統性的理論關聯度喪失，繼而造成完整的歷史發生邏輯與價值意義系統的「解組」，因而反映在學理層面就是不僅內在地瓦解了宏大敘事與歷史規律性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嚴重阻抗了歷史真實與意義系統的證成，這樣的所謂史學研究決難達成健康的學術創新，更危及學術話語邏輯有效性支持，進而直接危害了歷史主體真實的時代風貌。對此，李紅岩鮮明地追問道：「在內容空前豐富的情況下，歷史的骨骼、主流、主幹是否受到了遮蔽？換言之，豐滿的血肉是否拖累了骨骼？豐茂的枝葉是否掩蓋了主幹？細密的支流是否漫溢了主流？」「這樣的追問，在學術意義上關注的是歷史學真善美的全體大用，在社會學意義上體現的是歷史學家的一些新不安。」[12]為此，正視問題，不斷拓展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成為須臾不可忽視的重要論域。從基礎理論研究出發，特別是不斷夯實和完善史學基礎學科的研究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正如姜勝利所提出的：「基本理論的完善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誌。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基本理論研究，主要集中於什麼是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的目的和意義、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中國史學史的分期等基本問題。目前，對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還存在不少分歧，需要不斷深化研究，進一步形成共識。」[13]針對紛繁複雜的歷史研究對象，透過歷史現象進入歷史問題的深層本質，是史學研究取得紮實成果的唯一路徑。正如歷史的細節不會重複，重複出現的是長期起作用的深層結構和內在動力，王立新明確主張：「歷史學家的職責不僅在於描述細節，而在於揭示這些深層結構和動力。宏觀思考的意義還在於它以簡約形式提供的知識和見解更易於傳播和領會，有助於歷史教益的汲取，也更能提升精英和決策者的識見、眼光與能力。」[14]綜上，幾位學者都認為，面對史學的碎片化趨勢，我們應當回歸整體史。

那麼，碎片化的史學怎樣被串成整體史？羅志田提出：「如果承認史學本是一門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則其基本精神，或許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從斷裂的片段看到整體的形態和意義？或者說，我們怎樣使書寫出來的歷史並非一堆碎散的文辭，又儘可能避免讓歷史成為後人的系統性『代言』，而失卻了本來的面目？」[15]也就是說，如何將碎片化的史學融會貫通，使之疏通知遠，而又不失歷史的本來面目，這除了需要作者本人廣博的知識、深厚的素養、嚴密的邏輯思維之外，還需要史家合理的想像力[16]，在散碎的史實間架起一座座紮實的橋樑。

疏通、通識與協作

法國學者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曾做過一個有趣的引證，古朗日（Fustel deCoularges）對他的法國聽眾說：假設一百名專家通過抽籤來分別研究法國歷史的各個片段，你認為他們最後能寫出法國歷史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他們之間缺少事件的聯繫紐帶。[17]可見，聯繫的紐帶也是很重要的歷史，而要想疏通這些紐帶，既需要廣博的知識，又需要專精的學問。《隋書·經籍志》中說：「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戒焉。」[18]章學誠說：「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緻力之處，則如錢之散積於地，不可繩以貫也。」[19]古今中外的學術史家在不同時代條件下都形成了一個相同的結論：要將碎片化的歷史疏而通之，必須擁有淵博而專精的學識和素養。

「歷史研究『碎片化』的另一種表現，是目前的斷代區隔過於森嚴。一些作者為知識背景所局限，寫出文章來『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只在自己所熟知的領域就事論事，而不能從長時段的角度去動態地分析問題。」[20]這就提出一個整體意識的問題。陳寅恪強調，治史須有「通識」，[21]錢穆主張重視通史研究，要「上溯淵源，下探究竟」。[22]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專深的歷史研究時，應該有一個觀照宏觀的問題意識。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不過在考察問題的理論思維過程中，正視問題不僅僅是能夠發現問題，而且要善於發現真問題，識別虛假問題，碎片化的「微小邏輯」總是無法承擔問題之「真」所具有的歷史重量的，相反，只有在深入探究歷史問題的宏大敘事所承載的全要素結構，增強問題意識，才是始終堅持問題導向的同義語，所形成的研究結論才能真正接受歷史的嚴苛檢驗，而不會在思想與價值的大尺度綜合研判中轟然倒塌，成為貽笑大方或遺臭萬年的理論標本。而這恰恰是不學無術的代名詞。

應該說，整體史研究路向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團隊合作付出艱辛努力，單靠個人的力量很難繪就統攬全局的歷史畫卷。「歷史包羅廣泛，地域遼闊，時間漫長，即便是天賦超群、學識淵博的大家，也不能『包打天下』……眾多學者將各自細緻描摹的點連接起來，就能形成比較清晰而廣闊的歷史圖景。而且，只有在大量專家鋪就的台階上，才能崛起通人大師；只有藉助眾多的專精成果，才能誕生傳世的鴻篇巨製。」[23]正如馬克·布洛克所言：「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而只有通過眾人的協作，才能接近真正的歷史。」[24]惟其如此，「述往事，思來者」，我們才能不斷拓寬視野看世界、看中國，看歷史、看未來，從而在改革開放40年中國學術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繼承馬克思主義學術傳統，在鑒往知來中真實把握重大歷史命題的生成邏輯，在學術創新中掌握破解問題的主動議程，在議題設置中增強中國特色學術話語的智力支持與學理支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網采編中心）

注釋：

[1]《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這兩期涉及碎片化的論文共計13篇。

[2]高翔：《推動新時代中國史學繁榮發展》，《人民日報》2019年1月15日，第5版。

[3]李紅岩：《中國史學四十年：樣態、潛流、走向》，《中華讀書報》2018年12月5日，第5版。

[4]侯建新：《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40年》，《世界歷史》2018年第4期。

[5]錢乘旦：《改革開放以來的英國史研究》，《世界歷史》2018年第4期。

[6]於淑娟：《史學四十年︱許宏、嚴耀中、孫江、楊國強談史學的探索與反思》，澎湃新聞，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4360。

[7]章開沅：《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8]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9]鄭師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之我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0]於淑娟：《史學四十年︱許宏、嚴耀中、孫江、楊國強談史學的探索與反思》，澎湃新聞，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4360。

[11]高翔：《推動新時代中國史學繁榮發展》，《人民日報》2019年1月15日，第5版。

[12]李紅岩：《中國史學四十年：樣態、潛流、走向》，《中華讀書報》2018年12月5日，第5版。

[13]姜勝利：《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繁榮發展》，《人民日報》2019年1月14日，第9版。

[14]王立新：《從外交史到國際史：改革開放40年來的國際關係史研究》，《世界歷史》2018年第4期。

[15]羅志田：《非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6]參見崔蕊滿：《史學與想像：歷史構思的三種範式邏輯》，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his.cssn.cn/sjs/sjs_sxllysxs/201901/t20190128_4818180.shtml。

[17]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黃艷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38頁。

[18]魏徵等：《隋書》第4冊，第992頁，轉引自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173頁。

[19]章學誠：《章學誠遺書》，第89頁，轉引自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178頁。

[20]龔留柱：《避免史學「碎片化」，「會通」之義大矣哉——「三十年秦漢史研究的理論反思」筆談之三》，《史學月刊》2011年第5期。

[21]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摘二編》，第280頁，轉引自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176頁。

[22]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第168頁。轉引自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176頁。

[23]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179頁。

[24]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5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宗悅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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