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玲：美歐跨大西洋關係的現實走向

特朗普上台以來，美歐圍繞氣候變化、安全防務開支、貿易爭端以及伊核協議等一系列問題陷入衝突。衝突的根源是雙方在變動的國際格局中，由於不同的國際行為體特性、不同的戰略地位以及各自不同治理體系所引發的觀念衝突和利益分化。

（一）國際地位和力量特性不同決定雙方「單、多邊主義」的觀念之爭

歐盟具有制度和規則優勢，多邊主義機制是其施加影響和實現利益的最佳方式，多邊主義國際秩序被認為是其和平與繁榮的基礎，其既無意願也無能力採取單邊行動。美國作為霸權力量，從不受制於多邊主義約束，多邊機制對其僅有工具性價值。戰後美歐曾共同受益於其主導的國際秩序，雙方雖有多次單、多邊主義之爭，但維護既有秩序曾是共識。新興力量上升和美歐各自內部的經濟、社會危機改變了其對既有國際秩序的共識。歐洲仍認為其和平與繁榮依賴於多邊國際秩序，希望利用自身制度和規則優勢，通過多邊機制規範新興大國，維護自身影響，應對內外危機，並認為多邊機制受損威脅其利益。然而，美國日益將現有多邊機制視為實現利益的羈絆，這與歐洲的政治理念漸行漸遠。

（二）參與全球化程度及治理模式不同決定雙方在貿易問題上的不同立場

歐盟在資本商品、中間商品、機械和電子產業等方面相比美國都表現出更多的競爭優勢，歐盟成員國產業相比美國在出口產品中實現了更高的附加值。除此之外，在投資方面歐洲是更主要的全球化力量。貿易對就業的促進程度在歐洲也表現得更為明顯，推動歐洲一直將更加進取的全球化貿易政策作為促進就業的重要手段。美歐不同的勞動力政策使其面臨的反全球化壓力也有所差別。歐盟僵化的勞動力政策和良好的失業救濟政策雖一直飽受詬病，卻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社會調節作用，緩解了貿易的失衡效應。美國雖有貿易調整援助相關政策，但其嚴苛標準使能夠獲益的失業人數比例較低。此外，不同的市場一體化經驗也使得美國反對自由貿易的聲音更強。相比美國在推行北美自由貿易區過程中引發的批評，尤其是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歐盟在深化東西歐國家貿易合作、促進對外投資過程中，更好地實現了優勢互補，沒有嚴重影響西歐國家的就業。

（三）美歐安全利益偏移增加了雙方安全責任分擔的矛盾

冷戰結束以後，美歐安全合作一直受到雙方安全認知和政策優先不同的影響。奧巴馬時期，「美國戰略東移」是美歐安全戰略偏移的標誌。美國戰略東移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從地緣競爭角度看待中國崛起，並由此產生戰略焦慮。與美國不同，中國對於歐洲的威脅則沒有那麼明顯，歐盟從不視中國力量的上升是安全威脅，歐洲國家政府更多關注中國帶來的經濟機遇而不是地緣挑戰。美國戰略東移與歐盟安全環境惡化同時發生，加速了雙方安全認知和政策優先的偏移。面對多重危機和周邊亂象，歐盟全球戰略明確將保護自身安全和維持有韌性的周邊作為首要優先。與歐洲對周邊安全和穩定的關切相比，美國在實現能源自給後，其自身現實利益並不直接受中東亂象影響。除此之外，美歐安全重心的偏移也表現為雙方在安全責任分擔問題上的衝突。美國對於歐洲「消費安全」而不「提供安全」的不滿由來已久。特朗普上台後加大了對歐洲盟友的施壓力度，一再表示北約經費分擔不合理，對美國納稅人不公平，並因此對北約框架下的集體防禦承諾不時發出矛盾信息。

長期以來，安全合作、經濟依賴、共同的價值觀是跨大西洋關係的支柱。儘管國際秩序調整和美歐內部政治和社會變化正不斷侵蝕美歐關係的支柱性基礎，但根基並未動搖，跨大西洋關係仍具韌性。

（一）歐盟對美安全依賴，北約仍是美歐關係核心紐帶

美歐安全利益偏移引發的矛盾主要體現在針對歐洲南部安全的不同政策以及安全責任分擔問題上，在涉及俄羅斯威脅方面，美歐的一致性沒有顯著下降。儘管特朗普上任以來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的一系列言論增加了歐洲的疑慮，但其在履行對歐洲安全承諾上的實踐保證了延續性。近年來，面對安全形勢惡化，歐洲雖加強戰略自主的步伐，亦採取實際行動加強安全和防務合作，但其安全和防務政策的戰略自主、能力自主以及行動自主短期內都難以實現。只要歐俄關係未解，西亞北非亂象不平，歐洲對美國的安全依賴難以改變，美歐北約框架下的安全關係也不會動搖。

（二）經濟上高度依存的現實未變，美歐經貿合作具內生動力

新興力量在國際貿易格局中影響力上升，但沒有根本改變美歐經貿高度相互依存的狀況。美歐仍是彼此最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與此同時，相互投資仍是跨大西洋關係的根本驅動力量。美歐在彼此吸引外資比重中擁有絕對地位，是雙方貿易增長的內生動力。

（三）民主、人權價值觀仍是雙方的認同紐帶

伴隨著美國實力外交和歐盟務實外交轉型，美歐價值觀外交和協調在跨大西洋關係中呈減弱之勢，但仍是雙方認同的紐帶。雖然特朗普總統的言論和做法，尤其是其對歐洲民粹主義力量的支持和同情損害了美歐的價值認同，但歐洲主流傾向將特朗普與美國主流政治力量和民眾進行區分，認為共同的價值觀仍具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歐盟對外行動署將共同價值觀（包括共同維護法治、民主和人權等）定義為歐美夥伴關係實現60年繁榮的堅實基礎。

美歐關係中的內生性矛盾和雙邊關係中的韌性將共同塑造跨大西洋關係走向。一方面，內生性矛盾導致的利益和觀念分歧將繼續衝擊傳統跨大西洋關係中的戰略盟友基礎；另一方面，美歐關係中的韌性仍是雙方協調與合作的基礎。跨大西洋關係將在很長時間內介於傳統戰略盟友和平等夥伴之間的中間形態，逐漸走向日益鬆散的「議題聯盟」。跨大西洋關係在不同的合作支柱下將呈現不同的表現形式。

（一）經貿領域衝突與競合表現最為明顯

美歐經貿領域內的矛盾將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多邊層面上，雙方圍繞WTO作用及未來發展的矛盾將凸顯；雙邊層面，美歐經貿糾紛將呈現加劇態勢。此外，美歐在數字經濟中由於理念和規則的衝突也增加了雙邊貿易關係的緊張。當然，美歐上述摩擦和衝突並不會完全阻礙雙方在經貿問題上的合作。多邊框架之下，雙方在規範新興行為體的經濟和貿易政策方面有共識。

（二）安全領域走向相對「均衡」的責任分擔模式

儘管美歐都重申北約對於各自安全的根本作用，但雙方都意識到安全關係面臨調整和轉型。雙方分工模式主要表現為歐洲更多承擔其對周邊的安全責任，其對周邊安全的政策自主性加強。未來，一個更加內向、關注自身和周邊安全的歐洲與戰略上以遏制中俄為目標的美國，將逐漸走向更加鬆散、靈活、責任分擔型的安全夥伴關係。歐盟在其周邊安全事務上承擔更多責任，同時也會更自主維護其安全紅線，在美國「遏制中俄」的戰略中雖有配合，但未必亦步亦趨，「議題聯盟」特徵將表現明顯。

（三）價值觀外交在跨大西洋關係議程中的重要性下降

長期以來，美歐不僅通過貿易和援助附加條件的做法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推行價值觀外交，甚至在國際社會以人權、民主和法治為名直接干涉別國內政。但是，在一系列內外環境因素的推動下，在總結自身對外政策的經驗和教訓過程中，美歐的價值觀外交均出現了較大程度的校正，正朝著更加註重獲得現實利益的方向發展。歐盟在其周邊和非洲政策中已不得不在價值觀和利益之間向現實的安全利益傾斜；美國價值觀外交在國內民意基礎亦受到極大削弱。在雙方利益出現嚴重分歧的領域，共同的價值觀將很難是雙方政策協調的基礎，彼此價值觀外交的協調將建立在具體議題基礎上，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工具性」特徵。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原題《跨大西洋關係：走向鬆散聯盟？》，《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網陳茜/摘）

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4期

責任編輯：宗悅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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